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于上海香山路的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里,保存着孙中山先生生前收藏的数千册中外文书籍。藏书整齐地排列在书橱中,见证了这位革命家读书思考的日常。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这数千册藏书中,有超过四分之一曾经属于一位名叫佑尼干的美国人。在藏书的衬页上,还能找到“T. R. Jernigan”的签名。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孙中山藏书中的“T. R. Jernigan”题签。图片来源:宋庆龄文献数据中心“孙中山《实业计划》与上海孙中山故居馆藏图书文献专题数据库”(郭骥提供)

佑尼干是谁,他的书又如何会成为孙中山的藏书?这些书,为我们打开一扇观察孙中山知识世界的窗口。

从北卡罗来纳到上海滩

佑尼干全名托马斯·罗伯茨·佑尼干(Thomas Roberts Jernigan),1847年出生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他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20多岁时成为一名律师,办过报馆,当选过州参议员,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人物。1885年,佑尼干的人生迎来转折。那一年,他被任命为美国驻日本神户领事,开始了远东生涯。1893年,他又被派往上海,担任美国驻沪总领事。从此,佑尼干在中国生活了近30年。

1897年卸任总领事后,佑尼干并未离开中国,而是重操律师旧业,成为上海法律界的知名人物。1906年,美国在华法院成立,首任法官颁布通令,要求律师通过专业考核方可出庭,佑尼干是仅有的两位通过考核者之一。他与美国律师费信惇合办律师事务所,担任过驻沪美国律师公会会长,同时还与合伙人费信惇、以及刘伯穆、罗炳吉等美国律师一起,在东吴大学法学院授课,为中国培养近代法律人才。除了法律与外交,佑尼干更是涉足房地产等领域,在上海的社会根基愈发深厚。

佑尼干在《字林西报》《大陆报》《密勒氏评论报》《万国公报》等中外文报刊上发表数百篇文章,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法律、外交等,对中国时事的评论精准中肯,尤其在治外法权、中日关系等问题上的见解,有着长久的参考价值。从发表年份上看,佑尼干撰文数量最多的时期是辛亥革命以后直至去世以前的1910年代,其次为19世纪90年代担任美国驻华总领事期间。仅1919年至1920年去世前,佑尼干在《申报》上被转载的文章就多达8篇,这些均译自他投稿的英文报刊。他的文章涉及面很广:政治方面,有《论租界华人市政权》《论中国希望条件》等;经济方面,有《论太平洋大舞台》《论新银团》等;法律方面,有《美国宪法》《中国与日本的法律与法典编纂》等。此外还有讨论新闻媒体等方面的文章。

佑尼干对时事政治和中国外交尤为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积极参与讨论时局,最为关注的是中日关系问题,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被《申报》等中国报纸广泛转载。《字林西报》在佑尼干去世后专门撰文,称他“曾为本报投稿多年”,“善能批评事物,对于中国事情,其评论恒中肯要;于治外法权问题,多所论列,皆有永久之价值者”。佑尼干撰写的《中国办事之法意》(亦译《中国政俗考略》)被林乐知盛赞“见识之卓,议论之宏,搜采之广,抉择之精”,书中对中国的法治、经济、邦交等诸多领域有着深刻剖析。这些文章与佑尼干的藏书一样,都是体现他知识背景和专业领域的重要资料,共同塑造了一个“研究中国的专家”的形象。

1920年2月,已是73岁高龄的佑尼干被任命为驻华咨议,专门报告海牙法律会议中与中国相关的法庭议决案,直至当年11月1日在上海黄浦路寓所逝世。他的离世引发了上海各界的哀悼,美国总领署下半旗志哀,美国律师公会为其举行丧礼,唐绍仪、伍廷芳等中国政要也前往敬献花圈。为了纪念他,1925年上海一条新筑的马路被命名为佑尼干路,以纪念这位原美国驻沪总领事。这条路,就是今天的仙霞路。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佑尼干与仙霞路(曾名佑尼干路)

革命家与同情者

孙中山与佑尼干是什么时候认识的?这个问题没有确切的答案。但可以确定的是,两人有过交往,而且关系不错。

最直接的证据是,孙中山在上海莫利爱路寓所的客厅里,曾挂着一幅油画,画的是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在争取到北美领土和行政自治权后拒绝接受独裁统治的情景。这幅画,就是佑尼干送给孙中山的。这个细节见诸1923年1月26日《大陆报》的报道,题为《孙中山购得已故佑尼干藏书》。报道称,佑尼干是“孙中山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受尊敬的顾问之一”。虽然“最亲密”或许有些夸张,但两人关系密切应是事实。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有学生被捕,孙中山曾聘请律师准备为学生辩护。据当时的学联负责人回忆,学联会的义务法律顾问就是佑尼干和林百克。林百克是孙中山的法律顾问,那么佑尼干和孙中山的关系应该也相当密切。

还有一条重要线索。1913年,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被刺杀,宋教仁的叔父聘请了两位律师为宋教仁伸冤,其中之一就是佑尼干。191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时曾亲口提到这件事,说明他对佑尼干参与此案是知情的。

事实上,佑尼干对中国革命者一直抱有同情。1903年,黄炎培因宣传革命被清政府抓捕,佑尼干曾出面搭救过他。1905年以后,佑尼干很可能担任过汉口《楚报》中文版的社长,而这份报纸的职员多为革命团体日知会的会员。1915年袁世凯称帝时,佑尼干还公开撰文反对。这些都说明,佑尼干与中国的革命者早有来往,孙中山对他应该也有所了解。

此外还有一个有趣的巧合。佑尼干爱好狩猎,常往来于江浙皖鄂之间。1908年,他还出版过一本名为《中国狩猎》的书,书中配有一张他与华籍扈从在野外射猎野鸡的照片。他去世后“遗命葬于金陵山上”——金陵山就是今天的紫金山。而孙中山后来也选择安葬在紫金山。1912年3月,孙中山在南京时曾到紫金山狩猎,据说就是在这次狩猎中,他感叹此处山水之美,表示死后愿葬于此。1925年孙中山病危时,遗嘱“吾死之后,可葬于南京紫金山麓”。孙中山生前遗留的数支气枪、若干发猎枪子弹,至今还保存在故居里。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孙中山藏书中的佑尼干旧藏《射击术图解论述》(An Illustrated Treatise on the Art of Shooting),1898年版

读书极博,藏书极富

佑尼干“读书极博,藏书极富”,其藏书被称作“全中国法律藏书室中最完备者”,其中《美国议宪史》是唯一一部记载美国宪法起草和颁布全部相关程序的著作,兼具史料价值与研究价值。1922年底,孙中山获悉美国领事馆代为拍卖佑尼干藏书的消息后,立刻委托何世桢索取藏书清单,并通知主管财务的林焕廷着手购买,足见他对这批藏书的重视。

一份现存于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的《已故T. R. 佑尼干遗产中的图书清单》,共有5页,列有200余种图书及对应价格,部分书名旁还有打勾标记,见证了孙中山挑选藏书时的认真与审慎。据说,孙中山还与佑尼干之子保罗・佑尼干谈判,购入了清单之外的稀见珍贵藏书。1923年1月,这批佑尼干旧藏正式被收入孙中山的莫利爱路寓所,成为孙中山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已故T. R. 佑尼干遗产中的图书清单》。图片来源: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故居百载书香犹在——孙中山藏书展”(郭骥提供)

目前的故居藏书,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孙中山、宋庆龄自己购置的图书,孙中山购买的佑尼干旧藏,以及他人赠送的图书。其中,西文类藏书中的一半以上,大多可能是孙中山自美国、日本等地购得。而佑尼干旧藏约占西文类藏书的四分之一,最大宗的是政治类书籍,计有110册,历史、法律、文学等领域的藏书也都超过了50册。其中法律类书籍较孙中山原有法律类藏书的数量更多,几占这一类别故居藏书的三分之二以上,是佑尼干旧藏中的精华。其他占比较高的类别还有传记类、文学类,以及狩猎类书籍。

经过对故居藏书的整理与考证,佑尼干的旧藏分布在19个专题分类中的15个,其中政治类110册、历史类78册、法律类50册、文学类64册,是数量最多的四个门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佑尼干的法律类藏书数量远超孙中山原有法律藏书,占故居法律类藏书的三分之二以上,极大补充了孙中山在法律领域的藏书。

孙中山购入的这批佑尼干旧藏,并非简单陈设,而是被精心融入他原有的藏书体系之中。孙中山不仅精心整理这批藏书,还认真翻阅研读。何世桢的回忆证实,孙中山至少阅读了佑尼干旧藏中的《瑞士政府》等书,还曾让何世桢协助整理这批图书。佑尼干的旧藏穿插在孙中山的原有藏书之间,且多个门类排在第一本的书籍,例如传记类、语言类、历史类、法律类、医学类、军事类、政治类以及狩猎类的第一本书都是佑尼干旧藏。而其他旧藏则被穿插摆放在孙中山其他藏书之间,并非单独排列,排序也无规律可循。这一排列方式表明,在购入佑尼干旧藏之前,孙中山已对自己的藏书进行过系统的排序整理,形成了专属的学科分类体系。而将佑尼干旧藏与原有藏书混排,也体现出孙中山对这批藏书的认可——他将其视作自己藏书的一部分,一视同仁,无分彼此。

故居藏书的分类和排序,应该就是孙中山亲为或是在他指导下进行的。这套分类并不完全依照常规的学科分类,而是有一套独特的体系。例如,哲学类是个大类,包括了哲学、心理学、宗教学,孙中山都将之划归一类。又如货币银行学(金融学)与经济学的划分,也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这些特点,都体现了孙中山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通过佑尼干的旧藏,也能探寻到孙中山晚年的关注重点。比如政治、法律、历史类藏书的大量收藏,反映出孙中山晚年仍在致力研究国家治理、法律制度与历史发展,为其革命思想与建国理念的完善不断汲取养分。

佑尼干的藏书中,还有一些有趣的故事。比如有一本叫《李希霍芬男爵书信集》的书,既有佑尼干的签名,也有宋庆龄的签名。根据藏书编号,这本书离开了原先的位置,可能是宋庆龄后来翻阅过书,然后放到了别的书橱里。还有几本佑尼干的藏书,上面盖有“孙庆龄”或“孙宋庆龄”的印章,说明宋庆龄很可能也曾阅读和使用过这些书。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孙中山所购的佑尼干藏书,在故居藏书中绝非孤立的存在。

藏书背后的知识世界

佑尼干作为资深外交官与知名律师,其藏书兼具专业性与广博性,涵盖政治、法律、历史、经济、文学等多个领域,为孙中山研究中国问题、借鉴国际经验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孙中山购入这批藏书,正是出于自身阅读与研究的需求,而这批藏书也成为他知识体系的重要补充,让他的视野更加开阔,思想更加完善。

有学者指出,这批书籍正是孙中山特别希望收藏的文献,佑尼干藏书最终归入故居,是孙中山的心愿,也是二人知识交流的象征。

从上海孙中山故居的整体藏书来看,佑尼干旧藏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故居藏书主要由孙中山与宋庆龄购置、孙中山购入的佑尼干旧藏、他人赠送三部分构成,其中西文类藏书中约四分之一来自佑尼干旧藏。这批藏书与孙中山原有藏书体系高度吻合,并未超出其阅读范围,既印证了孙中山的知识视野,又在多个领域对其藏书进行了补充,让故居的藏书体系更加完整。

更为重要的是,佑尼干旧藏为研究孙中山的思想与知识结构提供了新的线索。通过对这批藏书的整理、分类与研究,我们能够更清晰地复原孙中山的学科分类体系,梳理他在不同时期的阅读兴趣变化。这些藏书中留下的签名、印章等各种微小痕迹,以及藏书的分类排列方式,都能为解读孙中山思想提供珍贵的史料线索,为深入研究孙中山的知识结构和思想发展脉络提供了新的视角。

透过孙中山的书橱,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革命家的阅读生活,更是一个开放、包容、不断求索的知识世界。故居藏书,见证着一段跨越国界、超越时代的知识传承。

(学术论文《孙中山与佑尼干及其藏书关系的研究》发表于2024年的《近代中国》总第40辑,本文由作者郭骥根据论文改写,授权澎湃新闻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