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振华
村东头的老槐树，怕是比村里最老的老人还要老些。树影是泼在地上的一摊浓墨，阳光得费好大力气，才能从叶子的缝隙里，筛下几枚颤巍巍的光斑。就在这光影的边上，常常坐着一个人，我们唤他“二爷”。他也不应，只是咧着嘴，无声地笑，露出一口被旱烟熏得焦黄的牙。那笑纹很深，像用刻刀在风干的树皮上凿出来的，久了，便成了一张揭不掉的面具。他不算真的爷爷辈，只因在这村里“守”的年头久了，大人孩子便都这么含混地叫着。叫的人无心，听的人也仿佛没往心里去。只有那老槐树的影子，日复一日，耐心地描摹着他佝偻的轮廓。
他的日常，是嵌在村里的节气与人事里的。谁家起了新屋，上大梁那天，二爷准是最早到的。他不往人前凑，只默默地将散乱的砖头、沾泥的草绳归拢到墙角。晌午主家管饭，八仙桌摆在院心，热腾腾的肉香飘得满村都是。二爷是不上桌的。他会得到一个海碗，堆尖的米饭上盖着几块肥肉和青菜，蹲在磨盘边，埋头吃得呼噜作响。遇上白事，他更是不可或缺。灵棚底下，烛火摇摇晃晃，纸灰像黑色的雪片飞着。他守夜最是经心，给长明灯添油，替哭累了的女眷照看火盆，不让它灭了。下葬时抬重、掩土的那些最沉最冷的活计，也总有他一份。这时，人们会递给他一支烟，或许还有一小卷用红纸裹着的、极薄的谢仪。他接了，嘿嘿笑两声，将那红纸卷攥得紧紧的，仿佛攥着一团小小的、温热的火苗。
老人们歇晌时，爱在树下说古。他们说，二爷是前世欠了这村子的债，今生来还的。话传到我们这些孩子耳中，再看二爷，便觉着他那混沌的眼神里，似乎真藏着些神秘的东西。我们既有些怕他，又忍不住好奇，常常隔着一段距离，学他走路的模样，或是捏着嗓子叫他的名号。他也不恼，只是转过头，用那双雾蒙蒙的眼睛望着我们，那目光空空荡荡，没有责备，倒像一口废弃多年的老井，映不出半点云影天光。
后来，我去更远的地方读书。
去年腊月，村里九十七岁的老人走了，是喜丧。我回去送葬。仪式办得很大，请了乐队，也请了哭灵的人，声光电一样不缺，热闹得近乎喧哗。
在熙攘的人群里，我又看到了二爷。他更老了，倚在放祭品的条案边，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年轻一辈的管事指挥着穿统一制服的服务人员忙进忙出，那些他曾做惯的、属于他的“职事”，似乎已有了新的、更体面的替代。他像一件用旧了的农具，被遗忘在仓房的角落。
只是在起灵前最后一刻，主事人到底还是想起了什么，走过去，将一支沉重的孝幡塞到他手里，拍了拍他的肩。二爷那木然的脸上，顷刻间便又浮起那熟悉的、凿刻般的笑容。他挺了挺佝偻的背，将那长长的、白色的幡帜高高举起。幡在凛冽的风里猎猎地响，像一片挣不脱的、孤独的云。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二爷举起的，不仅仅是一杆孝幡。他举着的，是一整个村庄关于生死、关于悲喜的全部重量；是一套古老而坚韧的、无需言明的伦理；是这片土地吞咽下无数苦涩后，一种沉默的消化与承当。
我们这些飞走了的鸟儿，翅膀上沾着远方的星光，心却像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线的那一头，就攥在他那粗糙的、布满裂口的手心里。他守着这村庄的根，我们便无论飞到哪里，梦里总有个能回去的故乡。
夕阳又一次沉下去，将老槐树和树下那个渐渐模糊的身影，定格成一幅浓得化不开的剪影。
风吹过旷野，只有无尽的、苍茫的暮色，从四野合拢过来，温柔地，将二爷与这土地，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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