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至正四年(1344年),濠州钟离。

十七岁的朱元璋在半个月内失去了父亲、母亲和大哥。家徒四壁,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他被迫到皇觉寺出家当和尚,可寺里也断了粮——五十天后,他被打发出去化缘。

说是化缘,其实就是讨饭。

那一年,淮北大旱,蝗灾肆虐,瘟疫横行。十七岁的少年拖着瘦弱的身子在皖北一带流浪。有一天,他已经两天没吃东西,饿得眼睛发蓝,四肢无力地跌坐在一个村口。

就在他以为要死在那里的时候,一抬头,看见村边烂瓦堆里长着一棵柿子树,上面挂满了红彤彤的柿子。

他用尽最后的力气爬上去,吃了一顿柿子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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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塑像。

多年后当了皇帝的朱元璋,大概会无数次想起那个秋天,那棵救命的柿子树。

后来他领兵路过那个小村庄,那棵柿子树还在。朱元璋缓缓脱下自己的红色战袍,亲自爬上树,把战袍披在柿子树上,封它为“凌霜侯”。

一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比谁都清楚:什么都是虚的,能填饱肚子的东西才是真的。

这种刻在骨子里的饥饿记忆,成了他日后疯狂种树的第一推动力。

当了皇帝之后,朱元璋对种树的执念从个人记忆上升为国家战略。

原因有三个。

第一,果树能救饥荒。

朱元璋太知道灾年是什么样子了。他在圣旨里写得很直白:“枣、柿丰年可以卖钱,歉年可以充饥”。他下令自己老家凤阳以及滁县等地百姓每户种两棵柿树,不种者要罚。几年后安徽广种柿树,硕果累累,朱元璋微服私访回来,对大臣说:“救我命者,柿树也! ”

第二,造船需要木材。

朱元璋有一个雄心:要建立一支纵横海洋的船队。造船需要大量木材,尤其是桐油——这是古代造船必需的涂料,与石灰拌和后能填满船缝,造出来的船“坚如硬石”。

为此,朱元璋在南京朝阳门外钟山脚下,种了五十多万株桐树、漆树、棕榈。这些树长大后,每年能产桐油一百五十斤。后来郑和下西洋的宝船,用的就是这些树结出的果实。

第三,桑麻棉是经济命脉。

男耕女织的社会,桑树养蚕,麻织布,棉花做衣。朱元璋立国第三年就下诏:“农桑为衣食之本”。他规定:农民有田五亩到十亩的,必须栽种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加倍。不种桑的,要交绢一匹;不种麻和木棉的,交麻布、棉布各一匹。

这叫“以罚代促”——你不种,就得交实物,算下来还不如种了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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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像。

朱元璋推行政策,从来都是胡萝卜加大棒。

好的方面:他对利用空地植树的农民实行免税,树木成材后归自己。他还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农桑学校,培养技术人员。

狠的方面更让人记住。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他命凤阳、滁州、庐州、和州每户种桑200株、枣200株、柿200株。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他又规定:每户第一年种200株,第二年400株,第三年600株。种了多少要造册上报。

违者怎么罚?全家发云南充军。

云南在当时是烟瘴之地,发配过去基本等于九死一生。把植树和发配边疆挂钩,古今中外可能只有朱元璋干得出来。

还有更狠的:地方官员进京汇报工作,如果不知道辖区内种了多少桑树、农桑学校办得怎么样,轻则斥责,重则降级。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应天府上报说种了5000多万棵树,朱元璋派人下去核查,查出虚报数据,直接把应天府丞刘涛拉出去砍了。

这就是朱元璋的风格——你可以不种树,但不能骗我。因为骗我,就等于骗老百姓;骗老百姓,就等于要老百姓的命。

在朱元璋近乎偏执的推动下,明朝初年的植树造林成果惊人。

据估计,洪武年间全国植树总数高达10亿株左右。当时人口不足6000万,人均植树超过16棵。

这只是官方统计的桑、枣、柿、栗、胡桃等经济林木。如果算上民间自发种植的,数字只会更大。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府县统计全国水利工程:开塘堰四万多处,浚河四千多处,修陂渠堤岸五千多处。这些工程旁边,往往都种了树。

朱元璋用三十年的时间,给大明王朝织了一件绿色的衣裳。这件衣裳不仅能遮阴,还能结果,能换钱,能造船,能让子孙后代在灾年有口吃的。

朱元璋有很多面孔:残暴的、多疑的、勤政的、狠辣的。但在种树这件事上,他只有一张脸——一个饿怕了的农民,用最朴素的方式,给后人留点东西。

朱元璋大概想不到,他种的那些树,能救六百年后的人。

参考资料: 1.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 2. 《明史·食货志》 3. 朱元璋《教民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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