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第一财经》报道，3月10日，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教授王广发，在政协医卫界驻地接受采访时表示：
烟酒对健康危害较大，建议拿出部分烟酒税专项补贴医保基金，补贴多少与烟酒销量挂钩。
他说：
现在的医保，国家是有支持的，这里面也包括有一部分烟酒税，但是能不能把这个专项的烟酒税明确就拿出来多少，烟酒销售量多了，给的钱也多，烟酒销售量少了，给的钱也少，这是符合法律上的损害和责任担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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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教授的这一建议，收获了不少网民的认可，但也并非毫无争议。
有一种担心就是，若对烟酒销售不加控制，放任其危害国民健康，即便烟酒税收入翻番，即便拥有更多资金补贴医保基金，恐怕也谈不上是什么好事。
的确，“烟酒税补贴医保”有前提，不能坐视烟、酒民数量不断上涨。控烟控酒工作不能少，“防患未然”不可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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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的实践，是一个可以“取经”的范本。
2013年，菲律宾政府对烟酒税进行改革，开收“罪恶税”。
由于烟酒税率大幅上调，当时，菲律宾的烟酒价格，基本上翻了一倍。
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当地普通老百姓买烟，不是一包一包买，也不是一条一条买，而是一根一根买。
至于增加的税收部分，则被菲律宾政府投入医疗保健计划中。
据媒体披露，大致的分配方案是：15%用于补贴种植烟草的农民，剩下的85%中，80%用于全民医保计划，20%给卫生部，让卫生部来加强全国的基本医疗卫生建设。
一手上调烟酒税率，运用经济手段减少烟民酒民，一手将增加的税收用于医疗事业，既“防患未然”，也“亡羊补牢”，总体上显然更为科学合理。
我国如果探索“烟酒税补贴医保”，恐怕也应遵循同样的政策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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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若要学菲律宾，不能只学一部分。
应看到，在控烟问题上，菲律宾不止运用了税收手段——如同世界上很多国家一样，菲律宾的烟盒也印上了恐怖、恶心图片。
这一举措的控烟效果，早已得到了数据证实。在此，也就不多啰嗦了。
2018年，我国控制吸烟协会，还专门召开了“烟盒包装使用警示图形研讨会”。近年来，相关的建言，也一再走进舆论场。
遗憾的是，时至今日，精美诱人的包装，仍是烟盒的普遍面貌。
个中阻力，或许在于经济考量。
根据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布的数据：2023-2025年，年烟草行业实现工商税利总额分别为15217亿元、16008亿元、16570亿元。
说烟草行业是“巨型印钞机”，一点都不为过。而且，这块“蛋糕”还在变大。
给香烟印上疾病警示图片，必然会影响烟草销量，进而也影响财政收入。
但早在十多年前，有研究就指出：
“吸烟导致的包括医疗成本、劳动力损失等社会成本已经远远高于烟草行业的缴税总额、就业贡献等价值总额，其社会净效益已由1998年时的正1.5亿元骤降至负数百亿元，而且在未来20年这种社会负效益还会增大”。
眼下，“社会负效益”增大了多少，这笔账值得重新再算一算了。“鸵鸟心态”，可能导致问题加剧并发生质变。
再从伦理上看，需要强化的共识是，发展要“以人为本”。“带病”的烟草经济，即便赚得盆满钵满，也是牺牲民众健康为代价的。
在控烟上“可为而不为”，显然不是负责任的行为。置于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背景下，观感上更显得极为分裂与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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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记得，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当时的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副所长何琳建议，“中国应同国际接轨，烟害图形警示上烟包”。
“这也是全国人大代表连续第14年提出上述建议”。媒体报道特别提及。
但查询公开信息，此后的全国两会，再无类似的声音。不得不说，这一“断裂”令人深感遗憾。
期盼，代表委员履职尽责，接力坚持呼吁下去。也期待，有关方面慎重审视烟草收入之利弊，早日让烟盒统一换上“丑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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