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谭延闿这个人，现在知道的人不多了。但一百年前，在民国那段乱世里，这可是个谁都绕不开的主儿。
我第一次认真琢磨这个人，是因为好奇：在民国时期，总统像走马灯一样换，军阀打来打去，今天你上台明天我下野，怎么就有这么一位，大清时候他是湖南的议长，袁世凯时候他是都督，蒋介石时候他又是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人称“政坛不倒翁”，也叫“水晶球”，还有人叫他“谭婆婆”。这些外号搁一块儿，听着就像个老好人、和事佬。
谭延闿是1880年生人，出生在杭州。他爹谭钟麟是大清的官，做到两广总督，那是真正的封疆大吏。不过谭延闿是庶出，他妈是丫鬟出身，吃饭的时候，他妈只能站着伺候，不能上桌。这事儿在他心里埋了一辈子，后来他发迹了，他妈去世，他死活非要运回去和父亲合葬，家族里那些老顽固不同意，他就发脾气说“什么规矩，在我这儿就得改”，硬是给办成了。从这事儿能看出来，他表面上和和气气，心里头有自己的一杆秤，认准了的事儿，谁也拦不住。
他打小就聪明，读书写字都是一把好手。十三岁中秀才，二十二岁中举人，二十四岁那年——也就是1904年，他跑到开封参加会试，考了第一名，成了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个“会元”。本来殿试有机会中状元，结果慈禧太后一看，这人姓谭，又是湖南的，心里就犯了嘀咕，想起那个闹变法的谭嗣同了，心里膈应，愣是把状元给了别人。
后来他进了翰林院，成了编修。这事儿说起来挺有意思，大清两百多年，湖南愣是没出过一个会元，谭延闿算是破了天荒。可也正因为他离那个最高位置就差一步，他大概早早地就明白了一个道理：有些事儿，光凭本事没用，还得看命，看人脸色。
再后来，辛亥革命了，大清说没就没了。谭延闿那时候在湖南当咨议局议长，本来是个立宪派，想的是君主立宪，慢慢改良。可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在长沙起义成功没几天，就被乱兵给杀了。乱兵杀了人，还得找个能服众的人出来主事，想来想去，就想到了谭延闿。
据说那帮人直接冲到他家里，把他从床上薅起来，塞进轿子里，抬着就走。谭延闿吓得在轿子里哭了一路。就这么着，他稀里糊涂当了湖南都督。这事儿搁别人身上，可能觉得是天降大运，可谭延闿心里明白，这哪儿是官儿啊，这是火坑，一个不小心，焦达峰他们的下场就是他的下场。
他三任湖南都督，起起落落，夹在北洋军阀和南方革命党之间，硬是凭着一股“柔”劲儿，把湖南这块地盘给守住了。他跟谁都能谈，跟谁都能笑呵呵的。袁世凯那边他应付着，孙中山那边他也搭着线。有人说他是“水晶球”，八面玲珑，圆滑得很。可你仔细看他干的事儿，他心里有底线。
1913年“二次革命”，孙中山他们起兵讨伐袁世凯，谭延闿一开始不敢动，后来看周边都动了，他也宣布湖南独立。可没几天，讨袁军打败了，他又赶紧取消独立。这一下，两头不讨好。袁世凯记恨他，把他撤了职，判了四年刑，后来托人说情才免了，他就跑到我们大青岛躲着。那时候他就显出他的另一个特点：能屈能伸，绝不硬碰硬。这在那乱世里头，其实不是滑头，是保命的智慧。
他跟孙中山的关系，也很有意思。谭延闿后来二次革命失败，在湖南待不住，跑到上海。1922年，陈炯明造反，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被困在永丰舰上，那是最落魄的时候。就在这时候，谭延闿跑到广州，跟在孙中山身边，不离不弃。
据说他枪法极好，跟北洋军官比过赛马打靶，十发全中，双手开枪也能中。那时候他守在孙中山身边，是真拿着枪准备拼命的主儿。孙中山特别感动，觉得这人讲义气，是条汉子，对他信任得不得了，想撮合他和宋美龄，把刚从美国回来的小姨子嫁给他。
这事儿要是成了，谭延闿就成了蒋介石的连襟，历史可能就得改写了。可谭延闿这时候显出他的另一面——重情义，守承诺。他老婆方榕卿死得早，临死前托付他把几个孩子拉扯大，别再娶。谭延闿答应了，就一直记着。孙中山提亲，他不好直接拒绝，就想了招儿：备了厚礼去宋家，认了宋老太太当干娘，又把宋美龄认作干妹妹。这么一来，辈分乱了，婚事自然黄了。
后来宋美龄跟蒋介石好上，宋家有人不同意，还是谭延闿出面撮合、说好话，最后还当了蒋宋联姻的介绍人。这事儿办得，既没得罪孙中山，又守住了对亡妻的承诺，还给蒋介石送了个人情。你说他是圆滑也好，是通透也罢，总之，他把一件难事儿给办得滴水不漏。
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谭延闿当过几个月的国民政府主席，后来让给了蒋介石，自己转任行政院院长。在那个位置上，他给自己定了“三不主义”：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人。别人在官场上争权夺利，他倒好，整天笑眯眯的，开会也不多说话，签字画押完事儿。
有人笑话他是“伴食宰相”，是“活冯道”。可他私下里跟朋友说过：
他这话说得通透。他不是没本事，也不是没主意，而是看透了。在那乱世，你争我夺，今天的朋友明天可能就翻脸，今天的风光明天可能就掉脑袋。他见过太多起落，知道有些事儿争也没用，不如不争。他把精力放在哪儿了？一是读书写字，二是吃。
谭延闿的书法，那是真厉害。民国四大书法家，他排第一，写颜真卿的楷书，后人说他“从民国至今，写颜体的人无出谭延闿之右”。南京中山陵那两块大碑，“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就是他写的。那字写得，雄浑厚重，端庄大气，一看就让人觉得稳当。
他跟于右任、胡汉民、吴稚晖并称四大家，各占真草隶篆一味。字如其人，他的字宽博，顾盼自雄，可里头又透着一股含蓄和内敛。据说他临颜真卿的《麻姑仙坛记》，临了两百多遍，功夫下得极深。一个整天在官场里打滚的人，能沉下心来写这么多字，心里头没点真正属于自己的天地，是做不到的。
再说吃，谭延闿是出了名的美食家，有人叫他“民国第一吃货”。他爱吃，会吃，家里养的厨子都是高手，专门研究怎么做菜。湘菜里头的“组庵鱼翅”、“组庵豆腐”，就是他家里传出来的。他每顿饭都得有鱼翅，出门在外也得带着厨子，别人管那厨子叫“鱼翅副官”。
后来身体不行了，医生说他血压高，让他忌口，他不听，说“以前已经吃错喝错，何必现在戒它，反令我痛苦呢？”医生警告他，这样下去，要么脑溢血，要么半身不遂。他倒想得开，说那还是脑溢血吧，一下子过去，省得瘫在床上受罪。
这话说出来，透着股洒脱，也透着股看透生死的淡然。1930年9月21号，他中午吃了一顿鱼翅，下午去南京东郊看马，突然头疼得厉害，送到医院，脑溢血，第二天人就没了，正好五十岁。真就应了他自己的话，一顿鱼翅，把他给送走了。
谭延闿死后，蒋介石给他办了国葬，还把他的墓建在中山陵旁边，灵谷寺那儿，规模仅次于孙中山。墓碑上本来刻着蒋介石题的“谭公延闿之墓”，后来新中国成立，字被磨掉，改成了“灵谷深松”。现在去那儿看，还能找到遗迹。
回头再看谭延闿这一辈子，我觉得有句话说得特别准，是他幕僚谢奄评价的：
有人骂他是滑头，是投机分子，可我觉得，在那乱世里头，能活下来，能体面地活下来，能活到最后让那么多人心服口服，让蒋介石这样的人给他送葬，让毛主席这样的人早年请他题字、赞助他四百大洋办书社，这本身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他靠的不是硬碰硬，而是一个“和”字，一个“通”字，一个“透”字。
谭延闿有一句名言，叫“混之用大矣哉”。别人拿这话笑话他，可他自己不以为意。
他那“混”，不是浑水摸鱼，而是混混沌沌、大智若愚。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什么时候该露一手，什么时候该装糊涂。他把人生看得太透了，以至于少了些激情，多了些圆融。
可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在那个波诡云谲的时代，保全自己，也保全家人，安安稳稳地走到最后。
这就是我眼里的谭延闿。他不是英雄，也不是奸雄，他是个明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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