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我十六岁参加工作，每月薪水加起来人民币二十元出头，在那年月足矣。十九岁出师，工资三十五块五，每月总共四十元，接近“财务自由”了，于是追求精神生活，订了几种报刊，记得有《新体育》《光明日报》《文艺情况》，《文艺情况》是当时《文艺报》办的内部资料，可以在邮局订阅。多年后认识了刘锡诚先生，他说当年《文艺情况》就是他办的。
我跟祖母住在南市大杂院里，可能这种地方不会居住订阅这么多种报刊的人，于是邮递员出于好奇走进院子里，说要见一见肖克凡本人。当他看到订阅者是个小伙子时，连连摇头表示惊讶。
当然，还不应忘记我订的上海的两种刊物：《朝霞》和《学习与批判》。那时我就意识到，当时上海的办刊水平确实高出其他省市，尤其是文学刊物《朝霞》。我读到段瑞夏的小说《特殊观众》，还有后来他发表的《在高高的铁塔下》，都属于工业题材的文学作品，这对我后来的文学写作产生了影响。在《朝霞》发表诗歌的作者，有些名字我至今还记得。
《学习与批判》是文艺理论刊物，尽管我不懂文艺理论，也认为它在当时水平挺高的，于是对上海顿生好感。多年后我以能在沪上发表小说而自喜，也与青年时期的情结有关吧。
那时候纸张短缺，像《朝霞》和《学习与批判》这样的刊物，限量订阅。好在我是最早一批订户，只要到年底续费就可以了。
记得是1975年年底，我去邮局续费。坐在柜台里的老营业员说，你的这两种刊物被转走了，而且已经交过费了。我很是讶异，问转到哪里去了，得到的答复是，转到河北区王串场的某个地址，而且有新订户的姓名。我说从来没有办过转订手续，也不认识这个人。老营业员说确实转走了，这没办法。我要求重新开户订阅，却因限量订阅，只得怏怏而归，就这样不明不白失去了自己订阅的刊物。
直到两年后，终于有人告诉我，偷偷将我那两种刊物转走的人，正是我的一个邻居。他大我半岁，是六九届中学生，此人到邮局将我的两种刊物转给了他的工厂同事。那时，不需要身份证，只要给邮局报出姓名与住址，就可以冒名办理，我至今仍记得他工厂同事的名字。而他的姓氏就是今年的生肖，故此忆往。
那时候我不光喜欢阅读，也喜欢体育运动，这可能跟遗传基因有关，因为我母亲读北平贝满女中时就是运动员。
我在厂队打球的时候，已经二十来岁了。球队的教练据说年轻时颇有名气，为了篮球放弃考大学，他说那时候经常去打“商标赛”，今儿戴着“新安电机厂”，明儿戴着“永利化学厂”，后儿戴着“真美电器厂”……活儿不少，近乎用篮球去给人家打工。
上世纪五十年代，总工会鼓励职工强身健体，实行“劳卫制”，达标了就可领取一枚铜制徽章。当然这位教练指导我们的时候，已经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了。他身高一米七八上下，戴着镜片很厚的眼镜，给人以经常陷入思考的样子。有次参加联赛，他以队员身份上场，几次运球裁判都吹他“走步”，他再得球后只好原地拍两下，然后再动弹，满脸委屈的表情。
一次，我们与市职工男篮联赛强队对垒，上半场开打，我在左前锋底角位置连续投中四个球。对方中锋吼他们的右后卫：“你防着14号！14号！”我就绕到右边上篮，对方前锋是个打野球出身的“油子”，故意大叫一声，表示我用肘部撞了他。我下意识停了球，裁判只得吹我“走步”，打球非常规矩的我，被人家算计了。
之后我方教练叫了暂停，我站在中锋大朱身旁听战术布置，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教练说的：“我没事儿，叫停就是让你们歇会儿。”他确实没布置任何战术，我们也确实歇了会儿，就又投入比赛了。这是我遇到过的最为疼爱球员的教练，在如此激烈的比赛中，极其人性化地让我们休息。如今回忆起来，仍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他也姓马。四十多年过去了，我逢马年忆“马”，如果他在世的话，祝老人家新春快乐。
我告别青年、告别中年，到了退休年龄，退了休你就是法定意义上的老年人了。老了仍然参加文学采风活动，前些年到地处河西走廊的山丹军马场，参观山丹军马场场史馆。
山丹军马场的历史，足以追溯到秦汉。《资治通鉴》有详细记载，历经两千多年的雨雪风霜，军马场延续着中华民族的军马文化，至今不绝。
参观过军马场场史馆，终于去马厩见到传说中的汗血宝马，心情特别激动。这种早在汉武帝时便视为珍品的西域骏马，身形挺拔、体态优美，令人登时成为它的“粉丝”，仿佛见到千里马般抢着与其合影。一匹汗血宝马便有人民币二百万元的身价。马厩里还有价值百万余元的雪花色阿拉伯马，让我们大开眼界。
我们急不可待地来到草原牧场，远远望见那几百匹骏马，黑色的、棕色的、白色的、花色的，朝着我们跑来。马场主人热情邀请我们骑马体验。我跨上那匹棕色的高头大马，想象着当年勇敢的骑手的心境。我知道，这种体验只有在山丹军马场才能够获得，除此之外，没有别处。
今年又逢马年，我仿佛又骑着那头棕色的高头大马，一马平川朝前奔去。
本版题图 张宇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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