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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木兹海峡，这条表面不起眼却极其关键的狭窄水道，被形象地誉为全球能源的“海上咽喉”。霍尔木兹海峡地处波斯湾与阿曼湾之间，北岸是巍峨的伊朗高原，南岸是阿拉伯半岛的延伸，东西长约150公里，南北最窄处仅约33公里，其中供巨型油轮双向通行的主航道各宽不足3公里。作为波斯湾通往印度洋的唯一出口，霍尔木兹海峡承载着中东产油国石油运输的命脉，每天有2000万桶原油及成品油通过海峡，相当于全球石油供应量的近20%及全球海运石油贸易量的四分之一。
今天不妨沿着历史的脉络回望这条传奇水道，看看霍尔木兹海峡如何在数百年的时光中，从连接东西方的香料贸易通道，逐渐转化为当今牵动全球能源安全的石油咽喉。正是这种难以改变的地理格局，使它既成为海湾国家财富的来源，也让这一地区始终暴露在大国博弈与地缘风险的阴影之下，形成繁荣与脆弱并存的复杂命运。
霍尔木兹王国的繁荣与兴盛
早在石油被人类开发与利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就已经因为其优越的地理环境而被商人、冒险者、野心家与国王们所熟知。“霍尔木兹”一名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波斯宗教传统。在琐罗亚斯德教中，至高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在中古波斯语中常被称作“Hormozd”，意为“智慧之主”或“光明的统治者”。随着时间推移，这一神圣称谓逐渐演变为地名，最初指向伊朗南岸米纳布河口附近的一座港口城市。后来，因内陆战乱与政治动荡，当地统治者将城市迁往波斯湾海峡中的贾伦岛（Jarun），新城沿用了旧城之名，“霍尔木兹”就从一座港口变成了一座海岛城市。这个名字也随之跨越海岸与时代，成为统治波斯湾航道数百年的海上王国的象征。
依照穆卡达西（al-Muqaddasi）的记述所描述的波斯湾。穆卡达西（al‑Muqaddasi，约945–1000）是10世纪著名的阿拉伯地理学家，著有“Ahsan al‑Taqasim fi Ma'rifat al‑Aqalim”（通常译作《认识各地区的最佳划分》）。书中对伊斯兰世界的地理、城市、贸易与航道有系统描述，其中也包括波斯湾地区的港口与海上贸易网络。来源/Lawrence G. Potter (ed.) The Persian Gulf in Histo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75.
迁至海岛后，霍尔木兹更加依赖海洋贸易而非内陆农业，从而逐渐形成典型的海洋商业国家形态。很快，岛城成为印度洋航线上的重要枢纽。来自印度西海岸的棉布、香料与宝石，经常在此卸载；东非沿岸运来的象牙与奴隶，也在港口市场中交易；波斯高原的丝绸与手工业品则从这里装船运往更远的海域。阿拉伯半岛出产的骏马在印度极受欢迎，许多马匹也是经由霍尔木兹出口。各种商品在这里汇聚、再分配，形成繁忙的贸易网络。
霍尔木兹并不依靠广阔的腹地，相反，它更像一座“转运港口”。城市本身规模并不巨大，却控制着大量过境贸易。每一艘进入波斯湾的船只都必须缴纳关税或贸易税，这为王国带来稳定而丰厚的财政收入。随着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港口，霍尔木兹逐渐形成高度国际化的港口社会，来自不同地区的商人、航海者与冒险者汇聚于此。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是主要居民，印度商人则控制着部分金融与贸易网络。东非水手、犹太商人以及来自中亚和地中海的旅行者，也经常出现在港口的市集和码头。
霍尔木兹被当时人认为是“财富和奢侈的代名词”，阿拉伯人的一句谚语提到：“如果这个世界是一个金戒指，那么霍尔木兹就是其上的珍宝”。曾在14世纪到访霍尔木兹的葡萄牙人图阿尔蒂·巴博萨（Duarte Barbosa）也曾说：“这个岛屿和城市的人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这些波斯人高大漂亮，是一个很棒的民族……他们壮实而安逸。”
15世纪初，霍尔木兹也曾是明代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远洋舰队访问的诸王国之一。郑和率领的宝船舰队在第四次远航中将霍尔木兹作为终点之一。随舰出行、担任通事的马欢在《瀛涯胜览》中对霍尔木兹社会作出了颇为正面的描述。他写道：
“其国边海倚山，各处番船并旱番客商都到此处赶集买卖，所以国人殷富。”
另一位随行成员费信也在《星槎胜览》中记录了霍尔木兹的见闻。他的记述显示，当地社会生活水准相当优越。例如他提到：
“其国傍海而居，聚民为市。地无草木，牛、羊、马、驼皆食海鱼之干。风俗颇淳。垒石为城，酋长深居，练兵畜马。田瘠麦广，谷米少收，民下富饶。”
霍尔木兹的政治结构也围绕贸易展开。霍尔木兹的统治者被称为“霍尔木兹之王”，但他们的权力并不像传统陆地帝国那样依赖军队与土地，而是依赖航道和港口。只要贸易繁荣，王国便富足稳定。因此统治者往往采取相对宽松的商业政策，保护外来商人并维持港口秩序，以确保贸易持续运转。
然而，这种繁荣也带着某种海洋世界特有的脆弱。霍尔木兹几乎完全依赖贸易，一旦航道被外来力量控制，城市的命运也将随之改变。16世纪初，当葡萄牙舰队驶入波斯湾时，他们很快意识到，只要控制霍尔木兹，就等于握住了整个海湾贸易的门闩。1515年，葡萄牙人占领这座岛城，在这里建立堡垒，从而开始改变印度洋海上贸易的权力格局。
葡萄牙帝国的远征与“香料之路”
16世纪，葡萄牙成为最早将海权触角伸入印度洋的欧洲强国。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决定以武力夺取印度洋贸易的关键节点。他的战略构想是，只要控制三个海上关口，就能切断穆斯林商人长期经营的贸易体系。亚丁可以封锁红海，马六甲可以掌握东亚贸易，而霍尔木兹则是控制波斯湾的锁钥。
1507年9月，葡萄牙海军统帅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Afonso de Albuquerque）率舰队驶入波斯湾。彼时的霍尔木兹王国虽然富庶，却缺乏真正的海军力量。当葡萄牙舰队出现在港口外海时，守城者看到的是一种全新的战争方式：高舷战舰、远射程火炮，以及以火力压制为核心的欧洲海战技术。在一次短暂而激烈的战斗后，霍尔木兹被迫屈服。葡萄牙人强迫霍尔木兹承认葡萄牙的宗主权，并在岛上开始修建石堡。尽管由于内部矛盾和补给困难，葡萄牙人一度撤离，但这一远征已经改变了波斯湾的政治格局。霍尔木兹海峡第一次进入欧洲海军的视线。
几年后，葡萄牙再次卷土重来。1515年，阿尔布克尔克亲自率舰队返回霍尔木兹。此时岛内政治混乱，贵族之间的斗争使王国处于极度脆弱的状态。葡萄牙人利用这一局势扶植亲葡派国王图兰沙四世（Turan Shah IV），并彻底完成了堡垒建设。从此以后，霍尔木兹王国已经成为葡萄牙帝国的附庸。
然而，这种海上霸权始终带着不稳定的根基。葡萄牙驻军人数有限，他们依赖要塞和舰队维持控制，而广阔的波斯湾沿岸仍然属于当地势力。随着时间推移，新的挑战者逐渐出现。进入17世纪，伊朗的萨法维帝国（Safavid Empire）在沙阿阿拔斯一世（Shah Abbas I）的统治下重新崛起，并决心恢复对波斯湾的控制权。阿拔斯意识到，只要霍尔木兹仍在葡萄牙手中，萨法维帝国就无法真正掌握海湾贸易。因此，他首先在1602年发动反击，夺回葡萄牙控制的巴林岛，试探欧洲人的实力。
不过，萨法维帝国缺乏强大的海军，而要攻破霍尔木兹的石堡，仅靠陆军远远不够。阿拔斯采取了一种极具现实主义色彩的策略：与另一股欧洲力量合作。他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结成联盟，让英国舰队承担海上作战任务，而自己的军队负责陆地进攻。1622年春，这支联军驶向霍尔木兹海峡。英国舰船首先封锁港口，用舰炮轰击葡萄牙堡垒，同时切断补给线。随后萨法维帝国军队在将领伊玛姆·库里汗（Imam Quli Khan）的指挥下登陆，对城市展开围攻。
1622年，抵达波斯湾战场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舰队。来源/苏格兰国家美术馆藏
围城持续了数周，葡萄牙守军躲在石堡厚墙之后顽强抵抗，但港口已经被封锁，舰队被击沉，补给无法进入。炎热的海岛逐渐变成一座孤立的堡垒。最终，1622年5月，葡萄牙守军宣布投降，葡萄牙人在霍尔木兹维持了一个多世纪的统治宣告结束。
萨法维帝国击败葡萄牙人之后，延续数百年的霍尔木兹王国也随之走向终结。这个曾经掌握印度洋贸易命脉的海上王国从历史舞台上消失，“霍尔木兹”逐渐退化为一个纯粹的地理名称。波斯湾入口的战略主动权随之转入萨法维帝国之手，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也被纳入帝国的权力体系之中；与此同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则借助与萨法维王朝的合作，获得了进入波斯湾贸易的特权。不过，葡萄牙人为控制海上香料贸易所建立的要塞与秩序，还是开创了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全球战略海峡的历史。
大英帝国的介入与统治
葡萄牙人的势力在17世纪逐渐退出波斯湾，但海湾世界并未因此恢复平静。随着英帝国在印度的统治确立，新的海上强权开始把目光投向这片水域。在19世纪以前，英国在波斯湾的主要利益集中在三方面：保护从孟买通往巴士拉的航运线路、维护东印度公司在伊朗与阿拉伯沿岸的贸易，以及保障英国船只与商人的安全。对伦敦与加尔各答而言，波斯湾的意义在于它位于连接欧洲与印度的重要交通环节上，是英国交通网络中的一段海上走廊。随着英国逐渐确立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这条航线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任何威胁航运安全的力量，都可能对帝国的整体运转产生连锁影响。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英国开始逐步扩大其在海湾的军事存在。19世纪初，英国官员将阿拉伯海岸部族对商船的袭击视为对印度航线的威胁，并先后在1809年与1819年发动远征，迫使当地统治者签署1820年的《总条约》（General Treaty of 1820）。这一条约名义上是打击海盗，实际上则确立了英国海军在波斯湾的执法权。随后英国建立了常驻的政治与海军体系，例如设立驻波斯湾政治代表（Political Resident in the Persian Gulf），并以布什尔为中心构建行政网络。这些机构的任务不仅是外交协调，更包括情报收集、航道巡逻与贸易保护。波斯湾由此逐渐被纳入英国的战略空间之中。
1835年，英国开始实施海上停战协议（Maritime Truce），禁止沿岸酋长国之间进行海上战争，并由英国海军负责监督执行。1853年，这一制度发展为永久停战（Perpetual Maritime Truce），从而使整个海湾航道保持长期稳定。正是在这一阶段，英国逐渐承担起海湾“保护者”的角色，既充当仲裁者，又扮演“海上警察”。
19世纪后期，随着电报、蒸汽船与全球贸易体系的发展，波斯湾成为连接欧洲、印度与东亚的重要区域。英国在海湾沿岸建立政治代理处与海军基地，形成从苏伊士运河到印度洋的连续控制链条。20世纪初，航空交通的兴起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网络。英国在巴林、沙迦、科威特等地建立机场，使这些港口同时成为英国航空路线的停靠站。这些设施既服务于民航邮政系统，也承担军事与情报功能，使波斯湾成为英国全球交通体系中的关键节点。
从更宏观看，英国在波斯湾的存在属于其印度防御体系的一部分。19世纪末以来，英国始终担心其他大国在海湾建立海军基地。1903年，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当（Henry Charles Keith Petty-Fitzmaurice）明确表示，如果其他国家在波斯湾建立海军据点，英国将把其视为对帝国利益的严重威胁。由此可见，海湾不仅是贸易通道，也是英国安全的前沿防线。英国通过与当地统治者签订一系列排他性条约，排除奥斯曼帝国、德国、法国与沙俄的影响，从而在印度洋西北部建立起一道战略屏障。
可以说，在19世纪乃至20世纪上半叶，霍尔木兹海峡一直处于英国势力的庇护之下，英国的舰艇频繁巡弋其间，俨然将其视作“帝国内海”。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二战后英国国力衰退。1968年，英国宣布从波斯湾全面撤军，结束了长达一个多世纪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直接掌控。英国的退出为美国等新兴强权介入海湾埋下伏笔。
冷战时期，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苏两大阵营在中东博弈的焦点之一。二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海湾安全的主要担保者，一方面扶持伊朗巴列维王朝等地区盟友，另一方面致力于防范苏联在印度洋和中东的扩张。然而，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赶走了美国的势力，海峡两岸局势随之剧变。进入20世纪80年代，霍尔木兹海峡见证了现代史上最激烈的海上冲突之一——两伊战争期间的“油轮战”。
“两伊战争”爆发后，伊朗和伊拉克均试图通过攻击对方的油轮和商船来削弱对方的经济支柱。这场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及波斯湾的持久战自1984年起白热化，至1988年8月才最终停火，期间美国趁机逐步介入中东局势，并以“巡防”的名义驻军波斯湾沿岸。“两伊战争”的海上冲突充分证明了霍尔木兹海峡在现代战争与全球经济中的关键作用。
结语
回顾霍尔木兹海峡数百年的历史，可以发现一个始终未曾改变的事实：地理位置决定了这条海峡在世界体系中的独特地位。无论是中世纪连接印度洋贸易网络的港口航道，还是近代欧洲海权争夺的重要据点，抑或今日全球能源运输的关键通道，这片狭窄的水域始终是不同力量竞逐的焦点。
在石油时代到来之前，霍尔木兹已经因为控制波斯湾贸易而闻名于世。来自印度、东非与波斯高原的商品在这里汇聚，再转运至更远的市场。进入近代以后，欧洲海权国家意识到，只要控制这一海峡，就能够影响整个波斯湾的贸易秩序。从葡萄牙的要塞，到英国在海湾建立的政治与海军体系，再到二战后美国主导的海上安全架构，不同国家相继在这里留下自己的战略印记。海峡的意义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扩大。
20世纪石油工业的兴起，使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达到新的高度。波斯湾周边国家丰富的油气资源，需要依赖这条海峡进入印度洋和世界市场。每天大量油轮从海峡航道穿行，使这里成为全球能源供应体系中的关键节点。正因如此，一旦海峡航运受到影响，国际能源市场与世界经济都会迅速感受到震动。
然而，这种地理优势也伴随着明显的风险。对单一海上通道的依赖，使得海湾地区在政治冲突或军事紧张时期格外脆弱。历史上无论是殖民时代的海权竞争，还是冷战时期的大国对峙，乃至两伊战争中的“油轮战”，都反复证明了这一点。近年来海湾国家尝试修建跨沙漠输油管道、发展港口和多元经济结构，以减少对海峡航道的依赖，但在可预见的未来，霍尔木兹海峡仍然难以被替代。
从更长的历史尺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始终处在全球政治与经济结构的交汇处。不同国家在这里往来更替，但海峡本身的地理条件却从未改变。正因为如此，每一次国际格局的变化，几乎都会在这条狭窄水道上留下痕迹。五百年前，香料船在这里等待季风；今天，超级油轮在这里排队穿越航道。船只的形态改变了，货物的种类改变了，但霍尔木兹海峡在世界交通网络中的位置却几乎没有改变。这条只有数十公里宽的海峡，依然是连接波斯湾与世界的“门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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