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多年后再见到第二故乡的光棍石锁大哥，他早已儿孙满堂|刘队长|张建斌|李翔|知青往事|知青点|石锁

春节前，我们四名老伙计心血来潮，冒着严寒坐上了开往延安的列车，离开陕北四十八年后，我们第一次重返第二故乡看望乡亲们。

第二故乡陕北的变化确实不小，最大的变化就是当年的羊肠小路都变成了宽阔平坦的水泥路，曾经那些低矮昏暗的土窑也变成了亮亮堂堂的新式窑洞。更令我们惊喜的是，当年的光棍石锁大哥早已经儿孙满堂了。

站在我们曾经插队落户生活了九年的黄土地上，当年插队落户的点点滴滴就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浮现在了我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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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去了整整五十七年，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是1969年1月13日和同学们一起在北京车站乘坐知青专列离开北京的。那年我父亲在接受组织调查，是妈妈和在部队服役刚好回家探亲的哥哥把我送到的火车站。和母亲哥哥挥泪道别的情景，我至今记忆深刻。

火车缓缓启动的那一刻，站台上送行的亲人追着列车奔跑。车厢里一片哽咽声，我妈追着列车跑了没多远，突然倒在了站台上，当时我的心就像针扎一样疼痛，一连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一直担心妈妈的安危，直到在陕北安蹲下来，收到了妈妈的亲笔回信，知道妈妈安好，我悬着的心才算落地了。

当时我们八名北京知青被分派在延安地区的刘家沟大队，刘家沟大队是一个贫穷落后又闭塞的小山村，全大队就两个生产小队，一队在沟口，也叫前队。二队在拐沟里面，也叫后队。我们八名北京知青四名男生四名女生，根据女生的要求，她们四人分在一起，我们四名男生分在一起。一队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都比二队好一点，我们男生就主动要求到二队（后队）插队落户。

刘家沟二队一共三十户人家，总人口一百多人。村子周边都是起伏的丘陵和纵横的沟壑，那里多为坡地，土地贫瘠，广种薄收，乡亲们的生活苦到无法想象，温饱问题几乎都没有保障。

第一顿晚饭我们是在刘队长家吃的，一人一大碗小米干饭，半盆洋芋炖酸菜，一小碟辣子酱，半碗胡萝卜咸菜条，这是招待我们北京知青的接风晚餐，我们四人都吃了八成饱，原本想再添饭，刘队长的婆姨却苦笑着说：“没哩（没饭了），要不……”

后来我们才知道，小米干饭是陕北老乡招待客人才能吃的饭食，或是逢年过节家里有什么大事情，才能吃上一顿小米干饭。乡亲们平日里就是高粱面团子（像窝头一样的形状，底部没有窝），十天八天都吃不上一顿菜，能有咸菜吃就很不错了。

那天吃罢晚饭，刘队长苦笑着对我们说：“娃娃们，咱队部的那三孔土窑是冷窑，窑里没有土炕，夜里冷得要命，你们委屈一下，先分开借住在社员家，等来年开春天气暖和了，队里就想办法给你们安排住处。”

就这样，我们四人分散开借住在了老乡家中。原本安排我住在刘队长家，我看刘队长家的土窑也不宽敞，他家两个小子住一铺土炕刚好，我们三人睡一铺土炕就有点拥挤了。刘队长看我有心事，就笑着说：“你要是不愿跟两个娃娃挤在一起，要不跟我去队里饲养室看看，饲养室旁边的土窑里就石锁一个后生在那打更，那铺土炕比哦（我）家这铺土炕宽敞。”

其他三名同学都跟着老乡去了他们家借住，刘队长就带我来到了队里的饲养室。饲养室旁边的那孔土窑里有一铺土炕，有锅灶，确实比刘队长家宽敞一些。那个年轻后生见刘队长领着我进来了，他脸上堆满了笑容，不知所措地立在脚地上，只是笑。我猜想，这个后生应该就是刘队长说的石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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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队长问我满意不满意，我点了点头。这孔土窑隔壁就是队里的牛圈和羊圈，当时虽然是寒冷的冬季，一股刺鼻的骚臭味还是扑鼻而来。好在那铺土炕挺宽敞，我也就不好再说啥了。

看我点了头，刘队长对那个后生说：“石锁，这是北京来的知青，从今儿起就和你住在一起。你跟我走，去我家帮着把行李搬过来。”

来到刘队长家，刘队长让石锁扛着我的那个木箱子，他帮我提着大提包，我背着挎包，提着另一个提包，深一脚浅一脚来到了饲养室。摆放好木箱子，石锁把炕头让给我，他睡在炕梢上。

送走了刘队长，石锁脱光衣服，赤身裸体钻进了被窝。我铺好我的被褥，也没能洗脚，就脱了外套躺在被窝里，心里有牵挂（牵挂妈妈）、有孤独、有委屈，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淡淡的忧伤，眼泪不由自主地流淌下来。可能是旅途劳顿，我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太阳冒花的时候，刘队长来叫我去他家吃早饭，问我夜里睡得香不香，我点了点头，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那一夜，我没跟石锁说一句话，早晨起床他就忙着喂生灵（毛驴、牛、羊统称）去了，我也没看到他。

过了两天，我慢慢知道了石锁的一些情况，他当年二十一岁，是个孤儿，十四岁就住在饲养室里，白天和刘大伯（刘队长的父亲）一起喂生灵，夜里在饲养室打更，吃住都在饲养室。起初我以为石锁也姓刘，他说他不姓刘，他姓马，叫马石锁。

过了一段时间，我渐渐跟石锁熟悉了，也渐渐能听懂他说的陕北方言了。石锁虽然不善言辞，可他很淳朴很善良，天天都把土炕烧得热乎乎的，知道我们北京知青讲卫生，睡觉前他给我端来洗脚水，早晨起来也给我端洗脸水。我看不惯他一个大小伙子赤身裸体睡觉，就把我的一个新裤头给他穿，还给了他一个牙刷，教给他刷牙。

在我的影响下，石锁邋里邋遢的习惯在慢慢改变，他也知道打扫土窑里的卫生了，有时也洗头开始注意个人卫生了。腊月初八那天，我跟刘队长提出了要求，我想和石锁一起搭伙吃饭，不想总麻烦刘队长一家。刘队长就把我的口粮送到了饲养室，我就不去刘队长家吃饭了。

过了两天，在小队会计家借住的张建斌也搬到了饲养室，我们三个人一起吃住。石锁比我们大，我和张建斌都喊石锁大哥。石锁大哥会做饭，烧火做饭都不用我俩动手，我俩挺感激石锁大哥的。石锁大哥不识字，晚饭后我俩就教石锁识字认字，当晚他就会写自己的名字了，也会写刘家沟三个字了。有时另两名同学也来饲养室找我们，我们一起打扑克，石锁大哥就在旁边看，石锁大哥慢慢就和我们四名北京知青都熟悉了。

春耕春播生产开始以后，石锁大哥就不负责喂驴喂牛了，白天他也和我们一起出山劳动，夜晚在饲养室打更。刚开始我们不会干农活，石锁大哥就手把手教我们，也帮我们干农活。有的社员看我们不会干农活笑话我们，石锁大哥就替我说话，生怕我们受委屈。

那年麦收过后，上级给我们下拨的安家费落实下来了，队长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说先给我们打新窑吧，主要是饲养室夏季气味太大，我们真有点难以承受这种熏人的臭味。

一个月后，新窑落成，成立了刘家沟后队知青点，窑里的土炕烧干后，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搬了新家，我们四名北京知青终于可以一起吃住了。搬家那天，石锁大哥帮我们把行李搬到知青点，给我们挑了三担水，把水瓮装满，又给我们挑来两担秫秸，让我们当烧柴。石锁大哥还说等秋后农闲了，就带我们一起去打柴。

之后的日子里，石锁大哥对我们知青很亲切很关照，啥事都替我们着想，有时在沟崖上摘一把酸枣、摘几个野果子他都舍不得自己吃，都送给我们吃。那年冬季队里决算分红，石锁大哥因为夜里打更还能多挣三分工，那年数他分的红利最多。分了红利以后，他跑的公社供销社给刘队长买了两瓶烧酒，还给我我们知青买了一瓶烧酒，在老乡家买了一只大公鸡，买了三斤羊肉，他说要请我们吃一顿好的。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1973年春天，那年我们刘家沟大队得到了两个招工名额，一个是去供销社当售货员，大队书记把那个招工指标给了一队的女知青。另一个名额是去县农具厂工作，刘队长把这个招工名额给了我们。我们四个相互推让了半天，最终让我去公社卫生院参加了体检，我顺利通过了体检，却没能通过政审，我父亲的问题还没查清楚，我还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大家为我惋惜的同时，也都各自为自己的未来担忧，那时才知道，我们四个男生都是家庭有问题的子女，我父亲问题不严重，我比反革命、走资派的子女稍微好一些，但也好不到哪去，当初我报名打算去兵团，就是因为父亲，我没能通过政审。

面对招工进城的机会，我们却无力把控，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我们心里不美气，石锁大哥心里也不美气，当时他都二十五岁了，却还没找上对象，刘队长的婆姨操心给他介绍了好几个，结果一个都没成，不是女子看不上他，是人家嫌他穷，他连一孔土窑都没有，又没有当家主事的，谁家的女子也不愿意嫁给这样的后生。就这样，石锁大哥成了乡亲们口中的光棍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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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是1976年秋天，我们刘家沟得到了一个推荐上大学的名额，大队书记把这个难得的机会留给了我们男知青，理由是女生已经有两人招工进城了，我们男生一个招工进城的也没有。

四个人面对这一个推荐上大学的机会，我们虽然都很渴望得到这个机会，可大家都担心不能通过政审。沉默了半天，张建斌苦笑着说：“我爸的问题倒是查清楚了，他解除了隔离审查，也恢复了工作，证明材料也寄给了县知青办，要不我去参加考试碰碰运气……”

张建斌顺利通过了文化课考试和政审，他赶上了推荐上大学的末班车，成了一名人人羡慕的工农兵大学生。离开刘家沟大队时，张建斌买来了羊肉，买来了一只大公鸡，买来了烧酒，宴请了我们三名男知青和刘队长，当然也少不了石锁大哥。张建斌还把自己的那个大木箱子和用不着的生活用品、衣服都送给了石锁大哥。他离开刘家沟那天，是石锁大哥帮他挑着行李把他送到的公社汽车站。

1977年春天，王成栋招工去了县煤矿，县煤矿政审不严格，没把他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拒之门外。我也想过去煤矿当工人，可我母亲不同意，她说就算当一辈子农民，也不希望我下井挖煤。

王成栋去煤矿当工人后，我们就去找刘队长，想让石锁大哥搬到知青点来居住，因为饲养室条件太差，就算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人家女方来相亲，那样的居住环境谁能看上？刘队长也有这个想法，石锁大哥就不在饲养室打更了，搬到了知青点，他自己住一孔土窑，窑里拾掇得挺利索。

恢复高考后，我和李翔一起报名参加高考，李翔考上了南京林业学院，我落榜了。1978年我再次报考，最终考上北京钢铁学院，终于圆了我的大学梦。

离开刘家沟的前一天，我花钱买了酒肉，杀了鸡，请刘队长和队里德高望重的老社员一起吃饭。吃完饭，我提了一个要求，想让队里把我们知青点的三口窑洞给石锁哥居住，也好让他尽早成个家。大家合计了一下，都没意见，刘队长说这三孔窑洞是用我们知青的安家费修建的，我是知青，有话语权。

带着牵挂和留恋，我离开了插队落户生活了九年多的第二故乡，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京。离开那天，石锁大哥一直把我送到公社汽车站，硬是把三十块钱塞到我的挎包里，我不要都不行。等汽车开动后，我从车窗里把三十块钱扔给了石锁大哥，石锁大哥追着客车跑了老远，实在追不上了，他才蹲在了地上……

离开陕北后，我们一直牵挂着石锁大哥，也牵挂着那里的乡亲们，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一直也没能回陕北看望乡亲们。

2026年1月是我们北京知青到陕北插队落户五十七周年的日子，我们当年到陕北插队落户的四名男生一合计，大家决定趁着还能走得动，一起回陕北看看，也好了却心中夙愿。

1月中旬，我们四人踏上了久违的黄土地，来到了阔别多年的刘家沟，也就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当年村子里的老人都不在了，刘队长也去世多年了，我们第一时间去了我们当年生活的知青点，在那里见到了石锁大哥和他婆姨。年近八旬的石锁大哥身体还很硬朗，和他婆姨养了三十多只羊，一直住在知青点的三孔窑洞里，村里人都搬了新居，他老两口要养羊，只能继续住在沟坡上。

当年魁梧高大的石锁大哥现在身体还算硬朗，可他也驼背了，一口牙没剩下几颗，脸上写满了沧桑。时隔几十年再相见，他拉着我们的手呜呜痛哭，一边哭一边说：“你们知青都是我的恩人，当年要是没有你们的帮助，我就得打一辈子光棍，现在儿孙满堂，日子也富裕了，我们一家人都感激你们……”

原来，我回北京不久，刘队长就为石锁大哥张罗了一门亲事，女方是一个寡妇，带着一个三岁的女娃，人家到知青点来相看，一眼就看中了石锁大哥，再看看他的过当，当时就应下这门婚事，不久就迎娶进门，第二年一胎生了俩男娃。现在儿子孙子都在县城生活，日子过得红红火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