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一战中的华工》(徐国琦著)、法国国家档案馆一战华工档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相关文献、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一战华工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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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11日,德国在法国贡比涅的一节火车车厢里签署了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

消息传遍欧洲大陆,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上挤满了欢呼庆祝的人群,埃菲尔铁塔下彩旗飘扬,法国人相拥而泣,庆祝这场持续四年零三个月的噩梦终于画上句号。

没有人注意到,在巴黎郊外的一处工棚里,几百名中国劳工正默默收拾着自己简陋的行李。

他们穿着印有编号的工装,手上布满老茧,脸上写满疲惫。

按照合同,他们即将被遣送回国。

这些来自中国山东、河北、江苏等地的农民,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为协约国挖战壕、扛弹药、修铁路、填弹坑、拆除未爆弹、掩埋尸体。

他们中有近两万人永远留在了这片异国的土地上,连一块刻有名字的墓碑都没有,只有一串冰冷的数字编号。

战争结束了,他们以为自己的故事也结束了。

他们不会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会让整个法国政府都坐立不安。

一群法国女人,正在酝酿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将在未来几个月里引发一场没有硝烟的风暴,让巴黎的官员们焦头烂额,让报纸上充斥着激烈的争论,让无数华工的命运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而这一切的起因,要从1916年那个血腥的春天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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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凡尔登绞肉机:欧洲从未见过如此惨烈的战争

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的枪声点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战争爆发之初,无论是协约国还是同盟国,都坚信这场战争会在几个月内结束。

当时欧洲流行着一种说法:士兵们圣诞节之前就能回家与家人团聚。

年轻人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军,把战争当成一场冒险,一次证明自己勇气的机会。

他们大错特错了。

这场战争一打就是四年,双方投入了超过六千五百万兵力,死亡人数接近一千万,受伤人数超过两千万。

机关枪、毒气弹、坦克、飞机、大口径重炮——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多的致命武器被同时投入战场。

而法国,承受了这场战争中最惨重的损失。

1916年2月21日清晨,德国皇太子威廉亲率二十一万德军,向法国东北部的凡尔登要塞发起了猛攻。

凡尔登是法国通往巴黎的咽喉要道,一旦失守,法国首都将门户洞开。德军的战略很明确:在凡尔登"放干法国的血"。

这场战役从1916年2月一直打到12月,整整十个月。

德军在开战第一天就向法军阵地倾泻了超过一百万发炮弹。

密集的炮火把凡尔登周围的森林夷为平地,把山丘削去了几十米,把土地炸成了月球表面一样的弹坑地貌。

据统计,在这片不到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平均每平方米落下了六发炮弹。

法军拼死抵抗,喊出了"他们不会通过"的口号。

双方在这片焦土上反复争夺,一个山头一天之内可能易手十几次。

士兵们在齐腰深的泥浆中作战,在遍地尸体的战壕里吃饭,在毒气弥漫的空气中呼吸。

凡尔登战役结束时,法军阵亡约二十五万人,受伤超过五十万人。

德军的伤亡也达到了三十多万。

历史学家后来给这场战役起了一个名字——"凡尔登绞肉机"。

凡尔登的炮声刚刚平息四个月,索姆河战役又爆发了。

1916年6月24日,英法联军在索姆河地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试图打破西线的僵局。

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战役,也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战役之一。

1916年7月1日,进攻开始的第一天,英军就损失了将近六万人,其中两万人阵亡。

这是英国陆军历史上单日伤亡最惨重的一天。

士兵们排着整齐的队列冲向德军阵地,被德军的机关枪像割麦子一样成片扫倒。

索姆河战役持续到11月才基本结束,英军伤亡超过四十万人,法军伤亡二十多万人,德军伤亡约五十万人。

双方总共投入了三百多万兵力,伤亡总数超过一百三十万人。而联军推进的距离,最多不过十公里。

这两场战役,让法国失去了几乎整整一代年轻人。

根据法国政府后来的统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年龄在十三岁到三十岁之间的法国男性,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死于战火。

如果把统计范围扩大到十五岁至四十九岁,死亡率也高达百分之十三点三。

法国在一战中总共动员了约七百七十万士兵,其中一百四十万人阵亡,超过四百万人受伤。

对于当时只有四千万人口的法国来说,这意味着全国近十分之一的人口成为战争的直接受害者。

前线在流血,后方却面临着另一个严峻的问题:劳动力严重短缺。

所有能上战场的青壮年男性都被征召入伍了,工厂里、矿场上、港口边、农田中,到处都是女人在顶替男人的岗位。

可是,战争的后勤需求是无底洞——前线需要源源不断的弹药、粮食、被服、药品,需要有人修建铁路、公路、桥梁,需要有人挖掘战壕、搬运物资、清理战场。

这些繁重而危险的体力活,靠女人根本撑不下去。

法国政府把目光投向了海外。

他们首先想到了自己的殖民地——从非洲、印度支那、马达加斯加等地招募了数十万劳工和士兵。

但这远远不够,战争的胃口太大了,多少人填进去都不够。

这时,有人提出了一个建议:去中国招工。

中国有四亿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中国人吃苦耐劳,工资要求低,是理想的廉价劳动力来源。

更重要的是,中国当时宣布中立,从中国招募劳工不会引起外交纠纷。

1915年6月,法国驻华公使康悌开始与中国方面接触,商讨招募华工的可能性。

消息传到英国,英国人最初嗤之以鼻。

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朱尔典对中国官员说了一句话,大意是:你们中国人还想参与欧洲的战争?你们不配。

英国人的傲慢没能维持多久。凡尔登和索姆河的血腥现实,让他们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

1916年10月,英国战时内阁批准了从中国招募劳工的计划,并给这支劳工队伍起了一个正式的名字——中国劳工旅(Chinese Labour Corps)。

一场改变十四万中国农民命运的大幕,就此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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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去法兰西吧,回来你就是大富翁":十四万华工的血泪远征

1916年5月14日,天津。

法国陆军退役少校陶履德代表法国政府,与中国惠民公司正式签订了招募华工的合同。

根据协议,中国将向法国输送五万名劳工,合同期限为五年。

惠民公司是北洋政府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一手创办的。

梁士诒是个精明的政客,他看准了这场世界大战的走向:德国两线作战,必败无疑。

如果中国能够以某种方式参与到协约国一方,战后就有资格作为战胜国分一杯羹——最起码,能把被德国强占的山东青岛要回来。

直接派兵参战不现实,北洋政府有心无力,而且协约国也不愿意。

那就派劳工,"以工代兵",曲线参战。

招工的广告很快出现在山东、河北、江苏、浙江等地的城镇乡村:

"带着五年合同去法兰西吧,你的年收入将达到两千法郎,回来时你将成为大富翁!"

"每人每天五法郎工资,留在中国的家属每月还能领十块银圆!"

"不用参加战斗,只是在后方干点体力活,安全得很!"

这些条件,对于当时的中国农民来说,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要知道,民国初年中国农村的普通农民,一个月也就挣两三块银圆。

去法国干活,一天就能挣一块银圆,五年下来,回国就是富翁,盖房子、娶媳妇、买地、给父母养老,什么都有了。

山东省成了华工招募的主要地区。

山东人身体强壮,能吃苦,而且当时山东正遭受连年战乱和自然灾害,农民生活困苦,外出务工的意愿很强。

1916年10月31日,英国在英属威海卫设立了招募办事处,由一位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八年的前铁路工程师托马斯·J·伯恩负责。

威海卫当时是英国的租借地,在这里招工可以绕开中国政府的层层审批,效率更高。

招工有严格的标准:年龄必须在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身体健康,无传染病,能够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体检时要检查身高、体重、视力、听力,还要检查牙齿——牙齿不好的人不要,因为在前线可能吃不上热饭,需要啃硬面包和罐头。

通过筛选的华工被剃光头发,全身消毒,换上统一的工装,手臂上戴着一个铜质的号码牌。

从这一刻起,他们就不再是张三李四王五,而是一串数字:97237号、54891号、23456号……

1916年8月24日,第一批一千名华工乘坐法国邮轮抵达马赛港。这是中国劳工踏上欧洲土地的开始。

法国《每日晨报》对此进行了报道,称这些华工"大部分来自中国北方,身体强壮,能够忍受法国的气候"。

报纸还乐观地预测,这将为法国带来急需的劳动力。

到1917年底,在法国和比利时为英军工作的华工已经达到五万四千人。

到1918年11月一战结束时,这个数字增长到了九万六千人。

加上为法军和美军工作的华工,总数超过了十四万人。

这十四万人,绝大多数是农民,没有什么文化,不懂法语也不懂英语,甚至很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他们带着对"发财致富"的憧憬,带着对家人的牵挂,踏上了漫长而危险的旅途。

从中国到法国,最短的航线也要走将近两个月。

华工们乘坐的邮轮条件极其简陋。船舱里又闷又热,空气浑浊,晕船呕吐是家常便饭。

更危险的是,德国潜艇在大西洋和地中海四处游弋,专门袭击协约国的运输船只。

1917年2月24日,一艘名为"阿索斯"号的法国邮轮在地中海被德国潜艇发射的鱼雷击中。

船上载有九百多名华工,爆炸发生后,邮轮迅速下沉。

五百四十三名华工葬身大海。

他们甚至还没有踏上欧洲的土地,就成了这场战争的牺牲品。

幸存的华工抵达法国后,很快发现现实与招工广告上说的完全不同。

广告上说"不用参加战斗",可他们被派去的地方,是战火最激烈的前线。

挖战壕、填弹坑、搬弹药、修铁路、架桥梁、拆除未爆弹、掩埋尸体——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全是华工在干。

英军对华工的管理极其严格。

华工们被集中安置在由铁丝网围住的营地里,由士兵看守,每五百人组成一支劳工队,配备二十五名英国军官。

他们每天工作十小时,每周工作六天半,只有中国传统节日才能休息。

华工不能使用英军的厕所,不能去英军的酒吧,不能与当地居民接触。

违反纪律者要受到严厉惩罚,包括鞭打、禁闭、扣发工资。

他们穿着简陋的工装,除了手臂上的号码牌,没有任何身份标识。

英国人不叫他们的名字,只叫他们的号码。在英国人眼里,他们不是人,只是会干活的工具。

法军对华工的管理相对宽松一些,华工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自由活动,可以与当地人接触。

但工作的危险性和繁重程度,与在英军服役的华工没有什么区别。

1917年法国皮卡第地区的一场战斗中,德军突破了英法联军的防线,冲入阵地。正在挖战壕的华工来不及撤退,手里没有枪,只有铁锹和镐头。

他们举起工具,与端着刺刀冲上来的德军展开了肉搏。

等援军赶到时,大部分华工已经倒在了血泊里。他们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只有手臂上的号码牌。

英法军方对华工的死亡漠不关心,从来没有认真统计过伤亡数字。

华工死了,就地掩埋,在墓碑上刻一个编号,仅此而已。

据不完全统计,一战期间,华工死亡和失踪的人数在两万人左右。

而有名有姓、能够查到身份的,只有一千八百七十四人。

他们被埋葬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六十九个公墓里,墓碑上刻着"流芳百世""虽死犹生""勇往直前""至死忠诚"等中文字样。

那些墓碑,无一例外地朝向东方——那是他们故乡的方向,也是他们永远回不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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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绞肉机下的卑微与坚韧:华工用血肉换来的尊重

尽管遭受着种种不公正的待遇,华工们依然用自己的勤劳和坚韧,赢得了一部分欧洲人的尊重。

华工的工作效率极高,远远超过了协约国从其他国家招募的劳工。

一份英军的内部报告这样评价华工:"他们是所有外国劳工中最出色的。他们吃苦耐劳,听从指挥,工作效率高,很少偷懒。"

法军总司令福煦元帅在给法国总理的信中写道:"华工既是第一流的工人,又是出色士兵的材料。他们在炮弹狂射下毫不退缩,值得尊敬。"

在法国北部的一些港口、车站和仓库,管理者甚至专门要求只用华工,因为华工干活最让人放心。

华工中不乏技术熟练的工匠——木匠、铁匠、机械师,他们在法国的军工厂里维修枪炮、组装坦克、制造弹药。

施奈德公司、雷诺公司等法国大企业都雇佣了大量华工。

一战结束后,华工的工作并没有结束。

他们继续留在法国,清理战场遗留的数百万枚未爆弹,填平数不清的弹坑和战壕,拆除绵延数百公里的铁丝网,掩埋腐烂的尸体,重建被炸毁的道路和桥梁。

这些工作极其危险。据统计,仅在清理未爆弹的过程中,就有数百名华工被炸死或炸伤。

许多为英军服务的华工一直工作到1920年,而大部分为法军服务的华工更是工作到了1922年才陆续回国。

他们是最后离开法国的外国劳工。

在异国他乡的这几年里,华工们经历了太多太多。

他们经历了战火的洗礼,见识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

他们经历了歧视和侮辱,被当成牲口一样对待。

他们经历了同伴的死亡,亲眼看着身边的人被炮弹炸成碎片,被毒气呛死,被疾病夺去生命。

他们也经历了从未有过的新奇体验。

华工孙干来自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他在去法国之前是一名乡村小学教师。

与其他华工不同,他去法国不仅仅是为了挣钱,也是为了"游历欧洲,考察教育"。

他带着笔记本,一路上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最后写成了一部八万多字的《欧战华工记》。

孙干在笔记中写道,他第一次见到了飞机、坦克、汽车、火车,第一次见到了电灯、电话、自来水,第一次见到了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城市和乡村。

他也第一次见到了欧洲的女性——在他眼里,法国女子非常独立,能做男人做的活计,包括那些技术性的工作。

华工马春苓是山东省临朐县的一名乡村教师,他怀揣着"环游世界"的梦想报名参加了华工招募。

他带着一个小本子,用毛笔记录自己在法国的经历,后来整理成《游欧杂志》。

这些来自中国乡村的农民和教师,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第一次真正睁眼看世界。

他们带回中国的,不仅仅是微薄的积蓄,还有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对现代工业的了解,对自身处境的反思。

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就是在一战期间作为华工教育干事来到法国的。

他在法国为华工开办识字班,教他们读书写字,帮他们给家人写信。

这段经历深深触动了他,后来他回到中国,发起了影响深远的平民教育运动。

历史学家蒋廷黻一战期间在美国留学,听说法国需要华工服务人员后,他主动申请来到法国,在巴黎的基督教青年会华工服务中心担任干事。

他在里昂和勒克列索的兵工厂组织华工服务社,教华工学习法文和中文,帮他们写家信、寄钱回家。

正是在这里,蒋廷黻亲眼见证了一些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

那是1918年7月的一天,一个法国姑娘急匆匆地跑进华工服务中心,请求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为她"保媒"。

她看中了一名在兵工厂做工的华工杨某,想要嫁给他。

蒋廷黻后来在回忆录中记录了这件事。

他当时好心提醒那位法国姑娘,中法两国生活习惯差异很大,华工合同到期后是要回中国的,她应该慎重考虑。

法国姑娘的态度非常坚决。

这不是个例。

从1917年开始,越来越多的法国女性开始主动接近华工。

在兵工厂、在港口、在车站、在仓库,凡是华工工作的地方,都能看到法国女人与华工交谈、相处的场景。

有人偷偷塞小纸条,有人大胆示好,有人像那位跑到华工服务中心的姑娘一样,直接请求按中国规矩"说媒"。

这一切,发生在战争还没有结束的1917年和1918年。

当时欧洲的战火还在燃烧,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士兵倒在前线。

而在后方,一种奇特的情感,正在中国劳工和法国女性之间悄然滋长。

战争结束后,这种情感不仅没有消退,反而愈演愈烈。

一战夺走了法国整整一代年轻男性的生命。

战后的法国,到处是缺胳膊少腿的伤兵,到处是失去丈夫的寡妇,到处是找不到对象的年轻姑娘。

而那些身体健全、勤劳能干、温和体贴的中国劳工,突然之间变得格外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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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战争结束了,一场更大的风暴却刚刚开始

1918年11月11日,停战协定签署的消息传遍法国。

巴黎沸腾了,马赛沸腾了,里昂沸腾了,整个法国都沸腾了。

人们涌上街头,相拥而泣,庆祝这场持续四年多的噩梦终于结束。

可是,在华工营地里,气氛却完全不同。

按照合同,战争结束后,华工应该被遣送回国。

英国人已经开始着手准备遣返事宜,登记名册、安排船只、计算工资。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华工们收拾着自己简陋的行李,心情复杂。

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流了血、流了汗,失去了无数同胞,现在终于可以回家了。

家里的妻儿老小,已经盼了他们两三年。

他们以为,自己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他们不会想到,在法国的某些城镇、某些工厂、某些角落,一群法国女人正在酝酿着什么。

她们是谁?

她们是战争中失去丈夫的寡妇,是找不到对象的年轻姑娘,是在工厂里与华工并肩工作的女工,是在农场里雇佣华工帮忙的农妇。

她们来自不同的阶层,有着不同的经历,但她们有一个共同点——

她们不愿意让那些华工就这样离开。

战争夺走了法国太多的男人。

根据统计,一战结束后,法国适龄女性的数量远远超过男性。

十户人家,九户缺男人。街头巷尾,到处是穿着黑色丧服的寡妇。年轻的姑娘望眼欲穿,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对象。

那些从战场上回来的法国男人呢?

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不再是完整的人。

缺胳膊的,断腿的,瞎眼的,被毒气熏坏了肺的,被炮弹震聋了耳朵的,被战争摧毁了精神的——他们带着各种各样的伤残和创伤回到家乡,成为这场战争最触目惊心的注脚。

法国政府深知战争对人口造成的毁灭性打击。他们开始着急了。

根据情报,德国已经在着手恢复人口的政策。

德国鼓励早婚,设立结婚局,要求青年男女尽早结婚生子。

据说,甚至有人提议恢复一夫多妻制。德国有六千万人口,法国只有四千万。

如果不赶紧生孩子,下一场战争法国拿什么去跟德国打?

法国著名的霞飞元帅开始大力倡导"战争结婚",军队给士兵放假,让他们回家娶妻生子。

法国政府也准备对未婚和没有孩子的人征收"单身税",同时减免已婚多子者的税金。

官员们的算盘打得很响:让法国女人尽快嫁人,尽快生孩子,给法国补充人口。

至于嫁给谁?当然是嫁给法国男人,哪怕是伤残的法国男人。

可是,法国女人们有自己的想法。

在她们眼里,那些从战场上回来的伤兵,很多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甚至生活都不能自理。

嫁给他们,不是找丈夫,是找负担。更何况,战争给那些男人的心灵留下了太深的创伤,很多人变得暴躁、酗酒、无法正常生活。

而那些中国劳工呢?

他们身体健康,四肢健全。他们吃苦耐劳,勤勤恳恳。

他们不酗酒,不赌博,把挣来的钱寄回家给父母妻儿。他们温和、体贴、顾家,与那些傲慢粗暴的欧洲男人完全不同。

更重要的是,他们是真正的男人——健康的、完整的、可以依靠的男人。

当时法国的报纸上曾经有这样一段话:"华工虽有其缺点,但毕竟是男人。在一个缺乏男人的国度里,自然以稀为贵,至少比伤兵强,比有妇之夫受欢迎。"

从1917年开始,就陆陆续续有法国女人与华工交往、相恋。

战争结束后,这种趋势愈演愈烈。

在法国北部哈维尔地区,当地警察的一份报告显示,越来越多的法国女人开始与华工走得很近。

有的在工厂里朝夕相处,日久生情;有的在农场里雇佣华工帮忙,渐渐产生了感情;有的甚至主动到华工营地外面徘徊,寻找机会接近他们。

这些消息,让一些法国男人坐不住了。

1917年5月,哈维尔地区的一群法国男人聚集起来,举行了一场抗议活动。

他们高喊:"再打下去,法国就没有男人了!中国人、阿拉伯人、西班牙人将娶走我们的妻女,瓜分我们的祖国!"

抗议的人群越聚越多,情绪越来越激动。他们要求政府把华工赶出法国,不允许法国女人与外国人交往。

与此同时,从战场上归来的法国伤兵们也聚集起来游行,要求政府为他们解决婚姻问题。

他们是为国家流过血的人,是国家的功臣。可是现在,他们却面临着娶不到老婆的困境。

在伤兵们看来,那些身体健全的华工就是他们最大的"拦路虎"。

凭什么这些黄皮肤的外国人能够娶到法国女人,而他们这些为国捐躯的英雄却只能打光棍?

抗议和游行的消息传到巴黎,法国政府的官员们开始头疼了。

一方面,他们需要华工继续留在法国清理战场、重建基础设施;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意看到法国女人嫁给华工。

怎么办?

法国政府想出了一系列办法。

他们指示报纸媒体,开始大肆诋毁华工。

什么华工不守时间、斗殴、聚赌、嫖妓、盗窃、强暴妇女——凡是能想到的坏毛病,都往华工身上扣。

法国《巴黎时报》甚至专门罗列了华工的"十大罪状",要求政府尽快遣返这些"危害社会治安"的外国人。

他们发布官方公告,苦口婆心地"劝说"法国女性:华工工资不高,中法习俗差异太大,中国家庭专制,还有纳妾的恶习。嫁给他们,将来一定会后悔!

他们还搬出了法律武器。

当时法国的法律规定:本国女子若嫁给外国男性,将自动失去法国国籍。

法国政府以此为要挟,警告那些想嫁给华工的女人。

这些手段起作用了吗?

没有。

法国女人们根本不吃这一套。舆论诋毁?

她们有自己的眼睛,知道身边的华工是什么样的人。官方劝阻?

她们有自己的脑子,知道什么样的男人适合自己。法律威胁?她们有自己的决心,为了幸福,国籍算什么。

越来越多的法国女人公开与华工交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婚论嫁。

法国政府急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他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法国女人一个个嫁给华工,这不仅仅是面子问题,更是人口问题、社会问题、国家问题。

法国需要女人生孩子,给法国生孩子,不是给中国生孩子。

战争刚刚结束,另一场没有硝烟的风暴正在酝酿。

这场风暴的中心,是十四万华工,是数不清的法国女人,是焦头烂额的法国政府官员,是愤怒的法国男人和伤兵。

所有人都在等待,等待一个结果。

而当法国政府最终做出那个决定的时候,当那些法国女人们用一种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方式进行回应的时候,当消息传到中国驻法大使馆、传到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传到当时正在准备与列强谈判的中国外交官们耳中的时候——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那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