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空警报的尖厉嘶鸣已成为特拉维夫日常背景音的一部分。对于居住在市郊的菲律宾籍护理员乔伊斯·佩拉约而言，跨出家门正变得愈发像是一场豪赌。每当警报划破长空，她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扶起照顾的高龄老人，将其安置在轮椅上，推着他通过狭窄的台阶撤往附近的避难所。 “昨夜响了三次警报，凌晨两点、三点、四点，警报接连响起，”佩拉约疲惫地回忆道。
在中东这片被战火阴影笼罩的土地上，像佩拉约这样的菲律宾劳工多达240万人。他们告别家乡的亲人，跨越重洋，只为追求那份足以改变家庭命运的薪水。然而，当美国、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冲突升级为席卷整个地区的战争时，这些异乡客正日复一日地暴露在无人机与导弹袭击的威胁之下。
这场席卷中东的战火已不再仅仅是远处的硝烟，而是切切实实地夺走了这些海外劳工的生命。2026年2月28日，32岁的菲律宾护理员玛丽·安·德维拉不幸成为这场冲突中的首位遇难者。当致命的弹片击中她时，她正竭尽全力护送年迈的雇主前往避难所，雇主虽幸免于难，而德维拉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异乡。
在这轮震荡中，外籍劳工往往发现自己被推到了冲突的最前沿。这并非孤例：在2023年10月的哈马斯袭击中，支撑以色列农业命脉的泰国劳工伤亡惨重，至少有47人丧生，另有4名菲律宾人也在那场浩劫中遇难。历史的阴影在今日重叠，外籍务工群体再次成为战争代价中常被忽视却最脆弱的一环。
中东地区一直是菲律宾海外务工者的核心目的地，这里提供的家政、医疗、建筑及工程岗位，其薪资往往是菲律宾国内的数倍。在马尼拉的政坛语境中，这些远走他乡的劳工被誉为“当代英雄”，因为他们每年汇回国内的数百亿美元资金，早已成为支撑菲律宾国家经济的命脉。
但英雄的光环背后是沉重的个人代价。他们必须长期忍受与伴侣和子女分离的痛苦，并时刻面临潜在的虐待与不公。尤其是在实行“卡法拉”担保制度的国家，由于劳工对雇主存在极高的人身依附性，这种结构性的脆弱在动荡局势下被无限放大。
近年来，全球疫情加剧了这种不稳定性，而驻守在以色列的3.1万名菲律宾人更面临着反复爆发的武装冲突，心理压力已攀升至临界点。随着危机进一步恶化，许多劳工正陷入一场痛苦的博弈：是冒着生命危险留下，还是选择归国，让依赖其收入的家庭陷入赤贫。 然而，受限于空域关闭和各类通行限制，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返乡的路远比想象中更加狭窄。
七个月前刚刚移居卡塔尔、在一家天然气厂担任机械工的罗伯特·劳伦斯·拉米尔，正处于这种挣扎之中。他所在的宿舍住着六个人，其中四人都迫切地想要离开。“工作机会到处都有，但安全和生命才是无可取代的，”拉米尔在不安中表达了自己的坚决。 目前工人们全天候驻守在宿舍内，仅在用餐时前往厂区食堂，伴随着不绝于耳的爆炸声与地面的震颤，他只能通过跨国电话向家中的妻儿寻求片刻慰藉。
并非所有人都感到极度恐慌。在特拉维夫担任护理员的48岁单亲母亲萨莉·恩里克兹表示，生活仍在某种扭曲的惯性中继续。“每栋建筑都有防空洞，经历过多年的摩擦，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在高压下生存的节奏，”她说。 她照料着一位患有认知障碍的老人，雇主家属甚至叮嘱她，若警报响起要优先保全自己的性命。
恩里克兹在菲律宾的家人频繁致电，在深夜的惊惶中催促她归国。然而现实的重压远比导弹更令她畏惧。“如果我回家，我们根本无力维持生计，”她坦言，面对已经关闭的机场和沉重的账单，留下来似乎成了唯一的生存逻辑。
针对这种“被迫出海”的困境，菲律宾国内的活动人士多次向政府发出呼吁，要求创造更多本土就业机会。他们认为，不应让国民在“生命安全”与“基本生存”之间做这道残酷的单选题，政府有责任为劳工提供更安全的退路。
佩拉约离开家乡时，她的女儿年仅两岁。在以色列的收入是她此前工作的十倍。这种巨大的薪酬鸿沟，加上昂贵的机票和对雇主境遇的责任感，导致她整整六年后才得以重返家乡探亲。 如今，战火再次阻隔了她的归途。
电话那头的女儿通过新闻看到了中东的战局，不断追问：“妈妈为什么不回家？”面对女儿的呼唤，佩拉约只能在无力的现实中给出一个苍白的回答：“为我祈祷吧。”
作者： 丽贝卡·拉特克利夫、吉尔·拉莫斯
来源:‘If I go home, we don’t have enough money’: the low-paid Filipino workers caught up in the war on I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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