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讲了万历和张居正的恩恩怨怨，对于万历而言，张居正如同一座大山，10年来一直让他仰视，让他畏惧，也让他感觉呼吸困难。终于他掀翻了这座大山，可谓是长长的出了一口气。那么是不是从此以后，他就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皇帝，能够自己执政并随心所欲呢？
很快万历发现，大臣们跟他不是一条心。要知道，在清算张居正的过程当中，万历有过很多盟友。多年来，张居正不止压着皇上，更是压着文官群体，这些人对张居正心里恨得是牙根儿痒痒。于是，当万历要清算张居正之时，这些文官就各种挖黑历史，写举报材料，为彻底将张居正批倒批臭做出了极大贡献。鉴于此，万历对这些文官还是心存感激的，没有他们的全力支持，不可能把张居正这座大山清算的如此彻底。有这个政治前提做铺垫，万历想着，既然这回大家合作这么愉快，那以后还可以继续精诚团结。
然而，万历想错了，之前的君臣和谐是假象。文官们跟万历合作，那是为了要把张居正打倒，可等这个共同目标实现了，彼此目的达到了，一切就烟消云散。没有了合作的目标，就没有合作的基础，甚至是双方不仅无法合作，还要大战一场。这是权力场的常态，不团结就内斗，没有了共同批斗对象，那就开始内斗。
万历和大臣之间的内斗从哪儿开始呢？黄仁宇找了个大臣作为典型代表，他叫邹元标。邹元标是江西人，很早就跟张居正结仇。直到张居正后来被清算，邹元标才得以平反，恢复了进士身份，还破格提拔回了京师，当了个给侍中，负责核查、弹劾之类的工作，属于所谓的言官之列。在万历看来呢，我跟张居正不对付。邹元标跟张居正也不对付，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他认为邹元标肯定和万历一条心，穿一条裤子。
可邹元标回京入朝上班没多久，就上书批评万历，说他穷奢极欲。这让万历多尴尬，内心得多窝火，但他还不能发火。发火就破坏了自己明君的人设。他窝着一肚子火儿，表面上还得假装淡定，在那道奏疏上批了三个字，知道了。这算是给你邹延彪留了情面了，也算是给彼此留了点空间。他邹延彪一看，不乐意了，我这么认真严肃的跟你提出问题，我这一腔热血一身正气的，我跟你提建议，你就敷衍我仨字儿。再者说了，你知道了，这是几个意思？知道之后你改是不改？如果要改，什么时候改？有没有时间表？准备从哪儿改？有没有计划？是把身边宫女太监裁员呢？还是降低日常开销预算呢？你得有个真心实意的态度。
于是，邹元标很快写了第二封奏疏，用词刻薄，堂堂一国之君，死不悔改，整天撒谎，这下真把万历气坏了。气的一刻都不能忍，要不是这帮大臣死死拦住他，不知道会把邹元标打多少板子。皮肉之苦是免了，但很快就被调到陪都南京。说是调岗，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被打发了。南京虽有一整套完整的行政班底，只不过在那边当官的，要不是养老的老同志，要不就是被贬不着待见的官员。就这样，邹元标在南京只干了几年就不上班了，连单位都不去。于是，一直到万历去世，他都没出来做官，却一点儿事儿都没有。
不过以明朝的标准，邹元标对万历的批评，根本连激烈都算不上。如果和后来那些言官相比，他这都算温和、礼貌又客气的了。但不管怎么说，邹元标开了个口子，后边儿成群结队的言官有样学样，加入批评皇帝的行列。这些人主要就是那些品级不高的言官、九品芝麻官什么的，什么事都想管，什么人都敢骂，只要万历稍微越界一点儿，立刻就会遭到批评，上纲上线。
对此，黄仁宇提出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邹元标这种只有县令级别的官员，也没什么正儿八经的功劳。他凭什么就敢指着鼻子骂皇上？在多次挨骂之后，万历捉摸后认为，这些文官之所以骂他，既不是真的为了纠正皇帝的过错，也不是为了履行他们所谓的职责。而是通过顶撞、批评甚至诽谤皇帝，给自己博得个好名声。万历的这个判断虽然阴暗，但是也并非毫无道理。因为不少人他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干的。但是，如果一概而论，那就太过极端了。因为除了某些投机倒把的货色，还是有些饱读圣贤书的官员，他是真心为皇帝好，真心为朝廷和百姓着想，也是真心要批评皇帝，让他越来越好。比如邹元标，人家还真不是个贪图名声的主。
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做？要解释他们的行为动机，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不容忽视，那就是明朝文官群体的双重性格。一方面，文官们深谙官场文化，精于世故。在晚明社会氛围中，名望意味着社会地位，能够带来丰厚的现实收益。因此，确实会有人为了博得名声，不择手段，上皇上那碰瓷儿。但是另一方面，文官毕竟是儒家思想熏陶出来的学者，总会有那么一些人，能够坚守本心，怀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信念，进而不计个人荣辱安危。邹元标就这样，他真敢骂张居正，也敢骂万历。而且历朝历代，对于直言进谏之人，通常不会处死。皇上要是杀了直言觐谏的直臣，那就是昏君、暴君，这种舆论压力皇帝承担不起，而被杀的言官倒好了，成就了他的美名，天下人都得夸他正人君子。
还有一点这些文官的品级低，工资也很低，直言进谏的犯罪成本不高。综合种种原因，明朝的言官批评皇帝那是毫不顾忌。万历还是一个不喜欢被人骂的皇帝，你越骂他，他越不听，越要反着来，这么一来可就坏了。万历就是不听进谏，不悔改，可他越不改，骂他的人越多，骂的越狠，一个恶性循环就此出现，一群芝麻官整天指着皇帝鼻子骂，堪称晚明独特景象。
但问题是这些小官他也有上司，他们的领导就不能管管自己手下吗？这就要说说张居正去世之后万历的内阁。起初接替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的同样姓张，叫张四维。但是他上任几个月爹没了，按规矩回家守孝，都说守孝三载，实际27个月。有张居正在前面当榜样，张思维不敢怠慢，麻利收拾包袱回老家了。结果他守孝快结束的时候，突然又生病了，跟着他爹一块去了。张四维这一死，万历没辙了，只能让内阁大学士按资历接班。但那一两年的时间，真的是流年不利，接任的首辅先后生病去世，最后只剩下原本资历最浅，当过帝师的内阁大学士，苏州人申时行。
申时行一上任就发现这职位真还不是人干的。言官们痛骂万历，压力最后实际转移到他这个首辅身上。因为万历想的是，于公，我是皇上，你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那是我批准的。于私，他和申时行是师生，相处的时间最长。于公于私，老师你都得跟我站在一条战线。无论怎么说，你都得好好管管这些放肆的言官。可文官们想的是，你申时行是内阁首辅是文臣领袖，从身份上说，天然就得代表我们臣子，所以当然得跟我们站一块儿。再者说，你申时行是天下科举精英的榜样，应该践行一个士大夫最高行事准则，时时刻刻校准天子的言行举止，不能让他犯错，不仅不应该阻止言官批评皇帝，你更得带头上阵，得带头骂。
申时行一看这处境，两头受气，没办法处在那个位置上就想两头都不得罪，当个和事佬。他当首辅那些年，就一个和稀泥。面对万历，申时行是和声和气，上课时他就是个温柔的老师。如今当上内阁首辅，他依然顺着万历的心意，比如万历要册封郑贵妃，沈时行就给他安排好全套的流程，并且担任典礼的正事。万里要耗巨资修建陵墓，也就是如今北京十三陵中唯一发掘开放的定陵，申时行就安排妥当，还在寒冬腊月、盛夏酷暑时还亲自去昌平检查工作，哪怕万历真干了出格的事，谁谁行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于万历想干的事，申时行尽量不拦着。
但是对于事关大臣的事，他总是出面维护。轮到万历龙颜大怒，申时行还帮着打圆场，让他尽量不要惩罚大臣。遇上文官内部斗争，申时行也是各种拉架，追求的就是个和气生财。比如说万历十五年的经常，也就是中央官员的大考察，申时行尽显和稀泥的本领。以往每次清查，都会罢免一大批官员，以至于人心惶惶。可唯独这一次，因为申时行出手干预，清查被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吏部、都察院这样的要害部门一个人都没动。
申时行的做派为他赢得了诸如老成持重，厚道君子的美誉，但就算是厚道，也会有人看你不顺眼。有些言官，骂完皇上不过瘾，捎带脚把申时行也给骂了，说他暮气沉沉，无所作为，嘴更损点的，直接说申时行，没有立场，没有原则，是个窝囊大臣。作为内阁首辅，申时行本来不必窝囊，就算他不能向上摆平皇帝，至少也可以向下施展权威。他为什么偏偏要夹在中间当和事佬，老受夹板气呢？
黄仁宇给提示了一个重要的线索，那就是申时行进入内阁之前的履历。在成为内阁大学士之前，申时行先是在翰林院、礼部这些部门工作。万历五年，调任掌管人事的吏部，成为位高权重的高官。不久申时行进入内阁，跻身核心权力层，而将他调任吏部，并且选入内阁的不是别人正是张居正。事实上，申时行自从考中进士之后，就一直得到张居正的栽培，说他是张居正一手提拔起来的也不为过。有这么一层政治关系，申时行就不得不谨慎，不能不小心。但客观的说，追随张居正的这段仕途经历，还是给申时行带来了另一层影响，那就是他比别人更清楚张居正的错误究竟在哪里，从而更有针对性的调整。
在这个申时行看来，张居正最主要的错误在于他过于自信，凡事锐意进取，不能守拙。他承认张居正雷厉风行的作风造就了卓越的政绩，但也因此积累了海量的嫉妒与仇恨。作为曾经的下属，申时行不仅目睹了张居正的辉煌，也见证了他去世后的悲剧，更从中得到了经验和教训。由此做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内阁首辅，力求平和安稳，确实是明哲保身。或许是因为申时行太擅长和稀泥，包括黄仁宇在内，很多人在写明朝历史的时候，都会专门提及申时行和稀泥的本事。但对于他担任内阁首辅的政绩反而较少关注。甚至有人说，申时行只会搞调和，根本就没什么政绩可言。
事实上，和事佬不等于窝囊废。虽然申时行致力于调和各方，但他毕竟领导内阁与朝廷，该做的事，一样不会少。而且对于当时的朝廷来说，妥协可以说就是政绩，而且是急需要的政绩。为什么呢？
首先，当时的文官群体内部已经积累了很多矛盾，急需有人出面调和。明朝的文官们本来就有窝里斗的传统。在清算张居正的过程当中，围绕着谁该被清算，谁有资格清算别人的问题，文官们更是斗成了一锅粥，再加上明朝的奇葩怪人又特别多，于是大臣们是今天你检举我，明天我举报他，忙得不可开交。在这种人心惶惶的混乱局面中，想要让朝政恢复正常，就必须恢复官员之间的信任。即便做不到和衷共济，也至少别再相互争斗，好好的辅佐皇帝。申时行当和事佬其实做的就是这个工作，他经常告诫下边的官员。少揪着别人的缺点，多看看大家的优点，尽可能恢复官员们之间的信任，从而理顺朝政。
其次，要对付万历这个皇帝，就必须得会妥协。万历是个性格乖戾的人，这家伙脾气特别倔，脾气一上来，既不吃软也不吃硬，就比如上朝，大臣们都希望万历勤快一点，多上朝，万历偏偏隔三差五就旷工。有言官上书批评皇帝懒惰，万历干脆请病假，理由特别搞笑，说自己先是肝火太旺，然后吃良药，把火气压在脚底板，结果脚痒痒，走路不方便，我就不上朝了。更奇葩的是，这道病假圣谕传出来没多久，万历就跟妃子们搞夜游会，快活的不得了，仿佛只要他进了后宫，这脚就不痒，一进办公室，脚痒的就受不了。因此直接批评皇帝根本没用，万历非但不吃这一套，他还要搞挑衅动作。即便是委婉劝谏，也未必有用。就在万历十五年，轮到要上课了，万历突然说自己，头晕脑胀，精力不济，无法学习。大臣们都知道这是皇上又要偷懒儿了，但还是给足他面子，劝他好好休息。可万历也不领这个情，离开文华殿，就在紫禁城里骑马驰骋，精神头非常好。作为君主专制的帝国，皇帝是国家权力核心，想把国家治理好，无论如何少不了皇上的参与。申时行只能顺着哄着把他伺候好，才能尽可能让国家政治运作正常起来。
从此后的历史来看，也确实只有申时行的办法管用。后边的历任内阁首辅，无论态度多强硬，都搞不定万历，国家政治也就越来越糟。最后，从当时明朝国家运作的情况来看，也确实需要一个平和的时段。张居正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突出的成效，把大明王朝从危机中拯救出来了。但是，由于改革用力过猛，也造成了副作用。特别是张居正在位的最后几年，强力推行改革，不仅老百姓受罪，官员们也跟着吃苦。而申时行的政策，虽然看起来有点窝囊，什么都妥协，但是让人们缓了一口气儿，很受基层的欢迎，申时行的妥协政策其实蕴含着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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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是怎么能够看透这些问题的？这里就要提到一个细节。申时行在进入内阁之前，曾经负责编修大明会典，也就是整理整个明朝的典章制度。在这个过程当中，申时行对于明朝的运作机制、制度构成必然有了深入的了解，因此他更能看透国家运作中出现的问题，并且从制度层面找到解决办法。总而言之，申时行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面对各种现实问题，在综合权衡之下，选择了当时的最优解，也就是在各方之间做妥协。在当和事佬这件事上，申时行既是顺势而为，也是有意为之，蕴含了他的政治智慧。
不过凡事总有代价。申时行努力弥合各方的分歧，营造和和气气的局面，固然有利于缓和局势，稳定朝政。但是从长远来看，也导致张居正的努力前功尽弃，往更严重的层面说，牺牲了大明王朝的国运。先前张居正之所以推行改革，归根结底就是因为明朝存在致命的问题。为了彻底解决这些危害国家的弊病，张居正选择了既治标又治本。比如面对懒散腐败的官僚队伍，张居正不只是打击懒政腐败、查办案件，还在制度层面建立起了新的规范，对官员们进行业绩考核，颁布了考成法。自考成法颁布，每年都有大量不合格的官员被降级甚至革职，官员们为了保住乌纱帽，就得勤勤恳恳工作。正因为如此，这道专门约束官员的法令深受文官憎恶。申时行为了缓和矛盾，废除考成法。如此一来，人心大悦，怨言消失，官员之间的关系也和善很多。但这也意味着，张居正整顿官僚队伍、扭转国家颓势的努力彻底失败了，那些好不容易才解决的问题再度浮出水面，并重新发展起来，侵蚀吞大明帝国的江山社稷。
作为一个有智慧的政治家，申时行不可能看不到妥协政策带来的恶果。他和他的继任者们会拿出应对之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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