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电，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10日称，以色列并不寻求与伊朗进行“无休止的战争”，将在适当时机与美国协调，决定何时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就在同一天，据央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有可能有条件同伊朗谈判：“我听说他们非常想谈判”“这是有可能的，取决于什么条件，但也仅仅是可能。”联想到3月9日，他曾通过电话采访和新闻发布会表示，与伊朗的冲突“可能很快就会结束”，并称战争“已经基本结束”。

所以，美以双方都已经表达出试图体面结束这场战争的意愿。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美以开始从战场退缩了呢？

多重压力下的战略止损与调整

一般来说，结束一场战争不仅要看双方有没有继续打下去的意愿，还要看有没有打下去的能力。

从目标来看，美以快速颠覆伊朗政权并没有成功，但为进一步的颠覆活动创造了条件。

萨尔称，以色列的目标是“从长远上消除伊朗对以色列构成的生存性威胁”，但这在伊朗现政权存在的情况下很难实现。学术界普遍认为，只要美以不出动地面部队，快速推翻伊朗政权基本就不可能。鉴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前车之鉴，美以大概率不会直接派遣地面部队，以避免陷入又一个新的战争泥潭。

但是，萨尔同时表示，伊朗政权更迭“可能在军事行动结束后发生”，当前军事行动旨在为政权更迭创造条件。从这个角度来看，推翻伊朗政权的目标并没被彻底放弃，只是从战术上进行手段调整。未来，美以两国会继续采取经济封锁、外交孤立、定点清除、广泛渗透、特种作战等多种综合手段针对伊朗政权展开颠覆活动，甚至包括武装伊朗境内的反政府组织，以压促变，期待在伊朗内部制造分裂，寻找愿意跟美以妥协的代理人。

因此，美以方面释放“尽快结束战争”信号，很难称得上传统意义上的“认输”，而是在军事、政治、经济多重压力下的战略止损与调整。

结束战争的意愿和能力都没有耗尽

与此同时，10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伊朗局势的言论时说，战事的结束将由伊朗决定，并给出多条停战的条件，例如“解除所有对伊朗的不公正的制裁，并解冻伊朗被西方冻结的资产；承认伊朗在其领土上进行铀浓缩的权利；美国和以色列要赔偿因这场强加的战争给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以色列以后不得袭击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伊朗支持的‘伙伴’；拆除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美国不得在可能威胁到伊朗的地区驻军。”

客观来讲，这些条款美以一条都不可能答应。所以，美以和伊朗双方对于结束战争的意愿和能力都没有完全耗尽。

在哈梅内伊遇刺之后，伊朗专家会议很快就选出了新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二儿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这意味着伊朗政权的中枢指挥系统并未崩溃，政权依然在正常运转，国家尚有继续战斗的能力。

从什叶派的传统来看，血统继承并不被推崇。此外，穆杰塔巴在教士集团中也只是“霍贾特伊斯兰”，等级排在大阿亚图拉、阿亚图拉之后，仅高于“希卡特伊斯兰”。他能够以中级教士身份担任最高领袖，其实就是伊朗政权向美以释放的一个强烈且明确的“不妥协”信号。

对此，特朗普总统发出严厉威胁，声称未经其认可的伊朗新领导人“不会维持太久”“我不相信他能和平地生活下去。”。以色列国防军也在8日宣称，将把伊朗新最高领袖及所有专家会议成员列为目标。

伊朗局势长期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1月29日，美国战略期刊《外交事务》刊发了一篇文章，直言世界会怀念美国曾经的虚伪。过去的美国，尽管也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但至少它知道如何“装一装”，给自己的行为披上一层“规则”“正义”的道德外衣。而如今，特朗普时代的美国，霸道成性，直接以赤裸裸的利益为出发点肆意抡起霸权大棒，在各个领域大搞霸凌。

回顾进入二十一世纪的25年，美国的全球安全战略遭遇不少重大挫折，例如2021年仓皇撤离经营了二十年之久的阿富汗，但同样取得了不少带血的“成就”。这直接表现为多个公开的反美国家政权被颠覆，从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到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权，都是其中典型。

当然，这些战争和行动多是以给地区带来巨大的破坏、伤害和持续的动荡为代价。例如极端恐怖主义组织“伊斯兰国”的崛起就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息息相关。

伊朗局势进一步恶化和长期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而其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包括油价上涨、航线转移、地区动荡、经济衰退、人道主义灾难等，却需要全世界人民来承担。这也再次证明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就是对当今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

（来源：政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