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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20岁的小飞行员，落到敌占岛附近大概率是凶多吉少，结果此人运气好到离谱，漂在海上吐得脸色发白，等来的不是日军小艇，而是自己人的潜艇。
那一刻，他却完全想不到，岛上那几个没逃掉的战友，已经被日军拖走烹食。
这个幸运的年轻人后来成了美国第41任总统，间接影响了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这些世界大事。
父岛的肉锅，残忍的一幕
1944年9月，西太平洋的海面上，年轻的美军飞行员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驾驶轰炸机执行任务，被高射炮打中后跳伞逃生，最后落在了父岛附近的海上。
他抓着救生筏在海上漂，晕得厉害，一边吐一边等救援。
几小时后，美军潜艇赶到，把他捞上了船。这一切在当时看来，只是一名飞行员被及时救回，算不上多罕见的插曲。
真正可怕的是同一时刻发生在岛上的事。
那天一共9名美军跳伞，布什落海，距离稍远，被潜艇捡走；剩下的8人落到父岛附近，被日军抓获。
按国际公约，已经失去战斗力的战俘应该得到人道对待，不得虐杀，更别说折磨和侮辱。
上到海牙公约、日内瓦公约，下到一线老飞行员的行规，基本共识都很清楚：跳伞落地，枪炮就该停手，继续补刀那是杀人，不是作战。
偏偏父岛上那支日本驻军，无视了这些国际规则。
到了1945年2月，父岛已经被美军封锁，海上补给受限，但岛上并没有闹饥荒。日军每天有240克大米配给，还有渔获、有蔬菜，甚至还有清酒。
按这个标准，普通士兵可能吃得不算丰盛，但绝谈不上饿得发疯。他们完全有能力按照战俘待遇来处理被俘美军，却选择走向了最极端的路。
驻岛最高指挥官立花芳夫中将，在这种环境下表现出的，不是紧张，不是焦虑，而是一种彻底扭曲的兴奋。
为了所谓提振士气，他干脆把俘虏当成“补品”，下令把美军飞行员杀掉，甚至亲自参与“品尝”。
无线电员马弗被拖到坑边斩首，尸体刚刚倒地，军医寺木就端着手术刀冲上去，迅速剖腹取肝。按他们迷信的说法，吃敌人的肝能壮胆，能把对方的“勇气”吞下去。
这种说法放在原始部落里听着都渗人，却真实地发生在二十世纪的现代军队当中。
取肝之后，日军又把大腿上的肉一块块剔下来，切成片，送到厨房。
那天晚上，立花芳夫和的场少佐坐在桌边，锅里煮着加了酱油的人肉火锅，烤架上烤着美军的肌肉，旁边摆着清酒。
他们边吃边聊，评价肉质如何，甚至讨论口感、脂肪分布，好像眼前的不是从人身上切下来的肉，只是一盘寻常的炙烤料理。
8人进了魔窟，只有布什落海位置稍远，被美军先一步救起。
当时的日本驻军如果多派一条小艇，多烧一桶油，很可能人在海上就被他们捞走了。
后来的老布什当选后，主导了海湾战争，亲手敲定了不少冷战后期和冷战结束初期的关键决策；再往后，他的儿子小布什上台又发动伊拉克战争，整个中东格局因此大变。
对布什本人而言，父岛并没有随着潜艇离开就画上句号。他知道自己的战友霍尔等人没能回来，却很长时间并不清楚那些人究竟发生了什么。
战后相关审判材料公开后，那些细节摆在他眼前：斩首、肢解、烹食。这些内容，成了他一生最沉重的阴影之一。
对于美日关系来说，这也成了一块难以直接触碰的疤痕——盟友可以握手，可以谈合作，但档案柜里那几份关于父岛的卷宗，永远在那里。
同样是美军飞行员，中日底线完全不同
两年前的1942年，另一批美军飞行员也被打了下来，只不过他们大多落到的是中国境内。
这是著名的杜立特空袭，日本本土第一次被美军轰炸。
任务结束后，因为油量、航线等原因，很多轰炸机飞不到预定降落点，只能让机组人员在中国上空跳伞。
夜里风大雨急，有人挂在树上，有人摔在山坡上，浑身是伤。
这批人的处境说不上好。那时候的中国，正处在抗战的最艰难阶段，东南沿海和华中大面积沦陷，日军在各地烧杀抢掠，老百姓过的压根谈不上什么安稳日子。
江西、浙江一带很多农村，家里连饭都吃不饱，青壮年被拉去当苦力，有的被抓去做军伕，家里剩下老人妇孺撑着田地。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些完全说不通话的美国飞行员从天上摔下来。
老百姓完全有理由避之不及。谁要是被日军发现窝藏美国兵，轻则挨打坐牢，重则满村清算。
事实也确实如此，后来的浙赣战役和报复行动，已经把日军的性格写得很明白。
但当地农民的选择是，先救人，再想后果。有飞行员摔断了腿，村民抬着人走山路，找偏僻的地窖、祠堂、山洞，硬是把人藏起来。
那些地窖，本来是放粮食的，或者是躲避轰炸的，结果成了救外国兵的临时落脚点。
医疗条件同样简陋得可怜。哪有什么正规医院，更别提专业战地医疗队。能用的，就是村里老人留下的草药方子，还有姑娘媳妇们平时给自家人包扎伤口的经验。
有人用烧开的盐水给伤口清洗，有人用草药捣碎敷在伤口上，再用破布条缠住。
不仅是治伤，中国老百姓还得想办法把这些飞行员送走。那时候的路，说是路，其实就是泥巴、山石、田埂，车子很难走，于是轿子就派上用场。
有人借、有人抬，把这些个子高、体重不轻的美国人，从一个村子转移到另一个村子，再交给更安全的接应点。
有的村民几天几夜不睡，带着人从小道绕开日军据点，翻山越岭，就为了多走一段远路少遇一队巡逻兵。
救人的结果是什么，后来大家都知道。
日军发现飞行员没抓到多少，却查出是沿途中国人帮忙藏匿、转移，于是发动了浙赣战役，从江西到浙江大面积“清乡”“扫荡”。
他们带着细菌弹，把鼠疫、霍乱等致命病菌撒进村庄，在水井里投毒，在河流、田地里散播带菌物质。
加上常规屠杀、焚烧村庄，最终导致约二十五万中国军民死亡。
当时站在江西、浙江那些农户院子里的老乡，他们看到的是眼前这些浑身是血、说着怪话的年轻人，其中不少人跟自己家里孩子差不多年纪。
父岛和江西、浙江给出的答案，站在两个极端。
从今天回头看，中国付出的代价没有被湮没。
那些参与救助杜立特行动飞行员的普通人，有的后来被记录在案，有的名字失传，只剩下乡志里的寥寥几行字。
但无论记不记得名字，他们做出的选择，早就写进了这段历史的评价当中。中国不是用嘴说“人道主义”。
法庭上的一条绞索
战争结束后，父岛上发生的事并没有立刻曝光，很多细节是通过战后审判才被整理出来。
1946年，关岛的美军军事法庭对父岛相关案件进行审理，吃人、杀俘的细节一条条在法庭上呈现出来。
对于那些常年处理战争案件的法官来说，死伤已经不是新鲜事，从前线回来的人对血腥也不陌生，但当听到有军医主动剖开俘虏的腹部挖肝，把人肉切成片煮锅时，仍有法官当庭反胃。
这已经不只是战争罪的问题，而是赤裸裸的反人类行为。
父岛案最后的判决，是把立花芳夫等5名主要责任人判处绞刑。行刑那天，美军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军人的体面，直接把军服剥掉，只留一条内裤，然后才押上绞刑架。
绞刑执行完，法律上算是有个了结，但父岛案的意义远不止于惩处几个军官。它撕开了日本军国主义文化中最阴暗的一角，让全世界看到了，什么叫“披着现代军装的原始残酷”。
在很多日本战后美化自己的叙述里，经常会强调前线士兵“也是战争受害者”“也很辛苦”，甚至把一部分暴行归结为极端环境下的精神崩溃。
父岛的情况却很难被这类说法洗白：物资没有绝对断供，指挥官精神状态看不出“完全失控”，吃战俘是有计划的，而不是饿疯了抓到什么吃什么。
这就牵出一个更难堪的问题：日本军队在军国主义洗脑下，对敌方士兵的看法到底把人放在了什么位置。
日本军队自诩纪律严明、讲究武士道，结果在父岛这种地方却演出了一出食人闹剧，把所谓的“荣誉”撕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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