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方志敏全集》、中央档案馆史料、《胡风回忆录》、百度百科等权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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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初夏的上海，梅雨季节刚过，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气息。四川路上的内山书店，依旧是文化人士经常光顾的地方。
这家由日本人内山完造经营的书店，因为店主与进步人士关系密切，成为许多秘密消息传递的中转站。
这天，书店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件。信封上的邮戳显示来自江西南昌，收信人写的是鲁迅先生。伙计打开信封，里面装着几张普通的白纸，仔细翻看，上面什么字迹都没有。
伙计感到莫名其妙，但内山书店的规矩是，凡是寄给鲁迅的东西，无论看起来多奇怪，都要原封不动地转交。于是，这几张看似空白的信纸，被送到了鲁迅手中。
鲁迅拿到这些白纸，在光线下反复端详，依然看不出任何痕迹。他没有立即扔掉，而是把这些纸张交给了经常来访的胡风。
胡风也看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两人商量后，胡风去找了当时负责地下联络工作的吴奚如。吴奚如有经验，他建议用碘酒试试看，这是当时地下工作中常用的密写显影方法。
胡风从药店买来一瓶碘酒，回到住处，小心翼翼地用棉签蘸着碘酒，轻轻擦拭那些白纸。
奇迹出现了——碘酒接触到纸张的地方，逐渐浮现出蓝色的字迹。随着擦拭范围扩大，一行行文字完整地呈现在眼前。
这是一封用米汤密写的信。米汤中含有淀粉，平时干透后看不见痕迹，但淀粉遇到碘会发生化学反应，变成蓝色，字迹就显现出来了。这种密写技术，在当时的地下工作中并不罕见。
信的落款，让胡风和吴奚如都大吃一惊：方志敏。
此刻的方志敏，正被关押在南昌国民党军法处看守所。他的处境极其危险，随时可能被处决。他在狱中冒着生命危险写下的这封信，经过层层传递，跨越数百公里，终于到达了上海。
【一】怀玉山的最后突围
1934年的冬天，对于红军来说格外寒冷。不仅仅是因为天气，更因为局势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这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战略转移，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留守的部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方志敏当时担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接到的命令是率部北上，向皖浙边界进军，开辟新的根据地，同时牵制国民党军队，为中央红军的转移争取时间。
红十军团是由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合编而成的，总兵力约一万余人。这支队伍从江西葛源出发，一路向北，穿越层层封锁线。沿途经过德兴、开化、婺源等地，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巨大代价。
12月10日，部队抵达皖南黄山山麓的歙县汤口镇。此时已是严冬，山区温度降到零度以下，战士们的衣服单薄，许多人生了冻疮。更严重的是，弹药消耗巨大，粮食补给也越来越困难。
12月14日，红十军团在谭家桥与国民党军队遭遇。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斗。
国民党军队装备精良，兵力占优，而红军早已疲惫不堪。激战一天后，红军被迫撤退，红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在战斗中阵亡。
这次失利，对红十军团是沉重打击。部队不得不改变原定计划，向南撤退，试图返回闽浙赣根据地。然而，国民党军队早已布下天罗地网，层层围追堵截。
1935年1月，红十军团转战到江西玉山县怀玉山一带。这里地处赣东北山区，山高林密，地形复杂。正常情况下，这样的地形有利于游击作战。但此时的红军，已经陷入绝境。
部队被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粮食断绝已经七天，许多战士饿得走不动路。
弹药几乎打光，只能靠白刃战与敌人拼杀。天气寒冷，战士们的棉衣早已破烂不堪，有些人甚至赤脚行军，在雪地里留下血印。
1月15日，方志敏与参谋长粟裕率领八百人突出重围。按理说，这是他们脱险的机会。但方志敏无法抛下后续部队不管。
作为军政委员会主席，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把所有战士都带出去。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决定：返回去接应后续部队。
这个决定，改变了方志敏的命运。
后续部队已经被打散，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越缩越小。方志敏带着返回的队伍，在山区与敌人周旋，试图寻找突围机会。但敌人人数太多，防线太严密，每一次突围都以失败告终。
1月24日，国民党军队俘获了红十军团的无线电台。这对红军是致命打击，因为敌人由此掌握了红军的行动规律和通讯密码。
国民党行营立即悬赏：生擒方志敏者赏洋八万元，斩献首级者六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足以让许多人铤而走险。
1月27日，部队在玉山县陇首村附近宿营。这时，他们已经整整七天没有吃过一顿饱饭，许多战士因为饥饿和寒冷倒下。方志敏知道，这样下去坚持不了几天了。
1月29日清晨，国民党军队发起总攻。经过激烈战斗，红军终于无力抵抗。方志敏在混战中不幸被捕。
押解方志敏的国民党士兵们欣喜若狂，他们以为抓住了一个大财主，可以发一笔横财。士兵们迫不及待地搜查方志敏的身体，从头到脚仔细翻找，希望能搜出金银财宝。
搜查的结果，让所有人目瞪口呆。
这个统领千军万马的红军将领，这个管理过大片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主席，全身上下除了一块旧怀表和一支用了多年的钢笔，竟然身无分文，连一个铜板都没有。
这个场景，后来被方志敏写进了《清贫》一文，成为永恒的历史见证。
【二】南昌囚室的笔耕不辍
方志敏被捕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国民党军政界。这是一个大人物，一个在赣东北地区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物。国民党高层对如何处置方志敏，进行了反复商议。
最终的决定是：先不急于处决，尝试劝降。如果能让方志敏"改过自新"，对国民党来说将是巨大的宣传胜利。
2月初，方志敏被押解到南昌，囚禁在"委员长行营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这是一座戒备森严的监狱，高墙电网，荷枪实弹的卫兵日夜巡逻。
起初，方志敏被关在普通牢房，与刘畴西、王如痴、曹仰山同室。
四个人都戴着沉重的脚镣，方志敏的脚镣重达十斤，每走一步都要消耗很大力气。牢房潮湿阴冷，墙角堆着发霉的稻草，散发着刺鼻的气味。
不过，军法处在生活上对他们还算"优待"，每天供应三餐，开水管够，还给了几十元零用钱。这种"优待"，其实是为劝降做准备。
1935年2月6日，南昌委员长临时行营安排了一次特殊的"谈话"。方志敏被带到一间豪华的会议室，有人亲自出面，试图说服他"弃暗投明"。
整个过程，充满了虚伪的客套和利益诱惑。对方表示器重方志敏的才能，许诺高官厚禄，希望他能为"国家统一"做贡献，过去的恩怨可以一笔勾销。
方志敏的回答很简单，也很坚定。他表示自己已被俘虏，不存在合作的条件。如果要他背叛信仰，这是永远不可能的事情。
劝降失败后，看守所代理所长凌凤梧接替了继续做方志敏"思想工作"的任务。凌凤梧时年39岁，比方志敏年长三岁，读过英语和政法专科学校，1934年经人介绍来到南昌，在军法处工作。
凌凤梧起初确实是想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但在与方志敏接触的过程中，他的想法发生了变化。这个囚犯的言谈举止，这个人的精神气质，让凌凤梧感到震撼。
凌凤梧开始暗中帮助方志敏。他把十斤重的脚镣悄悄换成了四斤重的，减轻方志敏行动时的痛苦。他还借给方志敏一些零用钱，让他能购买必需品。
另一个关键人物是看守所文书高家骏。高家骏负责给囚犯供应纸笔等物品。他也被方志敏的人格魅力所感染，逐渐从一个普通的狱吏，变成了方志敏的同情者和帮助者。
方志敏被捕后，并没有消沉等死。他思考的问题是：自己还能为党、为革命做些什么？
有一天，方志敏主动向军法处提出要求，希望提供纸笔，让他写一些东西。他对军法处的人说，愿意写一篇关于自己从事革命斗争的经过，以及赣东北苏区的详细情况。
军法处的官员们听了非常高兴。他们以为方志敏终于愿意"交代问题"了，这些材料既可以作为"供词"，又可以挖掘出红军的情报，还可以用来做反宣传。
于是，他们痛快地答应了，不仅提供纸笔，还把方志敏从普通牢房转到了"优待号"，给他创造更好的写作条件。
但这些官员万万没有想到，方志敏真正要写的内容，与他们期待的完全不同。
从1935年3月开始，方志敏开始了大规模的写作。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戴着脚镣，在简陋的囚室里，用敌人提供的纸笔，写下了一篇又一篇文章。
这些文章的内容，不是"悔过书"，不是"供词"，而是对革命历程的回忆，对斗争经验的总结，对祖国未来的憧憬。
3月20日到25日，方志敏完成了《我们临死以前的话》。这篇约5000字的文章，记录了红十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战斗历程，总结了失败的教训。
紧接着，在3月中下旬，方志敏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长达6万字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
这篇长文回顾了他从青年时代投身革命，到创建赣东北苏区的整个过程，详细记录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细节。
4月20日，方志敏写完《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这封约5000字的信，从8个方面总结了闽浙赣苏区的斗争经验，对后来的革命工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5月2日，方志敏完成了他最著名的作品《可爱的中国》。这篇1.6万字的文章，成为爱国主义的千古绝唱。
在文章中，方志敏深情地写道：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她的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值得我们爱护。
他描绘了一个美好中国的图景：到处是活跃的创造，到处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代替了悲叹，笑脸代替了哭脸，富裕代替了贫穷。
5月25日，完成《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约1.3万字。文章中写下了那句著名的话：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5月26日，写成《清贫》，约1000字。这篇短文真实记录了方志敏被捕时的情景，提出"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的著名论断。
6月9日，完成《狱中纪实》，约1.2万字，详细记录了在监狱中的见闻和斗争。
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方志敏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写下了近14万字的文稿。
他戴着脚镣，忍受着十多年痔疮带来的痛苦，无法平坐，只能半躺半卧或者站着写作。每天平均要完成一千多字，这需要何等坚强的意志。
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些文稿保存下来，传递出去？
方志敏很清楚，如果这些文字留在监狱里，早晚会落入敌人手中，可能被销毁，可能被篡改利用。他必须想办法，让这些文字突破监狱的铜墙铁壁。
【三】米汤密写的秘密联络
在狱中，方志敏认识了一个特殊的人物——胡逸民。
胡逸民是浙江永康人，早年攻读法律，后来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
1925年北伐期间，他曾经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还先后担任过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等三个监狱的狱长，在国民党内部算是有一定地位的人物。
但胡逸民的政治生涯并不顺利。他因为与某些人政见不同，先后四次被投入监狱。1934年夏天，他第三次入狱，被关在南昌军法处看守所。
1935年2月初，方志敏被押到南昌后不久，两人被安排在同一个"优待号"牢房。起初，胡逸民的任务是做方志敏的"思想工作"，劝他放弃信仰，为国民党效力。
但在接触中，胡逸民被方志敏的人格所折服。这个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这个革命者的高尚品德，让胡逸民深感敬佩。渐渐地，两人之间建立起了某种默契。
胡逸民的夫人向影心经常来探监，每次都会给胡逸民带一些吃的东西。胡逸民会分一些给方志敏。有一次，胡逸民主动把向影心介绍给方志敏认识。
这个举动，让方志敏看到了希望。如果向影心可以自由出入监狱，那么她就可能成为传递信息的通道。
方志敏小心翼翼地试探胡逸民，询问能否请向影心帮忙捎一封信出去。胡逸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并且保证由夫人亲自送达。
第一封普通信件成功送出后，方志敏对胡逸民更加信任。但方志敏还是没有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他知道，在监狱这种特殊环境中，任何意外都可能发生，必须做多手准备。
方志敏还接触了看守所文书高家骏。高家骏起初只是例行公事，负责给方志敏供应纸笔。但时间长了，他也被方志敏的精神所感动，逐渐产生了帮助方志敏的想法。
有一天，方志敏让高家骏帮忙弄一些米汤。高家骏感到奇怪，但还是照办了。后来方志敏告诉他，这些米汤有特殊用途——可以用来密写信件。
密写技术在当时的地下工作中很常见。米汤中含有淀粉，用它写字，干了之后看不见任何痕迹，就像一张白纸。
但只要用碘酒轻轻擦拭，淀粉遇到碘会发生化学反应，字迹就会以蓝色显现出来。这种方法简单有效，而且在监狱中容易实现——米汤到处都有，碘酒药店就能买到。
1935年6月11日，方志敏用米汤密写了《给党中央的信》。
这封信介绍了自己在狱中的情况，罗列了已经完成的八篇狱中文章的篇目，包括《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死！》《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等，还对胡逸民的情况做了介绍。
信中写道："这些文稿，都寄存胡罟人君处保藏着，他答应在他出狱后，送交中央。"
但方志敏觉得，仅仅给党中央写信还不够保险。他需要找到更多可以信任的人，确保这些文稿能够安全传递出去。
方志敏想到了两个人：鲁迅和宋庆龄。
方志敏从未见过鲁迅和宋庆龄，但他了解他们的为人。
1922年前后，方志敏在上海期间，曾经向《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投稿，那时他就接触过鲁迅的作品和思想。方志敏对鲁迅非常敬重，认为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
至于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夫人，她在政治上的立场和对进步力量的支持，在当时已经广为人知。
方志敏相信，这两位人物一定与地下组织有联系，如果能把文稿送到他们手中，就能最终到达党组织。
于是，方志敏用米汤分别给鲁迅和宋庆龄各密写了一封信。加上给党中央的信，一共三封密信，方志敏当面交给了胡逸民和向影心。
方志敏特别叮嘱向影心："一定要小心，万一送不出去，就把信件毁了。"这样既能保护送信人的安全，也不会让敌人获得任何情报。
向影心成功地把三封密信带出了监狱。但方志敏仍然不放心，他决定再准备一套备用方案。
方志敏找到高家骏，告诉他关于传递文稿的事情。高家骏表示愿意帮忙，并推荐了他在杭州的女友程全昭。
方志敏让高家骏给程全昭写信，邀请她到南昌相聚，再将传送文稿的任务托付给她。为了筹措程全昭的路费，方志敏还给了高家骏20元钱。
程全昭收到高家骏的来信和汇款后，立即动身前往南昌。1935年7月初，她抵达南昌与高家骏见面。
高家骏陪了程全昭两天，讲述了方志敏的事迹和他的请求。第三天,高家骏正式将任务托付给程全昭。
他交给她一个纸包，里面装着方志敏的部分文稿。同时还有四封信，分别寄给宋庆龄、鲁迅、邹韬奋和李公朴。
高家骏详细告诉程全昭每封信的送达地址，并说明了密写信件的显影方法。方志敏还给程全昭取了一个化名"李贞"，他自己化名"李祥松"。
高家骏解释说："你们就是一家人了，都是为真理而斗争的人。李贞又是'力争'的谐音，希望你力争把信送到，把事情办成功！"
程全昭把纸包和信件小心藏好，准备启程前往上海。她知道，这次任务关系重大，稍有不慎就可能功亏一篑。但为了方志敏的嘱托，为了那些珍贵的文字能够流传下来，她决定冒这个险。
1935年7月初，程全昭带着方志敏的密信和文稿，乘火车从南昌前往上海。一路上，她把纸包紧紧抱在怀里，生怕出现任何意外。
抵达上海后，程全昭没有住旅馆，而是住在白克路宝隆医院同学那里。白克路位于租界，宝隆医院又是外国人开办的，相对比较安全，不容易引起注意。
稍作休息后，程全昭开始按照高家骏提供的地址，逐一送信。她先去了宋庆龄的住处，但保姆告知宋庆龄去庐山避暑了，程全昭只好把信和名片留下。
接着去中华职业学校找李公朴，李公朴虽然表示不认识方志敏，但还是收下了信。然后去生活书店找邹韬奋，得知邹韬奋在国外，程全昭又留下了信。
最后，程全昭来到四川路的内山书店。她向书店伙计打听鲁迅，伙计说鲁迅你是找不到的，但如果有事可以转告。程全昭便把信和密件留在了书店，特意交代需要用显影水才能看到文字。
四封信都送出去了，程全昭返回宝隆医院。当晚，一位自称姓宋的时髦少妇来找她，说是宋庆龄派来的。
程全昭把文稿交给了这位"宋夫人"。对方劝她尽快离开上海，避免被人注意。程全昭第二天就离开了上海。
与此同时，鲁迅从内山书店收到了那封神秘的"空白信"。胡风用碘酒擦拭后，蓝色字迹逐渐浮现。当看清信的内容和落款时，胡风立即拿去给鲁迅。
信件经过层层传递，历经周折，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碘酒擦过白纸，方志敏用米汤写下的字迹一行行显现出来。
鲁迅戴着眼镜，在昏暗的灯光下仔细阅读这些文字，脸色越来越凝重。他读完第一遍，又读了第二遍，然后摘下眼镜，用手揉了揉疲惫的双眼。
屋外，前来送信的地下联络人员焦急等待着回音。他们知道，方志敏在狱中托付的这些文稿，承载着一个革命者最后的希望。
鲁迅先生一向同情进步力量，嫉恶如仇，如果他愿意出面呼吁，凭借他在文化界的影响力，或许能够发动舆论，营救方志敏。至少，这些珍贵的文字能够得到妥善保存。
房间里沉默了很长时间。鲁迅重新戴上眼镜，再次看了看那些信件和文稿。
窗外，上海的夜色渐深，街道上偶尔传来汽车驶过的声音。鲁迅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烟雾在昏黄的灯光中缭绕。
然而，当鲁迅最终做出决定并说出那番话时，等候的联络人员脸色骤变，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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