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天，堂哥走了。临走前他拉着我的手说：“当年我在高家做了一件难以启齿的事，到现在还不能原谅自己。”

堂哥陷入回忆，絮絮叨叨讲述着1984年发生的事，那时他18岁。

堂哥叫刘文建，比我大三岁，是大伯的小儿子。从小就皮，初中毕业后，整天待在家里无所事事。

大伯是村里有名的木匠，看堂哥游手好闲不是个事，便决定带着他做木活，学门手艺。

“文建，明儿个跟我去高家坳，老高家儿子要娶媳妇，得打一整套家具。”大伯蹲在门槛上磨着刨刀。

堂哥正用树枝逗弄地上的蚂蚁，闻言抬头：“去几天？”

“少说也得十来天。”大伯抬头看堂哥，“你也该学点正经本事了，总不能一辈子当个二流子。”

堂哥撇撇嘴没吭声。

第二天天没亮，大伯就把堂哥从被窝里拎起来，提着工具包，骑自行车带着堂哥去了高家坳。

高家坳离我们村有十几公里地，全是崎岖的山路。

大伯他们到高家时，正要进院子，一条大黄狗就狂吠着冲过来，吓得堂哥忙往大伯身后躲。

“老高！管管你家的狗！”大伯高声喊道。

屋里走出个精瘦的中年男人，喝退了黄狗，热情地迎上来：“刘师傅可算来了，就等着您给打家具呢！”

大伯和高叔寒暄的工夫，堂哥好奇地打量着这个院子。东厢房门口摆着几根粗大的榆木料，西边是猪圈，传来哼哼唧唧的声音。正当堂哥东张西望时，堂屋门帘一掀，走出个穿碎花衬衫的姑娘。

那是他第一次见到高雪梅。

她端着一盆水出来，看见陌生人，愣了一下，随即低下头快步走回屋里。就那么惊鸿一瞥，堂哥却像被雷劈中了似的——她皮肤白得像豆腐，两条乌黑的大辫子垂到腰际，走起路来辫梢一甩一甩的，像是挠在堂哥心上。

“发什么呆？”大伯拍了拍堂哥后脑勺一下，“把工具搬下来。”

接下来的日子，大伯和堂哥就在高家院子里干活。大伯负责做家具，堂哥的任务主要是打下手，递工具、磨刨刃、清扫木屑。高叔时不时过来递根烟，和大伯唠几句。

高雪梅偶尔会从屋里出来，喂鸡、晾衣服、摘菜。每次她经过，堂哥都觉得手里的工具变得不听使唤，有次差点刨到自己的手指头。

第七天早上，堂哥正在刨一块木板，高雪梅拎着竹篮从菜园回来。篮子里是刚摘的豆角，碧绿鲜嫩。她经过堂哥身边时，一粒豆角掉在地上。

“你的豆角……”堂哥弯腰捡起来递给她。

“谢谢。”她声音细如蚊呐，接过豆角时指尖不小心碰到堂哥的手，两人都像被烫到似的缩回手。她快步走开，堂哥盯着她的背影，直到大伯咳嗽一声才回过神来。

那天中午，堂哥突然肚子绞痛，捂着肚子，冷汗直冒。

大伯皱眉看他：“咋了？”

“肚子疼……想解手。”

“懒驴上磨……”，堂伯以为他想偷懒，忍不住骂了句。

高叔指了指院子西头：“厕所在猪圈后头，小心点，新掏的粪坑深着呢。”

堂哥弓着腰快步穿过猪圈。厕所是典型的农村旱厕——四四方方一个大粪坑，上面搭着两块木板，中间留了道缝隙。

堂哥小心翼翼地蹲下，肚子里的绞痛终于得到缓解。夏风穿过厕所敞开的那面墙，带来一丝凉意。后面是陡峭的山坡，长满杂草和灌木，平时根本不会有人来。

正当堂哥放松时，突然听到脚步声由远及近。他慌忙咳嗽两声示警——农村的规矩，进厕所前要先咳嗽，免得撞见尴尬场面。

可脚步声没停，反而越来越近。堂哥急得又连咳好几声，却已经来不及了。一双绣着梅花的布鞋出现在视线里，接着是浅蓝色的裤脚。

堂哥抬头，正对上高雪梅惊愕的眼睛。

时间仿佛凝固了。她瞪大眼睛，堂哥蹲在那里，裤子褪到脚踝，像个被定住的傻瓜。

“流氓！”她突然尖叫一声，捂住脸转过身去。

堂哥手忙脚乱地提裤子，又羞又恼：“谁流氓了？我明明咳嗽了！是你自己非要过来！”

“你那咳嗽声跟猫叫似的，谁能听见！”她背对着堂哥，耳根红得滴血，“大白天的……你、你不要脸！”

被人一直叫流氓，堂哥有些恼羞成怒：“你必须道歉！不然我就告诉全村人你偷看我上厕所！”

高雪梅猛地转身，怒瞪着堂哥：“刘文建！你最好掉茅坑吃屎！”

她气冲冲地走了，辫子甩得像鞭子一样。堂哥愣在原地，脸上火辣辣的，一半是愤怒一半是羞愧。等情绪平复下来，他才发现自己还保持着半蹲的姿势，腿已经麻得像有千万只蚂蚁在爬。

刚直起一点身子，突然脚下一滑——

“扑通！”

粪坑有两米多深，堂哥在里面扑腾了好一阵才爬上来，浑身臭不可闻。

他瘫坐在厕所边上干呕，眼泪鼻涕糊了一脸。这个样子怎么见人？要是被高雪梅看见，她肯定会笑死。想到她刚才的诅咒，堂哥不禁打了个寒战——这丫头嘴是开过光吗？

他脱下沾满粪便的外衣，用它勉强擦了擦脸和手。

想到高雪梅，堂哥是又气又羞，想着捉弄她一下，便脱下一只鞋子扔进粪坑里：“让你说我吃屎，看不吓死你。”

做完这些，堂哥顺着厕所后面的陡坡往上爬，爬上山坡后，绕了很远的路，到河边清洗干净就回了家。

天快黑透了，大伯才阴沉着脸回来。一进门就问：“建娃子回来没？”

中午一直不见堂哥，大伯以为他又躺在哪里躲懒去了，没在意。直到下午高家闺女高雪梅也不见了。全家人找到太阳落山，最后在粪坑里捞出了人。

“死了？”大娘手里的葫芦瓢“咣当”掉在地上。

大伯抹了把脸，声音沙哑：“捞上来就没气了。建娃子到底回来没？”

正说着，屋门“吱呀”一声，堂哥脸色白得吓人。

“你去哪了？”大伯一把揪住他衣领。

堂哥的嘴唇抖得像风中的树叶：“我、我肚子疼……先回来了……”

“放屁！车子还在高家，你走回来的？”大伯扬手要打，被大娘拦住了。

那天晚上，堂哥像是被抽了筋的蛇，整个人瘫在地上，嘴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第二天天没亮，大伯就拖着堂哥去了高家。高家院子里搭起了灵棚，一口薄皮棺材摆在正中间。高雪梅的母亲哭得昏死过去好几次，她父亲蹲在门槛上，眼睛红得像要滴血。

堂哥一进门就跪下了，额头磕在青石板上“咚咚”响。

没人知道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都以为高雪梅是上厕所掉进粪坑了。

葬礼过后，堂哥像变了个人。经常干完活就往高家跑，挑水劈柴，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高家父母问起，堂哥也只说他喜欢高雪梅。

时间一晃就是十年。堂哥三十岁了还没说亲，媒人踏破门槛他也不松口。大伯气得拿扫把打他：“你要给那高家姑娘守节是不是？”

堂哥这辈子都没娶亲，村里人都说堂哥有情有义，却不知堂哥是在赎罪。

去年开春，堂哥查出了肝癌晚期。我去看他时，他躺在床上气息微弱，一见到我就攥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不像个病人：“老幺，这件事……我憋了一辈子……我哪知道她会掉下去，我只想吓吓她……”

高雪梅是发现堂哥不见了，联想到厕所旁的动静，又看到粪坑里堂哥的鞋子，以为他真的掉进了粪坑。她拿着粪勺去搅粪坑，结果自己失足滑了进去。等被人发现时，已经晚了。

“我要是当时说出来……”堂哥的指甲掐进我的肉里，“她爹娘肯定不会原谅我……”

临终前，堂哥让我把他葬在高家坟地边上，说要“给他们当牛做马”。下葬那天，我特意买了一双绣花布鞋烧给他——和当年高雪梅穿的一模一样。

回来的路上，我拐去早已废弃的高家老宅。猪圈塌了一半，厕所的木板早已腐朽。我站在那个夺走雪梅性命的粪坑边，忽然明白了堂哥这一生的愧疚——有些错误，连弥补的机会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