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弓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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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前语] 原解放军第2386工厂(3606厂)始建于1968年,位于山西绛县冷口乡大虎峪,是总后生产基地闻绛片四厂一院一库最隐蔽的工厂。作者弓爱国先生在大虎峪这个厂工作生活了36个年头,弓先生详细记载了在大山深处的三线厂的精彩经历。本文是继《大虎峪飘过的青春气息》之后的文章。

安家

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八十年代初,国家提倡晚婚晚育,86厂的单身汉比厂里的女青年多,妥妥的“狼多肉少”。这帮大龄单身汉没法子,只能把找对象的目光投向工厂以外。父母、姊妹还有亲朋好友,都急着给这深山沟里的单身汉们牵线搭桥——在中国,儿女成家从来都是头等大事。不管是军工厂的、纺织厂的,还是兄弟单位的、城镇来的,只要姑娘愿意来大虎峪厂扎根,都是大伙争相介绍的对象。赶得也巧,这时候国家出台了解决两地分居的利好政策,深山里的单身汉们,总算等来了春天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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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在父母的焦急催促下,靠着父辈同事们的帮忙,找到了心仪的对象。成家之后,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办好了爱人来大虎峪工作的商调函。

眼下最要紧的,就是得有一套住房。我直接去找了老同事——现在负责后勤的黄助理。见面说明来意后,他直截了当:“上面没房,只能去烟庄。”“我不去烟庄,太不方便了,你再想想办法,能不能在厂区这边找一间?”黄助理皱着眉沉思了片刻,说:“上面是真没富余房,倒是有一间没人要的,你要不先去看看?”他一说出地点,我心里就有数了——那间房,我早有耳闻。

那是一间十多平米的小平房,外头连着个小厨房,最大的毛病就是潮湿!当年我们铣车班的英华结婚,就住的这间,我们还去凑过热闹。一进门,最先看见的就是房间四周墙角,堆着一扎高的白灰,墙上渗出来的水珠,把白灰洇得透透的。自打英华家搬走,这屋子就一直空着,没人愿意来住,宁愿去偏远的烟庄。

我又专门去那间房瞅了瞅,心里很快有了改造的主意。山墙根地势低洼,还挨着个公共水龙头,屋里能不潮才怪!我回去跟黄助理说:“没法子,为了孩子,这房我住了。只求厂里帮个忙,把山墙边的水龙头挪远点儿,再给屋子地面铺一层水泥砖就行。”黄助理倒是痛快,一口答应下来,还承诺第二天就动工。

一个星期后,厂里的活就干完了。剩下的山墙根低洼问题,得我自己动手。我瞅着业余时间,找了辆小推车,天天往山墙根拉土垫坑。那段路有一处特别窄,空车刚好能过,可等我装满一车土往回拉时,车子受重力一偏,“哐当”就侧翻了,车辕子从头顶“呼”地一下飞了过去。谢天谢地,有惊无险!好在路边的沟不深,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车子扶回路面,重新装车。再经过那段窄路时,我不敢大意,推着空车先过去,再回头拉土,总算把低洼处垫得平平整整。之后,我又在厂里买了十几块不值钱的板皮,找了和文、常力,沿着小厨房外围竖了圈栅栏,顶上铺了层油毡,再把厨房门卸下来装在栅栏口,算是弄出个两平方的外间,总算能挡住风雨,不让它直接灌进屋里。又找了经验丰富的朋友闫晓,在屋里房顶上拉了几根铁丝,把旧报纸铺在铁丝上,整整忙了三天,这间漏风漏雨的小平房,总算改成了和厂里其他房子一样的平顶房。最后,我又在靠墙的地方砌了一道火墙,买了个废电石桶,改造成炉子,跟火墙连在一起;炉子两边竖了四根竹竿,也用旧报纸糊到屋顶,给炉子做了个简易的防尘罩,总算像个能住人的家了。

十月份,爱人终于调来了。我去后勤科领了一块单人床板、四条长凳,把我原先单身时的床和床板拼在一起,就成了一张双人床;再把爱人陪嫁的两只木箱往床头一放,简简单单,却也成了一个温馨的小家。

炸油条

一个星期天,为了庆祝爱人从临汾来大虎峪一周年,我提议改善改善伙食:“咱炸油条吃吧?”爱人看了看墙角那将近一桶攒下来的供给油,点点头说:“放一半就行,省着点用。”我随口说道:“听说炸油条油放得越多越省。”“那你看着办吧。”爱人大度地应了。那时候,每人每月就供给三两食用油,我们一家子一个月还不到一斤,能省一点是一点。

我索性把桶里的油全倒进了锅里,离锅沿还有一寸多,心里美滋滋的:“正好!”油烧得冒了烟,滋滋作响,我拿着一根油条坯子,得意洋洋地放进油锅里。可万万没料到,油突然就起了大沫子,眼看着就要溢出锅沿!这要是溢进炉子里,那可就糟了——炉边靠着防尘罩,旁边就是整排平房的总电闸!

说时迟,那时快,我抓起一块抹布,顶着油锅的热浪,一把把油锅端了下来。可还是晚了一步,“呼”的一声,溅出来的油倒进炉子里,瞬间引燃了防尘罩,火苗“噌”地一下就往房顶窜,离总电闸就差一点点!

我急中生智,也不知哪来的一股劲,瞥见炉子旁边放着一桶三十多斤的水,一把提起来,劈头盖脸就泼向房顶。火苗一下子就被浇灭了,炉子里的火也熄了,满屋子都是烟气和水蒸气,呛得人睁不开眼。这期间,爱人抱着孩子跑到屋外吓得大喊:“来人呀,救火呀!”等邻居们跑过来,火已经灭了,大伙一看,火苗离电闸就两巴掌的距离,都倒吸一口凉气。“好险呀!”“好在人没事,电闸也平安,真是不幸中的万幸!”邻居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宽慰我们。这时,当过厨师的韩师傅听我说了油起沫的事,瞅了一眼地上的油锅,笑着说:“油起沫,是因为油不纯,掺了别的东西。”“谁能想到啊,看着好好的油,居然不纯。”我低声嘟囔着,又连忙向邻居大叔大婶们道谢,把他们送出了柴门。

回头再看地上的油锅,只剩半锅油了,地上撒得一片狼藉;那根刚放进锅里的油条,半死不活地蜷在锅底,跟受了委屈、吓破了胆似的。我又找闫晓来,把屋子重新收拾装饰了一番,才算恢复了平静。打那以后,爱人再也不碰油炸食品,我也彻底断了炸油条的“奢侈念想”——这一顿油条,差点把家给烧了!

给母鸡做手术

爱人调来的时候,孩子还不满八个月,没有奶水,只能靠奶粉喂养。厂里的小商店,奶粉时有时无,经常得托人去山外采买,特别不方便。我就动了养只奶羊的心思,既能给孩子补营养,也能省点事。说干就干,我先在山墙边修了个羊圈,就等有空去横水买一只羊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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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偏偏不巧,一个夏夜的晚饭后,天完全黑透了,气温又闷又热,我拿了凉席铺在羊圈顶上,想趁凉歇一会儿。突然,从离房子不远的山坳里,传来一阵像小孩哭似的叫声,我循声望去,清清楚楚看见两只绿森森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我心里一紧,立马听出那是狼叫!直线距离也就三十几米,吓得我魂都快飞了,赶紧收了凉席,连滚带爬地跑进家。跟爱人一说,她比我还害怕,连连说:“咱别养羊了,这不是招狼吗!”

第二天,碰到同排的李师傅,说起这事,他笑着说:“我也听见狼叫了,本来都准备好了猎枪,想干它一炮,结果被老伴拦住了,说怕再招来更多狼。”听他这么一说,我彻底打消了养羊的念头。

没过几天早上,我正准备起床,爱人突然大喊一声:“啊!蝎子!”我赶紧凑过去,果然,在她的裤子上,一只大蝎子翘着尾巴,正慢悠悠地爬着。我连忙找了根木条,小心翼翼地把蝎子挑下床,赶紧处理了。“还好,大人小孩都没事,真是万幸。”我长舒一口气。爱人却气鼓鼓地说:“这鬼地方,住人就算了,还藏着这种活物!”“那能有啥办法,深山里就这样。”我低声劝道。

不能养羊,干脆养鸡——既能下蛋吃,还能帮着捉虫蝎,一举两得!我抽时间把羊圈改成了鸡窝,老丈人又送来四只最能下蛋的大母鸡,还有一只公鸡。没想到,才过了一天,就有母鸡下蛋了。“真不错,以后隔三差五就能捡两三个鸡蛋,孩子也能补补营养。”我心里美滋滋的。

可没过多久,我发现那只最大的黑母鸡,走路总是摇摇晃晃的,起初我没太在意,可过了两天,它走得越来越吃力,连站都快站不稳了。我把它逮住一看,好家伙,鸡屁股后面长了个大瘤子,足有馒头那么大,都快拖到地上了。趁着休息,我下定决心,给它做个手术。

我回家取了一把刮胡子刀片,又把黑母鸡逮了过来。那鸡也怪,好像知道我是给它治病,乖乖地趴在我怀里,一动也不动。我抱着它蹲在地上,小心翼翼地从瘤子根部,一点点把瘤子切了下来——切开的瞬间,鸡屁股后面就空了一个洞,肠子都露了出来,还冒着热气。我又找来针线,笨拙地给它把伤口缝起来。自始至终,这只黑母鸡一声没叫,也没动一下,我真是打心底里佩服这小小生灵的毅力和坚强!

之后的几天,我每天单独给它喂水喂食,特殊照顾。三天后,它就能站起来了,还能慢慢走动;一个星期后,它就跟以前一样,行走自如了。我抱着它,小心翼翼地抽掉缝伤口的线,把它放到地上。黑母鸡“咯咯咯”地冲我叫了好几声,像是在跟我道谢,然后一摇一摆地融进了鸡群。我心里也乐开了花,看来这手术,算是成功了。

可没想到,才过了一个多月,这只黑母鸡又开始走路不稳了。我再把它逮住一看,原来长瘤子的地方,又长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瘤子。我心里一下子明白了——这只鸡,是得了恶性肿瘤,那可是大毛病,根本治不好,也不能食用。我心疼地摸了摸黑母鸡,自言自语道:“去吧,你自己找个地方生活吧。”然后抱着它,走到山上放生了,任由它自生自灭。

天有不测风云,剩下的几只鸡,过了几个月,一天早上我准备喂食时,突然发现全被黄鼠狼祸害了。我叹了口气,无奈地说:“唉,这大山里环境险恶,这些鸡也算命苦,以后再也不养了。”

种菜和采蘑菇

在大山里生活,经验太重要了,若是没经验,真能闹不少笑话。大虎峪的家家户户,都把生活技能发挥到了极致,就说种菜吧,老厂来的师傅们是老手,垣曲来的一批青年人,也不甘示弱。一年四季,新鲜蔬菜轮番收获,不管什么地块,有土就能种,没土垫点土也能种,沿途的菜园子,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自家的房前屋后,只要圈起来,都能种点东西,季节一到,五颜六色的蔬菜,看得人心里欢喜。吃不完的菜,就送给邻居、朋友,收成多的,还能拿去换几个小钱,既解决了自家的吃菜问题,也给工厂减轻了不少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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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二区的房前,也有一块几平方的小地皮。刚安顿好家,我心气十足,上山砍了些棘刺,把地皮圈起来,准备种一茬豆角。头一回种菜,我格外用心,挑了好几担有机肥,浇得透透的,天天蹲在园子里伺候。看着豆角架上的枝叶长得郁郁葱葱,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可越看越不对劲——架子上光长叶子,连个豆角影都没有。再看别人家的豆角,一串一串的,挂满了架子,我心里别提多不是滋味了。后来请教了懂行的师傅,才知道是土地太肥了,养分全被枝叶吸走了,根本不结豆角。我没好意思再多说,心里暗自琢磨:看来干哪行都有门道,真是隔行如隔山。听说地肥适合种白菜,我就盘算着,明年改种白菜。我默默准备起来,从横水买了些白菜籽,又砍了些棘刺,绑在原先的栅栏上,把栅栏加高到一人多高,心里暗暗发誓:这次一定能种成。

白菜苗破土而出后,我每天下班,第一件事就是钻进园子里查看。看着白菜慢慢长大,有了模样,我还特意用布条把每颗白菜都捆起来,看着自己的心血一天天敦实起来,心里满是兴奋。可万万没想到,这么高的栅栏,居然还是有鸡能进去——是飞进去的?还是钻进去的?我百思不得其解!园子里的大白菜,全被鸡糟蹋得不成样子。我无奈地叹口气,把鸡赶出栅栏,把剩下的白菜悉数挖回家,这种菜的心思,也彻底偃旗息鼓了。

既然没种菜的本事,那就只能依靠工厂供给了。根据厂里老职工的经验,储存冬菜前,先在厨房里拉一车土,等买来冬白菜、土豆,就把白菜根部和土豆埋在土里,既能保持新鲜,又不会冻坏,能一直吃到第二年春天。

可我第一年贮菜,就闹了个笑话。白菜买来后,我直接码在厨房里,没几天就冻得邦邦硬,炒的时候,一炒就化成一锅水,根本没法吃。土豆我一下买了八十斤,堆在厨房里,一冬天根本吃不完,最后全冻坏了,只能扔掉。从那以后,我贮菜就直接减半,再也不敢多买了。

秋天是大山里的收获季,住在山里的人,靠山吃山。有一天,我们班的安林说,星期天要上山采蘑菇,问我去不去。我一口就答应了——虽然我对大山不熟,但安林可是个地道的垣曲娃,打猎、钓鱼、采山菜,样样精通,跟着他,绝对不会出错。

星期天吃过早饭,我们各自背上竹篓,进山了。越往山里走,树木越茂密,渐渐走进了大山腹地。来到一片不知名的松林里,安林说:“你在这边采,我去那边,一会儿汇合。”“行,你去吧,我肯定能采不少。”我信心满满地说。

我拨开厚厚的一层干松针,好家伙,蘑菇多得成片成片的,长得胖乎乎、白嫩嫩的,不到一个小时,我的竹篓就装满了。我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身子,抬头一看,四周全是松树,根本看不见安林的身影。我大声喊他的名字,只有群山的回音,连个人影都没有。这下,我心里彻底慌了:“难道他先走了?不能啊,他答应等我的。”在大山里,我分不清东南西北,也不知道工厂在哪个方向,四周静悄悄的,只有山风呼呼地刮着,吹得树叶沙沙作响。慌乱了一阵后,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抬腕看了看表,正好是中午十二点——这是工厂每天放广播的时间!我赶紧朝着最高的山头爬去,竖起耳朵,仔细辨别广播的方向。

借着风的传送,我隐隐约约听到了广播的声音,心里一下子有了底,立即朝着声音的方向奔去。急不择路的我,见沟就跳,见坡就爬,浑身被圪针棘刺划得生疼也顾不上,一门心思就想找到工厂的方向。一个小时后,我终于在山顶上看到了工厂的烟囱,心里这才彻底踏实下来。回到家,我把剩下的半篓蘑菇,铺在凉席上晾晒,这一场惊心动魄的“采蘑菇之旅”,才算画上了句号。

干私活

随着厂区到二区小家的小路被我走了一遍又一遍,孩子也快三岁了,能端着小木碗,自己学着吃饭了。可家里没有小饭桌,孩子吃饭特别不方便,要么蹲在地上,要么趴在床上。想起当年我单身时,在食堂没桌子,只能蹲在地上扒饭的窘境,我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做个小饭桌,让孩子有个放碗的地方。

说干就干,虽然厂里三令五申,不准职工干私活,但为了孩子,我决定冒一次险。我找了四根五十厘米长的铁管,自己动手打眼、焊接,把端面打磨平整,做成了小饭桌的腿。为了好看点,我还决定给铁管电镀一下。可电镀工房离厂长办公楼太近,就隔一条马路,怎么躲开厂长的注意,我心里盘算好了。

我用旧报纸把这四根铁管裹得严严实实,趁着没人,偷偷送到电镀工房,战友们很给力,当天下午就给我镀好了。第二天上午,我干完手里的活,就去取我的“成果”——四根亮闪闪的铁管,看着特别漂亮,我一个劲地感谢战友们,又用旧报纸重新裹好,小心翼翼地抱着。一看时间,离中午下班还有半小时,这时候人最少,最方便我偷偷带回家。

我抱着铁管,左右看了看,没人,办公楼也静悄悄的,赶紧快步走过办公楼。不敢走大路,我绕到河沟边的小路,朝着工厂二大门走去——二大门和厂大门就隔五六米。可刚要过二大门,警卫室里突然走出程厂长,冲我招了招手:“来,过来一下。”我心里咯噔一下,暗道不好,可也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朝厂长走去。

“你怀里抱着什么东西?”厂长劈头就问,语气带着几分严厉。“是……是小饭桌的铁腿,孩子吃饭没桌子,我自己做的。”我低声说道,心里七上八下。“打开看看!”厂长命令道。我没办法,只能一层一层解开旧报纸,四根亮闪闪的铁管露了出来。厂长瞅了一眼,皱着眉说:“这不是地灯杆吗?还敢骗我!”“真不是,厂长,是小饭桌的铁腿,我孩子真的用得上。”我急忙解释。“厂里三番五次强调,不准干私活,你就是不听!”厂长一边说,一边伸手就要去拿铁管,“没收!”

我一听要没收,急了,抢先一步把铁管攥在手里,急忙说:“不成,厂长,我还要用呢!”厂长被我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立马急了眼:“怎么?你还想动手?”说着,他“哧啦”一声,撕开了外衣上的时髦粘扣,满头大汗地对警卫说:“别让他出门!”

这时候,下班的人越来越多,都围了过来,我赶紧说:“厂长,要不咱去你办公室说吧,你看这么多人围着,影响也不好。”“就在这等着!”厂长怒气冲冲地说,随手拿起警卫室的电话,拨通了我们车间庞主任的电话,让他赶紧来大门口。我心里琢磨着:你厂长都不嫌丢人,我一个工人,有啥好嫌的。

没过多久,庞主任挤进人群,连忙问:“厂长,怎么回事?”“你们车间的工人,干私活还敢跟我顶嘴,你把他带回去,这东西交给政治处严肃处理!”厂长气呼呼地说。

庞主任把我带回车间办公室,问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厂长逮了个正着,你就给厂长认个错,怎么还跟厂长顶嘴呢?以后可不能再干私活了。这东西,我先上交了。”我闷声“嗯”了一声,走出办公室,无精打采地往家走去,心里别提多憋屈了。

后来我才听说,那天我从办公楼前经过时,正好被程厂长看见了,他见我抱着东西,鬼鬼祟祟地往河沟方向走,就猜到我是干了私活,立马下了办公楼,小跑着去了二大门,专门等着拦截我。他还准备第二天召开厂委会,专门研究我的问题,还责成电镀车间的高主任,调查是谁给我镀的铁管。

高主任一进电镀车间,就问班长:“谁给那个工人干的小桌腿?”班长很讲义气,说道:“是我们集体操作,一块干的。”“你们这是第几次给他干私活?”“两次。”“第一次干的什么?”“一个自行车把。”高主任愣了一下,又问:“自行车把?给谁干的?”“给程厂长爱人干的。”高主任听完,没再多问,转身就走了。

再后来听说,程厂长听了高主任的汇报后,啥也没说,取消了第二天的厂委会,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半年以后,那四根亮闪闪的铁管,又重新回到了我手里——朋友告诉我,要不是高主任的调查,要不是电镀车间的战友们讲义气,我这次的麻烦可就大了,说不定还会受处分。不管怎么说,都是不幸中的万幸。这件事,当时在厂里轰动了好一阵子,成了大伙茶余饭后的笑谈。

迁新居

一九八三年,我家终于搬进了工厂新建的独生子女楼。摸着厚实的墙体,比二区的小平房结实多了,门窗也严实,再也不用怕漏风漏雨。最让人高兴的是,面积大多了,有三十多平方,两间卧室,还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虽然没有通暖气,但看着这么宽敞明亮的房子,心里就觉得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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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爱人和我商量:“这么好的房子,咱别生炉子了,省得把屋子弄脏。”我想想也对,就同意试试。可谁曾想,房子再厚实,也顶不住大虎峪凛冽的寒风!十一月份还能勉强扛过去,一进十二月,屋里就冷得待不住,阴冷阴冷的,我们只能去朋友家蹭暖,晚上九点回家,倒头就钻被窝,屋里的温度降到了六度,这还没到最冷的时候呢!

我再也扛不住了,赶紧把那个电石桶炉子生了起来,一家人挤在小卧室里,靠着炉子取暖,这才算有了过冬的基本条件,直到后来搬迁到侯马。

从一九九零年迁到侯马过春节,到现在我已是满头白发的古稀老人,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三十六个年头。回想起在大虎峪的八千多个日夜,心里感慨万千。那时候,我们都还年轻,没有多少生活经验,更没有山区生活的经历,却硬生生经受住了山区生活的所有考验。虽然闹过不少笑话,做过不少窘事,但也正是那些日子,磨炼出了我们坚强的意志,还有克服任何困难的决心!

在大虎峪的二十二年里,我们这批坚持到底的年轻人,还有全厂的职工们,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圆满完成了国家下达的各项战备任务,也实现了初进山沟时,汽车车帮上那红色标语的承诺——为国家三线建设,贡献自己应尽的一份绵薄之力。正像人们总结的那样:“献了青春献子孙,献了子孙献终身。”

现在的生活、工作条件,和大虎峪时期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根本没法比。每当我想起大山里的那些生活片段,特别是当年的单身生活,还会不由自主地浅哼起当年和福利一起创作的歌曲——“斯巴斯基钟,猛烈敲响!”虽然那首歌里的期盼早已应验,也不再适合当下的国内外局势,但那段岁月,那些故事,那些飘在大虎峪的烟火气,却永远刻在了我的心里,成为我一生最珍贵的回忆。如今已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更要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不负当年的坚守与付出。

(完)

作者简介:

弓爱国,笔名侯马席阳,山西省侯马市人。1969年10月从侯马市到中条山深处的绛县大虎峪2386工厂筹建处工作。1990年随厂迁至侯马市,2008年退休。爱好诗歌,专注古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