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沈从文词条 / 百度百科·张兆和词条 / 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上海文艺出版社）/ 《从文家书》（沈从文著，张兆和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 张允和《从第一封信到最后一封信》/ 凌宇《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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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28日上午，北京，一处胡同里的旧式院落。
屋门从里面顶住，外面叫门没有人应。
张兆和的堂弟张中和路过此处，从窗外隐约听见屋内传来压抑的声响，他叫门，无人回应；推门，推不开。
直觉告诉他情况不对，他用力破窗而入，只见沈从文倒在地上，颈部和手腕都有刀割的伤口，旁边还有喝剩的煤油，已经昏迷过去。
抢救及时，沈从文脱离了危险。
醒来之后，他不知道自己刚从鬼门关走了一遭。
他眼神惶恐，嘴里不停地念叨：我是湖南人，我是凤凰人……
见到张兆和赶来，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不在这里，我要回家，他们要迫害我。
就是这个此刻神志不清、倒在血泊里的男人，写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温柔的山水，写出了无数读者心头念念不忘的《边城》，用四年、数百封情书，把那个一再拒绝他的女子追到手，与她携手走进了婚姻。
那个被他追了四年的女子张兆和，此后做了一个决定，让后人读来久久无法释怀……
1902年12月28日，沈从文出生在湖南省凤凰县。
凤凰这个地方，地处湘西腹地，四面被山夹住，沱江从城中穿过，两岸都是高高低低的吊脚楼。
苗族、汉族、土家族的人混住在一起，各有各的习俗，各有各的规矩，刀光与歌声都不缺。
沈从文的祖母是苗族人，母亲黄素英是土家族人，他打小就在这样一个山野气息极浓的地方长大，见惯了市井里最鲜活也最粗粝的人生。
凤凰当地有句老话，说这地方的孩子，骨子里生来就带着一股野劲。
沈从文身上，这股野劲体现得最直接的地方，就是他从来不肯老老实实待在学堂里。
他逃课，在街上闲逛，跟着兵痞子跑，在河边一蹲就是大半天，看船，看水，看来来往往的人。
老师拿他没办法，他母亲更是头疼，说这孩子迟早要走野了。
他确实走野了，只不过走出了一条谁也没料到的路。
1917年，沈从文高小毕业，随即进入陈渠珍的湘西护国联军队伍，办理杂事，后来做到陈渠珍的书记。
这段军旅岁月持续了将近五年，跟着军队辗转湘西各地，他见过刑场上的血，见过洪水过后漂在河面上的尸体，见过人在绝境里如何求生，也见过最底层的人在苦难里头依然保持着的那种韧性与善意。
这些东西，后来都渗进了他的文字里。
陈渠珍藏书丰富，沈从文借了不少书看，这是他正式接触文学的开始。书看得越多，他心里那个想法就越清晰：他要去写作。
1922年，在陈渠珍的支持下，二十岁的沈从文离开湘西，只身北上，来到北京。
他身上带的钱极少，在北京没有任何根基，投奔的地方也不过是一处四面透风的小房间。
1923年，他进入北京大学旁听，一边苦学，一边练习写作。
那段日子过得格外艰难，室内没有取暖的炭，冬天手指冻得拿不住笔，投出去的稿子被一家家退回，有的编辑甚至连信封都懒得拆开。
他一边写，一边等，等那个肯用他稿子的编辑出现。
那年，郁达夫听说有个从湖南来的穷小子在学写文章，专程去探望了他。
来了一看，见他穿着破棉袄坐在桌边，手指冻紫了，桌上摊着写了一半的稿纸，窗缝里透进来的风把纸角吹得不停地翻。
郁达夫没说什么，临走时掏出兜里仅有的几块钱留下，就走了。
沈从文后来回忆，那时候的几块钱，够他吃好几天的饭。
文字这条路，他就这样咬着牙走下去，一步一步地熬。
慢慢地，开始有编辑用他的稿，有读者记住他的名字，有报纸找他开专栏。进入1930年代，他已经是中国文坛上一个不可忽视的名字。
《边城》《长河》《湘行散记》《从文自传》，一部一部地写出来，一部一部地被人传阅。外国汉学家金介甫在研究著作里称他为"仅次于鲁迅"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
有研究者预言，他将是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
这一切，是1902年那个逃课的凤凰少年，绝对没有想到过的。
他的文字里有一股独特的气息，不是书斋里养出来的，是山野里磨出来的。
他写湘西的水，写渡口边的翠翠，写码头上卖力气的船夫，写那些名字都没留下来却活得极认真的小人物。
他写的不是什么宏大的历史，是人在尘世里头那一点点发光的地方。
也正是因为这股气息，他后来写出的情书，才会叫那个姓张的女子，在心里打起了鼓。
那是1929年的事了。
沈从文二十七岁，刚刚经胡适聘请，到上海中国公学任教。
课堂上坐着的学生里，有一个叫张兆和的女孩，十八岁，是苏州张家的三小姐，皮肤微黑，眉目清秀，在学校夺过女子全能第一名，追求者多到需要编号排队。
她不知道，那个站在讲台上、说话带着湘西口音的老师，已经注意到她了。
此后发生的事，成了中国现代文坛上流传最广的一段故事。
那个时代的凤凰县城，与外部世界之间，隔着数重大山。
沈从文幼年时，凤凰县城里有军队，有商人，有做各种营生的手艺人，也有聚集在码头附近靠打零工度日的苦力。
沈从文家的条件不算差，祖父曾做过官，到了他父亲这一代，家道有所中落，但比起那些连饭都吃不饱的人家，还算过得下去。
他父亲沈宗嗣是个性格多变的人，有时宽容，有时严厉，在家里的时日并不固定，沈从文小时候更多是在母亲的照管下长大。
他母亲黄素英是个极能干的女人，手脚麻利，对孩子的管教也有自己的一套，只是沈从文实在管不住，逃课的次数多到老师都懒得追究了。
凤凰县城周边的山水，给了沈从文一双特别的眼睛。
他在山里跑，看见过苗族的节庆，看见过赶集时候满街道的热闹，看见过河里撑船的老人，看见过在吊脚楼上绣花的女子。
这些都成了他后来文字里反复出现的素材。
《边城》里的翠翠守着渡口等人，《湘行散记》里的船夫在湍流里撑竿，都有着他早年见过的那些人的影子。
军队里的岁月，是另一重磨砺。
他十四岁就跟着队伍跑，走过许多地方，经历过不少危险，也在那段日子里把人的凶险与善良都看了个透。
他后来说，军队里的生活，让他对人性有了更真实的认识，不是书本上写的那种，是用眼睛看出来、用身体感受出来的。
1922年他离开湘西去北京，随身带的东西不多，但心里带着整个湘西的山水。
北京对他来说，是一座陌生的、冷漠的大城市。
他没有背景，没有学历，没有人脉，说话还带着浓重的湘西口音，走在街上，和那些穿长衫、谈吐文雅的知识分子一比，格格不入。
可他有一样东西，别人有的不多：那是一种极强的、近乎固执的、对文字的痴迷。
他写，改，再写，再改。被退稿了，换一家再投。被笑话了，低头继续写。冬天冷得厉害，他把自己裹在破棉被里，把一支笔在手心里焐热了，再接着写。
这种劲头，后来他用在写情书上，也一样没有变过。
那是1929年以后的事了，此处暂且按下不表，先说说他这段漫长的蛰伏期里，还发生了哪些事。
他在北京旁听了大学的课，虽然没有学籍，但跟着听下来，收获不小。
他广泛阅读，中文的、外文的、古典的、现代的，凡是能借到手的书，他都看。
他的阅读没有什么系统，就是见什么看什么，像一块干透了的海绵，见了水就往里吸。
与此同时，他继续投稿，继续被退，继续再投。直到有一天，有编辑用了他的文章，给了他稿费，第一次让他感到，写作这条路，他走对了。
1924年，郁达夫公开撰文，提到了沈从文，把他的处境和才华都写了出来，替这个无名之辈说了话。
这篇文章给沈从文带来了一些关注，也让更多编辑知道了有他这么个人。
此后几年，沈从文的稿子越来越多地被用，收入也渐渐稳定起来。
1928年前后，他已经在文坛上有了一定的名气，与徐志摩、胡适等人均有来往，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比较活跃的阶段。
1928年，他开始在上海、武汉等地的高校任教，把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带进课堂，培养了一批后来在文坛上颇有成就的学生，汪曾祺便是其中之一。
正是在这段时期，他认识了张兆和。
此后的故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最深的一个印记。
湘西的水是绿的，流过石头的时候会发出一种特别的声音，沈从文在那河边长大，后来无论走到哪里，心里始终带着那条河的声音。
他后来说，他写的所有故事，骨子里都是那条河流过去的。
1929年，沈从文经胡适聘请，到上海中国公学任教，在那里认识了学生张兆和。
张兆和是安徽合肥张家的三小姐，出身名门望族，祖上张树声曾任江苏巡抚、两广总督，父亲张吉友是苏州富商，家中四姐妹个个受过良好教育，在当时的社会上颇有名气。
张兆和在中国公学念书时，夺得过女子全能第一名，追求者众多，张家姐妹私下把那些追求者编了号，依次称为"青蛙1号""青蛙2号"，沈从文在她们眼里，排到了"癞蛤蟆13号"。
沈从文开始给张兆和写信。
第一封信，只有短短一句话，直接说他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了她。
张兆和没有回。
第二封，第三封，写了又写，张兆和仍旧不回。沈从文不气馁，接着写，半年时间里，写了上百封。
信里有时说自己有多卑微，有时说他愿意做她脚边的一只小草，有时把自己走过的山水、看过的云、喝过的酒都写进去，说这一切，都比不上她一个人重要。
张兆和把那些信攒着，不回，也不退，静静地摞在那里。
后来学校里开始有风言风语传出来，说沈从文因为追不到张兆和要去自杀。
张兆和受不住这种压力，抱着一摞情书去找校长胡适，想让他出面制止这件事。
胡适把那些信看了，抬起头对张兆和说：他非常顽固地爱你。
张兆和立刻回答：我很顽固地不爱他。
胡适说：这不一定。
这场追求没有就此停止。
1930年，胡适离任，沈从文转去青岛大学任教，离张兆和远了，情书却寄出得更频繁。
他在信里把自己的孤独、思念、对文学的理解、对人生的困惑，全都倒给她一个人看。
那些文字，情感真挚，语言生动，很难想象是一个人在被拒绝了无数次之后依然写得出来的。
1932年夏，张兆和从中国公学大学部外语系毕业，回到苏州家中。
沈从文专程从青岛赶来，登门拜访，提了亲。张兆和的二姐张允和在其中出力周旋，一周后，张兆和接受了他。
据张允和回忆，张兆和给沈从文发了电报，说：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四年的等待，就这样有了一个答复。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宣布结婚。
婚礼没有任何仪式，没有主婚人，没有证婚人，婚房四壁空空，连一件像样的新婚陈设都没有，两张床上各罩着一块锦缎百子图罩单，是朋友梁思成、林徽因送来的。
婚礼当天穿的礼服，是大姐张元和在上海特意缝制赶来的。
沈从文那时刚满三十一岁，张兆和二十三岁。
婚后，两人暂居北平西城达子营的一处小院。
沈从文在给大哥沈云麓的信里，满纸都是喜悦：说兆和端庄秀雅，恰如其人；说她的字写得比他有希望；说母亲若见了这个媳妇，必定欢喜。那种藏不住的高兴，隔着纸张都能感受到。
婚后不久，因沈从文母亲病危，他独自回凤凰探望，在来来往往的船舱里，他继续给张兆和写信。
这批信后来汇集出版，就是《湘行书简》。
信里他叫她"三三"，她回信叫他"二哥"，两个人的语气都比求爱时期松弛了许多，像真正的夫妻了。
《边城》写于1933年秋至1934年初春，是沈从文婚后创作高峰期的产物。
小说里那个皮肤"黑而俏"的翠翠，取了张兆和的肤色特点与素朴的性情。
这部作品后来成了沈从文文学生涯里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重要篇章之一。
那几年，是沈从文文学创作上最旺盛的时期，也是两个人婚姻里相对平静的岁月。
然而，日子往深处走，两个人性格上的差距，渐渐显现出来了。
沈从文是个情感极其敏锐的人，凡事都往深处感受，对细节极其在意，对情感的流动尤其敏感。他爱写信，爱把心里的波澜变成文字说出来，需要有人接收他这些东西。
张兆和则是个务实的人，婚后一改千金小姐的生活方式，学着操持家务，照料孩子，把一家人的日子安排得有条有理，是那种稳稳当当过日子的性格，不太习惯被情绪淹没，也不太擅长去接收别人的情绪涌动。
两种性格，放在婚姻里，磨合起来并不容易。
1935年前后，沈从文结识了高青子。
高青子仰慕沈从文的文学才华，再度相见时，特意仿照沈从文小说《第四》里女主角的装束，穿了一件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
沈从文因此对她产生了感情上的牵绊，两人有过一段时间的暧昧往来。
1936年春节后，沈从文写信向张兆和坦白了这件事。张兆和震惊之下，当即回了苏州娘家。
这道裂缝，此后很长时间都没有真正愈合。
但两人没有就此分开。
沈从文深知自己有亏，与高青子的关系最终无疾而终。生活的重担压着，战乱的年代里，两个人带着孩子辗转各处，各自撑着，继续在同一屋檐下过下去。
1946年后，据百度百科记载，因政治见解分歧等原因，沈从文与张兆和感情再次出现危机，一度分居。
这段婚姻，从追求时的炽烈，到婚后的磨合，到裂缝，到分居，走过了一段相当曲折的路。而更大的风浪，还在后面。
那个时代，上海、北京的文坛，是个热闹的地方。
各种文学流派的人聚在一起，谈文章，谈主义，谈时代，谈中国文学的出路。沈从文在这个圈子里，一直是个有些特别的人。
他不属于任何一个派别，不肯用文学去做直接的政治宣传，坚持认为文学应该写人性，写人在生命里头真实的感受，而不是服从于某种时代的口号。
这个立场，在1930至1940年代，让他不断与左翼文学界产生摩擦，也让他在文坛上的处境越来越尴尬。
他在1942年写过一篇文章，专门阐述自己对文学的看法，说好的文学，应该有一种超越时代的东西在里面，不能只是一时的政治宣传。
这篇文章，被左翼批评者视为立场有问题的证据。
争议一直延续，到了1948年，真正的风暴降临了。
四十年代后期，沈从文的处境日益艰难，文学创作陷入困境，外部的批评压力一波接一波，他在给友人的信里，已经流露出了深重的疲惫与迷失。
那是一种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疲惫，是一个人的精神内核在被长期消耗之后，开始出现松动的征兆。
只是他自己当时还没有意识到，那松动很快就会变成垮塌。
1948年，是沈从文生命里的一道分水岭。
这一年，左翼文化界对他发起了公开的猛烈批判。
1949年1月，北京大学校园里出现了大字报，《斥反动文艺》的全文被抄出张贴，教学楼上同时挂出专门点名批他的大幅标语。
他在文坛上积累了二十多年的一切，在这些批判里，被定性为"反动"。
这对他的冲击，是毁灭性的。
沈从文不是一个有坚硬政治神经的人，他是一个极其敏感的写作者，他的精神世界是建立在对人性与美的信仰之上的。
他写了二十多年，写的全是他认为值得写下来的东西，他相信那些文字是有价值的，是对这个世界有益的。
当这一切被公开否定，被扣上"反动"的帽子，他内心的支柱，应声而倒。
1949年1月中旬，他开始精神失常。他站在窗前望着胡同里来往的人，会紧张地说有人来抓他了。
他给表侄黄永玉写信，说自己准备含笑上绞架。
他在日记里写：过去对文学的一切信心，全崩溃了，搁笔是必然的，必须的。
梁思成、林徽因得知他的状况，托人把他接到清华园，希望让他在朋友们的陪伴下安稳过年。
他去了，起初表面上看起来稳了一些，但好友们不知道，这表面的稳，遮不住里面的混乱。
清华园里那片乐观的气氛，反而让他愈发感到自己格格不入，感到自己连累了妻子，打乱了所有人的生活。
他读着张兆和从北京寄来的家书，在信纸上颤抖着写下批语，说自己找不到自己了，不知道自己应该放在哪里，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1949年2月，他从清华园回到北京，精神状况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糟。
他时而清醒，时而恍惚，恍惚的时候会把来访的人认成侦探，会在屋里乱走，嘴里反复念叨着什么。
1949年3月28日上午，他把自己锁在屋里，用剃须刀割破颈部和手腕的血管，又喝下了煤油。
张兆和的堂弟张中和恰好来访，发现异常，破窗而入，发现他昏迷在地，伤口尚浅，抢救及时，脱离了危险。
醒来之后，他神志仍旧不清，以为自己被关进了监狱，见到赶来的张兆和，反复说要回家，说有人要迫害他。
无奈之下，张兆和将他转入精神病防治院接受治疗。
那一年，沈从文四十七岁。
精神病院里的日子，他在日记里记录过一些：他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在那里，他感到混乱，感到失去了方向，感到过去二十多年的一切写作，此刻看来全都没有意义，只剩下一片虚空。
他在那里待到1949年7月，病情逐渐稳定，才得以出院。
而在他住院期间，张兆和做了一个决定——她进入华北大学二部就读，继续自己的学业与生活。
关于这段时间张兆和有没有去医院探望过沈从文，有关史料记录并不明确。
但有一点是清晰的：沈从文在病院里的那段时间，留下的文字里，充满了孤独与迷失，没有任何关于被妻子陪伴的记录。
1949年8月，沈从文的人事关系由北京大学正式转入历史博物馆。
作为文学创作者的沈从文，就此停止了。他再也没有写过小说和散文。
那一年，他把笔搁下，转身走向了另一条路。这条路，他走了整整三十年。
那场批判对沈从文的打击，从他此后留下的文字里，可以看得出来。
他1951年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检讨文章《我的学习》里，用了这样一句话来描述1949年的自己：北京城是和平解放的，对历史对新中国都极重要，我却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战争里病倒下来了。
他用了"思想战争"这四个字，这是当时流行的说法，但也恰恰说明了他自己当时的状态：那不是一场外部强加给他的战争，而是他在自己内心深处打的一场仗，把自己打垮了。
一个人把自己打垮，这需要某种特殊的敏感，也需要某种特殊的脆弱。沈从文两样都有。
搁笔之后，他钻进了另一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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