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作为当时中共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联合共产国际派驻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李德，在中央苏区推行错误的军事路线，直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全面失败，最终迫使中央红军放弃根据地，开启两万五千里长征。很多人把红军长征的原因单纯归结为蒋介石的重兵围剿，这只是表面现象，真正让中央苏区陷入绝境、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的核心操盘手，正是博古与李德二人，而非外部的国民党军队。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采取堡垒战术步步为营、层层压缩，试图困死红军。前四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的指挥下，坚持游击战、运动战的正确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都成功打破了敌人的包围。但到第五次反“围剿”时，党内的领导格局发生了根本改变，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占据统治地位，王明当时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是这条错误路线的源头，1933年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毛泽东的正确军事主张被全面排斥。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是苏联红军出身的德国人，他的身份只是军事顾问，本身并不具备军事决策权，只是博古本人不懂军事，对其言听计从，才将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交到了他手中。李德没有在中国战场的实战经验，不了解苏区的地形、装备和红军的作战特点，更无视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到瑞金后便独断专行，与博古联手彻底否定前四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强行推行脱离中国实际的战术。

进攻阶段，他们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口号，命令红军主动出击，攻打国民党军坚固设防的堡垒阵地，和装备优势的敌人拼消耗，让红军最擅长的机动优势完全无法发挥。进攻受挫后，两人又转为消极防御，分兵把守、处处设防，搞“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逼迫红军放弃机动灵活的特点，固守阵地硬顶，面对国民党军的飞机、大炮，红军的伤亡持续增加，根据地的范围越打越小。

1934年4月的广昌战役，博古、李德执意集中红军主力坚守，与敌军展开决战，激战数日后广昌最终失守，红军伤亡约2700人，中央苏区的北方屏障彻底丢失。战局恶化到这个地步，党内并非没有不同声音，只是正确的意见全都被两人压制。期间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公开反蒋抗日，这本是打破围剿的绝佳机会，博古、李德却采取消极应对的态度，没有主动配合十九路军作战，错失了分散敌人兵力、扭转战局的唯一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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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镇压福建事变后，集中全力围攻中央苏区，苏区的物资供应彻底断绝，机动空间完全丧失。早在1934年5月广昌失守后，中共中央就已经意识到坚守无望，开始秘密筹备战略转移，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被迫撤离中央苏区，正式开始长征。长征初期，博古、李德依然坚持错误指挥，实行逃跑主义，带着大量辎重缓慢行军，湘江一战红军付出惨重代价，人数从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险些全军覆没。

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集中批判了“左”倾军事错误，撤销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红军才一步步走出绝境。蒋介石的重兵围剿，只是红军长征的外部压力，前四次反“围剿”面临的局势同样严峻，红军都能取得胜利，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核心原因是内部的错误路线与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