我叫李文保，出生在陕南的小山村。二十岁以前，我一直生活在那个被群山环抱的地方，直到1981年考上大学，命运才把我带到了西安。
毕业后，我留在这座城市娶妻生子，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故乡渐渐成了过年时探望父母的地方，一个越来越陌生的符号。后来父母年纪大了，我把他们接到西安。城市生活对他们并不容易，但为了常常见到儿孙，他们还是坚持了下来。
十几年前，父母相继离世，我把他们安葬在西安的公墓，方便平日祭拜。
父母去世后，我很少再回老家，偶尔想起那个山村，记忆总停留在多年前：泥泞的土路、低矮的房屋、袅袅的炊烟。
三年前我正式退休，本想好好享受生活，身体却先出了问题。医院里，年轻医生看着我的体检报告皱起眉：“李老师，您血压、血脂、血糖都偏高，得注意了。建议改变生活方式，多吃素、多运动，最好找个环境好的地方调养一段时间。”
拿着报告单走出医院，妻子王淑芬在门口等我，见我脸色不好，赶紧接过报告单。“三高啊？”她叹气，“早跟你说别总坐着看书，得多活动。”
“医生说最好换个环境。”我犹豫着，“要不……我们回老家住段时间？老房子还在，还有几分地，种点蔬菜没问题。”
淑芬明显愣了：“回老家？都多少年没回去了，那房子还能住人吗？”
“收拾下应该可以。”我望着远处模糊的秦岭轮廓，“空气好，吃的也健康。”
淑芬皱眉没说话。我知道她在担心——我们离开农村太久，早已习惯城市便利，突然回去能适应吗？最终她还是同意了，或许是看到我臃肿的体型和体检单上触目惊心的数字，或许是她心里也藏着对宁静生活的向往。
收拾行李时，我从书柜深处翻出一本发黄的相册，里面有几张年轻时在老家拍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我站在土房前，身后是郁郁葱葱的山林，脸上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质朴笑容。我摸了摸照片，忽然有些恍惚：那个年轻人，真的是我吗？
出发那天，儿子开车送我们到车站，帮我们搬上大包小包，不放心地叮嘱：“爸，妈，要是住不惯就赶紧回来，别勉强。”
“知道知道。”我摆摆手，“你爸我是在那儿长大的，能有什么问题？”
车子驶出西安，沿着蜿蜒山路向秦岭深处行进。窗外景色从城市高楼变成连绵青山，空气似乎也清新起来。淑芬靠在我肩上睡着了，我却一直盯着窗外，心跳随着越来越熟悉的山路加速。
四个小时后，车子下了高速，我们换乘出租车。到李家村时，一条水泥路通向村里，两旁是刚插完秧的水田，绿油油的秧苗在微风中轻轻摇摆。
车子在一栋房屋前停下。典型的陕南民居，红砖黑瓦，院墙塌了一角。院门上的锁早已锈死，我用力一拽，锁扣应声而断。
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院子里杂草丛生，几棵果树却长得意外茂盛。堂屋的门虚掩着，里面的灰尘在阳光中飞舞，屋内摆设还保持着父母离开时的样子，只是落满了厚厚的灰尘。
“这……这怎么住人啊？”淑芬站在门口，用手帕捂着鼻子。
我把行李搬下车，环顾四周：“收拾收拾，铺上咱们带来的东西就行！”
淑芬嘴里小声嘀咕，却还是卷起袖子帮忙打扫。
整整两天，我们都在清理房屋：擦洗家具、修补漏雨的屋顶、疏通堵塞的烟囱。淑芬的手磨出了水泡，我的腰也酸痛不已，但看到老房子渐渐恢复生气时，一种奇怪的满足感油然而生。
第三天早晨，我正在院子锻炼，院门外传来喊声：“保娃？是保娃回来了吗？”
抬头望去，一个佝偻着背的老人站在门口，拄着拐杖。我眯眼辨认——是村东头的李大爷，我小时候常去他家蹭饭。
“李大爷！”我赶紧放下斧头迎上去，“是我，文保！”
“哎呦，真是保娃啊！”老人咧开没剩几颗牙的嘴笑了，“听说你回来了，我还不信呢！城里住得好好的，咋想起回这穷山沟了？”
我扶着他进屋坐下：“退休了，回来住段时间。这是淑芬，我媳妇。”
淑芬端来茶水，李大爷眯着眼打量她：“城里媳妇就是不一样，白白净净的。”
淑芬不好意思地笑笑，转身去厨房忙活。
“你爹娘走了有十年了吧？”李大爷啜了口茶，“时间过得真快……记得你小时候，总来我家偷枣吃。”
我笑着点头，心里涌起一阵暖流。在这个老人眼里，我还是那个调皮捣蛋的“保娃”，不是什么退休教授。
李大爷坐了一会儿，临走时从口袋里掏出几个鸡蛋：“自家鸡下的，新鲜着呢。你们刚回来，肯定没啥吃的。”
我推辞不过，只好收下。送走李大爷，淑芬看着那几个沾着稻草屑的鸡蛋，犹豫地问：“就这样收下不好吧？”
“没事，”我笑了，“过几天空了，我去买点东西感谢下。”
那天中午，我们用李大爷送的鸡蛋炒了香椿芽——从院里香椿树上刚摘的。淑芬吃了一口，眼睛一亮：“真香！”
下午，又有几位老人来串门。他们有的叫我“保娃”，有的叫我“文保”，都带着自家种的蔬菜或腌的咸菜。淑芬从一开始的拘谨，渐渐也能笑着和他们聊上几句。
晚上，我们躺在刚晒过的被褥上，听着窗外的虫鸣。淑芬忽然说：“这些人……真热情啊。”
“农村就这样，”我望着黑漆漆的屋顶，“谁家有点事，全村都知道。”
“跟城里不一样，”淑芬翻了个身，“咱们在西安住了三十年，对门邻居姓什么都不知道。”
我没说话，心里却泛起一丝异样。这是我曾经拼命想离开的地方，如今却让我感到城市里从未有过的温暖。
清早，我被鸡鸣声吵醒。推开窗户，晨雾中的山村宛如水墨画。淑芬还在睡，我轻手轻脚地起床，准备去地里看看。
父母留下的几分地已荒废多年，长满杂草。我拿着从邻居家借的锄头，试着清理出一小块地，不到半小时就气喘吁吁、汗流浃背。
“保娃，你这架势不对啊！”一个洪亮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回头一看，是村里的张叔，他比我大十来岁，小时候常带我上山砍柴。
“张叔……”我直起酸痛的腰，“多年不干，手生了。”
“城里人哪会这个。”张叔接过锄头，熟练地翻起土，“你看，要这样，用腰劲，不是光靠胳膊。”
我学着他的样子，果然省力不少。我们一边干活一边聊天，他告诉我这些年村里的变化：谁家孩子考上大学，谁家老人走了，谁家盖了新房子……
“现在村里没多少年轻人了，”张叔叹气，“都跟你当年一样，往城里跑。剩下我们这些老骨头，守着这点地。”
中午回家，淑芬正在院子里晾衣服。见我满身泥土，她皱了皱眉：“你这是干嘛去了？”
“去地里转了转，”我抹了把汗，“准备种点菜。”
“你？种菜？”淑芬一脸不可思议，“别开玩笑了，你连仙人掌都能养死。”
“慢慢学嘛，”我笑着说，“张叔答应教我。”
淑芬摇摇头，没再说什么。下午，她神秘兮兮地说要出去一趟，回来时手里多了几件朴素的衣裤。
“这是……？”我疑惑地看着。
“去镇上买的，”淑芬有些不好意思，“村里张婶说我穿裙子高跟鞋在农村不方便。”
我惊讶地看着妻子，这个在西安时每天精心打扮的女人，居然主动换上了农村妇女的装扮。
村里的夜空繁星点点，远处传来隐约的狗吠。
“真安静啊……”淑芬忽然说。
我点点头。在西安，小区夜里总车来车往、噪音不断，而这里静得能听见风吹树叶的声音。
“老李，”淑芬转向我，“我发现……我好像开始喜欢这里了。”
我笑了：“我也是。”
“一开始我真担心融不进来，”淑芬轻声说，“城里人回农村，总怕被人说闲话。可这些人……他们好像根本不在乎这些。”
“因为他们把我们当自己人，”我望着远处的山影，“叫我‘保娃’的时候，我就还是那个光着脚满山跑的孩子，不是什么大学教授。”
一只萤火虫飞过，在夜色中划出微弱光痕。“是我们变了，”我轻声说，“不是家乡变了。”
半个月后，淑芬兴高采烈地回来，裤脚沾满泥土，手里捧着一大把嫩绿的蕨菜。“看我们采的！”她像献宝似的递给我，“王婶说这个炒腊肉特别香！”
我接过蕨菜，见她脸颊被太阳晒得通红，额头上还有汗渍，眼睛却亮得出奇。
“你看起来……很累但很开心。”我忍不住说。
淑芬愣了一下，随即笑道：“是啊，很奇怪对吧？爬山累得要死，可就是开心。王婶她们一路上讲了好多有趣的事……”她突然压低声音，“你知道吗，村东头老赵家的闺女在城里当了大公司的经理，年薪好几十万呢！”
我忍俊不禁。曾几何时，妻子最看不起家长里短的闲话，如今却津津乐道。
转眼间，我们在村里住了一个月。我的皮肤晒黑了，肚子小了一圈；淑芬学会了生火做饭、纳鞋底，甚至能分辨出哪种野菜好吃。我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简单得近乎原始，却充实得不可思议。
雨后的清晨，我站在院子里深呼吸，空气中混合着泥土、青草和野花的芬芳，远处的秦岭笼罩在薄雾中，宛如水墨画。淑芬走过来，递给我一杯刚泡的野菊花茶。
“想什么呢？”她问。
“我在想，”我接过茶杯，“我们是不是该考虑长住下来了。”
淑芬的眼睛亮了：“真的？你愿意？”
“你看，”我指着自己的肚子，“一个月瘦了八斤，血压也正常了。这里的空气、食物、生活节奏，对我们的身体都有好处。”
“而且，”我环顾这个曾经破败、如今焕发生机的老院子，“这里有我们的根。”
淑芬靠在我肩上，轻声说：“我昨天给儿子打电话，他说周末要来看我们。”
“好啊，”我笑道，“让他尝尝他妈做的农家饭。”
就在这时，院门外传来李大爷的声音：“保娃！淑芬！快出来看！”
我们赶紧跑出去，李大爷站在门口，指着远处的天空：“彩虹！”
果然，东边的山峦上空，横跨着一道绚丽的彩虹，七色分明，宛如天桥。村里不少人都走出家门仰头观看，孩子们欢呼雀跃，老人们眯着眼微笑。
淑芬紧紧握住我的手，我们并肩站在老屋门前，望着这道横跨秦岭的彩虹。这一刻我忽然明白：故乡从未改变，变的是我们。当我们放下城市人的傲慢与偏见，以谦卑真诚的心重新拥抱这片土地时，它回馈给我们的，远比想象中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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