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陈默，这婚要是没房子，我爸妈肯定不会点头，你明白吗？”女朋友晓玫咬着嘴唇，眼睛里全是无奈。
我攥着手机，手心里全是汗，沉默了很久才开口：“我知道，我再想想办法。”
晓玫叹了口气说：“你那个亲妈，真的一个子儿都不出？”
我冷笑了一声：“她？她连我是死是活都不管，别提钱了。”我挂了电话，看着空荡荡的租房，心里像掉进了冰窟窿。
但我怎么也没想到，就在我彻底绝望的时候，奶奶拿出的那张银行卡，竟然会带出一个让我浑身发抖的秘密......
我叫陈默，这个名字是我爸起的，他说男孩子要稳重，少说话多做事。可我爸在我八岁那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去世了。那时候我还小，只记得家里到处都是白色的布，奶奶哭得晕过去好几次，而我妈李慧芳，只是坐在灵堂后面，一动不动地盯着地上的火盆。
办完丧事不到半年，村里就开始有了闲话。
“慧芳还年轻，肯定留不住。”邻居王大妈跟我奶奶在井边说话，我躲在树后面听。
奶奶一边搓衣服一边叹气：“她想走就走吧，只是可怜了阿默，还没桌子高就没了爹。”
果然，在我九岁生日过完后的第二天，我妈开始收拾行李。她把几件衣服塞进一个破旧的红色行李箱里，那个箱子的拉链坏了，她费了好大劲才拉上。
我站在门口问她：“妈，你要去哪儿？”
她没看我，只是低头找鞋：“妈去南方打工，挣了钱给你买好吃的。”
“那你带我一起去吗？”我拉住她的衣角。
她一把甩开我的手，力气很大，我踉跄了一下。她看着我说：“阿默，你跟着奶奶，奶奶有养老金，你在村里上学方便。妈在那边站稳了脚跟就回来接你。”
那是她对我说的第一个谎。
那天中午，她拎着箱子走向村头的班车站。我背着她给我买的唯一一个礼物——一个印着过时卡通图案的红书包，跟在后面跑。
“妈！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一边跑一边喊。
她上了车，坐在靠窗的位置。车子发动了，冒出一股黑烟。她始终没有回头，哪怕是一次也没有。我站在路边的土堆上，看着那辆破旧的班车消失在山路的转角。
回到家，奶奶把我搂在怀里，枯瘦的手摸着我的头：“阿默不哭，以后奶奶跟你相依为命。”
我摸着那个红书包，心里想，她一定是怕回了头就舍不得走了。可是我错了，这一走，她就真的像是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样。
从九岁到三十岁，我的人生里几乎没有“母亲”这个词。
刚走的那两年，她还偶尔打个电话回村委会。我跑去接电话，还没说两句，她就说那边长途费贵，匆匆挂了。
“妈，我想买个铅笔盒。”我对着电话小声说。
“问你奶奶要，妈这边刚换工作，还没发工资。”她的声音冷冰冰的，像隔着一层厚厚的霜。
后来，她改嫁了。听说是嫁给了一个南方的生意人，姓林。再后来，她就不怎么打电话了。
初中毕业那年，我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学费要八百块，奶奶那点养老金除了吃喝，根本攒不下这么多。奶奶厚着脸皮给在那边的一位同乡打听到了我妈的号码，让我打过去。
我拨通了那个号码，心跳得很快。
“喂，谁啊？”一个女人的声音传过来，带着点南方的腔调，听起来很陌生。
“妈，是我，阿默。”
电话那头沉默了足。好久，她才低声问：“怎么了？”
“我考上高中了，老师说要交八百块钱学费。”我握着电话筒，手心湿透了。
“阿默，妈现在的家庭情况挺复杂的。你林叔叔这人对钱看得重，我手里也没活钱。要不，你跟你奶奶再想想办法？或者……或者你读个职高，早点出来挣钱也行。”
我听着电话里传来的盲音，感觉胸口被塞了一团烂棉花，堵得发慌。
从那天起，我再也没管她要过一分钱。
奶奶把家里唯一的猪卖了，又去山里挖药材，最后才凑齐了我的学费。我一边上学一边在食堂打杂，洗碗洗得手指都发白脱皮。
大学四年，我没回过家，因为往返的路费太贵。我拼命兼职，发传单、当家教、去工地搬砖。每当我在大热天累得满头大汗时，我就会想起那个坐在班车上头也不回的背影。
我恨她。
这种恨不是那种爆发式的，而是像石头里的苔藓，一点点长满了我心脏的所有缝隙。我觉得她不仅是自私，她简直是冷血。她在南方住着大房子，陪着别人的孩子，却连自己亲生儿子的学费都不肯给。
三十岁，我留在了这座二线城市工作。
我和晓玫谈了三年。晓玫是个好姑娘，陪我吃过路边摊，住过地下室。可谈婚论嫁的时候，现实的墙就横在了面前。
晓玫的父母是老实巴交的退休职工，他们的要求并不高。
“陈默，我们不吃你的彩礼，但你们得有个住的地方。孩子以后上学，总不能跟着你们租房住吧？”岳母坐在我对面，语气很委婉，但态度很坚决。
我算了一下，市中心的房价两万一平。一套小两居，首付加上税费，起码要六十万。
我工作七年，拼了命攒下三十五万。奶奶说她那儿还有五万块钱养老钱，加在一起才四十万。还差二十万。
这二十万，对我来说就像是一座翻不过去的大山。
那天晚上，我坐在出租房的阳台上抽烟。一根接一根，抽得嗓子都哑了。晓玫在屋里哭，她爸妈催她去相亲，说不能在我这一棵树上死等。
我犹豫了很久，再次拿出了那个记在笔记本最后一页的号码。那是五年前奶奶给我的，说是我妈的新号。
我按下了拨号键。
电话响了很多声才被接起。
“喂？”还是那个声音，只是苍老了很多，带着一丝小心翼翼。
“我是陈默。”
“……阿默啊，有什么事吗？”她在那头问，背景音里有嘈杂的电视声，还有一个男人粗鲁的喊叫声：“李慧芳！水开了没看到吗？”
“妈，我要结婚了。买房还差二十万，你能不能借给我？我以后会还你的。”我开门见山，语气没有任何温度。
那边安静了几秒钟，然后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像是她走到了阳台。
“阿默，妈真的没钱。你林叔叔的公司这两年亏损，家里开销大。你……你自己想办法吧。”
“借一点也不行吗？哪怕五万也行。”我死死抓着阳台的栏杆。
“不行。”她回答得很干脆，紧接着，我听到了那边传来的重物落地声，还有一个男人骂骂咧咧的声音：“跟谁打电话呢？是不是又想偷钱给那个野种？”
电话猛地挂断了。
我把手机狠狠砸在墙上，屏幕裂成了蛛网。我对着空荡荡的黑夜大吼了一声，眼泪顺着脸颊流进了嘴里，又咸又苦。
这就是我的亲生母亲。她把那个男人叫丈夫，把我的求助当成负担，甚至在那个男人羞辱我的时候，她连反驳都不敢。
我回了老家，想把老家的宅基地卖了。
虽然那地方不值钱，但凑个几万是几万。奶奶坐在门口的石墩上，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情绪。
“阿默，非要买那房子吗？”奶奶问。
“不买就没法结婚，晓玫等不了了。”我蹲在地上，低着头抠着指甲里的泥。
奶奶叹了口气，撑着膝盖站起来，颤颤巍巍地往里屋走：“你跟我进来。”
我跟着奶奶进了那个光线昏暗的小屋。屋里有一股陈旧的木头味。奶奶让我把炕席掀开，在靠墙的角落里，有一块活动的砖头。
奶奶抠开砖头，从里面掏出一个油布包。油布已经发黑了，外面扎着几圈红色的橡皮筋。
“这是啥？”我愣住了。
奶奶坐在炕沿上，一层层剥开油布。里面放着一张银行卡，还有一张折叠得很整齐的字条。
“阿默，这是你妈给你的。”奶奶的声音很低，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像是被雷劈了一样，站在原地动弹不得：“她给我的？她什么时候给过我钱？她不是说她没钱吗？”
奶奶把卡递给我：“这张卡，是从她改嫁后的第二年开始的。每年过年前，邻村那个在南边打工的小王就会回来一趟，把卡带给我。她说，这是给你的老婆本，让我千万别告诉你。”
我接过卡，手一直在抖：“为什么不告诉我？”
“她说你这孩子性子倔，要是知道有这钱，可能就不肯拼命读书了。她还说，这钱来源不容易，怕你知道了心里有负担。”奶奶抹了抹眼角。
“里面有多少？”我喉咙干涩得厉害。
“我没取过，但我每年都去镇上的自动提款机查。一开始是一年三五千，后来是一年两三万。最后一次是去年，里面已经有三十二万了。”
三十二万。
这个数字像一块巨石，重重地砸在我的心上。
如果她每年都给我钱，那她在电话里的冷酷算什么？那个男人骂她的话又是什么意思？
我拿着那张卡，心里不仅没有解脱感，反而涌起一股巨大的不安。
“奶奶，小王在哪儿？我要见他。”
小王已经四十多岁了，在村头开了个小卖部。
我找上门的时候，他正坐着抽烟。听我打听李慧芳的事，他的脸色变得有些古怪。
“阿默啊，你妈……她不容易。”小王吐出一口烟圈。
“她不是嫁了个有钱人吗？她在南方到底过得怎么样？”我急切地问。
小王看了我一眼，沉默了半晌才说：“有钱人？呵呵。那个林大成，以前确实是个做小买卖的，但那人是个赌鬼，脾气坏得很。你妈在他家，哪是什么富太太啊。”
“那这些钱哪来的？”我举起手里的银行卡。
“那些钱啊……”小王摇了摇头，“我答应过她不说的。但我看你现在也大了，有些事，你自己去看看吧。她在S市的东郊，那儿有个叫‘老林废品站’的地方。阿默，你妈不让你找她，是有道理的。”
我没有再问下去，直接回城里取了钱。
我给晓玫转了二十万，告诉她首付够了。然后我编了个谎，说公司要出差，拎着个简单的背包就上了去南方的火车。
一路上，我的脑子里全是各种画面。
我想象过她可能是在洗盘子，也想象过她可能是在工厂打工。可我想不通，如果她过得那么惨，哪来的三十二万？那是整整二十二年的积蓄，平均一年要存下一万五。对于一个没有技能、没有地位的农村妇女来说，这是要从牙缝里抠出多少东西才能攒下的数额？
到达S市的时候，正赶上一场大雨。
南方的雨闷热潮湿，打在身上黏糊糊的。我坐着破旧的公交车，一直到了城市的边缘。
这里到处都是低矮的民房和散发着臭味的水沟。我打听了很久，才找到了那个所谓的“老林废品站”。
那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露天院子，围墙是用废弃的铁皮搭起来的。大门口挂着一个歪歪斜斜的木牌，上面用黑漆写着几个字。
我躲在马路对面的电线杆后面，心跳得越来越快。
半个小时后，一个女人从废品站里走了出来。
她穿着一件看不出颜色的汗衫，下面是一条肥大的藏青色裤子，脚上踩着一双烂了边的解放鞋。她太瘦了，脊背已经弯成了一个明显的弧度，头发花白，乱糟糟地用一根塑料绳扎在脑后。
她推着一辆装满纸壳的小车，走得很吃力。
那是我的母亲。
我根本不敢认她。在我的记忆里，她虽然穿着旧衣服，但总是干干净净的，脸蛋红润。可眼前这个女人，看起来起码有六十多岁，脸上的皱纹像干涸的土地。
一个身材魁梧、满脸横肉的男人跟着走出来。他手里拎着个酒瓶子，另一只手在扣鼻孔。
“动作快点！这批货晚上就要发走！”男人大吼一声。
我妈没说话，只是低着头，拼命把那辆小车往台阶上拉。因为雨天路滑，她的脚底下一个趔趄，整个人摔倒在泥水里。
纸壳散了一地。
男人冲上去，不仅没扶她，反而狠狠踢了她一脚：“没用的东西！连个车都拉不住！”
我妈蜷缩在地上，手紧紧护着头。那一刻，我的牙齿咬得咯咯响，正要冲过去，却看到男人骂骂咧咧地进屋拿烟去了。
我妈慢慢从泥水里爬起来。她环顾四周，确定男人不在，然后做了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动作。
她在那堆湿漉漉的纸壳里翻找着。她找得非常仔细，最后从最底层的一个烂纸盒里，抠出了两个被踩扁的易拉罐。她把易拉罐小心地踩平，塞进自己的鞋垫下面。
然后，她又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五块钱，那是刚才路过的一个路人卖废品给她的。她飞快地把那五块钱塞进了路边一个破旧的垃圾桶缝隙里。
她做这一切的时候，眼神里充满了惊恐和一种近乎病态的执着。
我悄悄跟在后面，看着她把纸壳装好，看着她被那个男人再次叫骂，看着她顶着大雨在院子里忙碌。
直到深夜，那个男人喝醉了，屋里的灯灭了。
我妈一个人悄悄走了出来。她走到那个垃圾桶旁边，抠出了那五块钱。然后她走到了废品站后面一个低矮的工棚里。
我绕过铁皮围墙，爬上了一棵大树。从工棚那个破了玻璃的窗户往里看，我看到了我这辈子最不敢相信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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