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0月，上海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发生驱长风潮，程永言等学生决定改组学校，从陈独秀、章太炎、于右任三人中选择一人担任校长。经多方劝驾，于右任决定担任校长，并建议学校改名上海大学。尽管于右任出任上海大学校长，但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学校的实际工作多由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主持，如邓中夏、瞿秋白、恽代英等。他们将这所营利化的“学店”改造成一所具有抗争色彩的红色学府，成为名噪一时的革命大学。
上海大学建校之际，正值孙中山受陈炯明逼迫下野暂居上海之时。于右任担任上海大学校长，理论上孙中山应该知道此事，但并无实际参与。对上海大学而言，当然迫切希望得到孙中山的支持。1923年8月，于右任亲自主持上海大学第一次评议会，决定组成校董会，拟邀请孙中山为名誉校董，蔡元培、马君武、汪精卫、李石曾、章太炎、张继、张静江等20余人为校董。不过，上海大学的所谓校董会仅是一种计划和设想，似乎并未真正成立，更未对上海大学的发展起到实际作用。
其后孙中山与上海大学也曾发生过联系，但大多属于被动。1924年3月，上海大学学生安剑平致函孙中山，请他为学生刊物《孤星》题名，孙中山应允题名并致函安剑平予以鼓励。孙中山这一举动向来被视为对上海大学的关怀。不过，孙中山在1923年1月也曾为南洋大学学生主办的《南洋周刊》题写刊名，可见他为上海大学学生刊物题词并非特殊照顾。1924年10月，安徽逃亡学生党员皮言智等致函孙中山，称其在安徽抗议曹锟贿选遭到通缉，流离失所，希望插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二年级读书。孙中山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处理此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和上海大学，希望调查情况，酌量办理。
1924年10月10日，上海天后宫发生著名的黄仁事件，亲共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生黄仁被国民党右派党员童理章、喻育之等围殴致死，上海大学的右派教师何世桢、陈德征、周颂西等都在场却未加阻拦。其后，诸多上海大学左派师生致电孙中山，要求惩办祸首，并控告何世桢等。孙中山了解此事后，要求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详细报告此事，并令吴稚晖、戴季陶两人查明事实。不过，此事最终不了了之，无人因此受到惩处。
1924年11月17日，孙中山应段祺瑞邀请前往北京共商国是，途经上海时受到上海各大学学生的热烈欢迎，上海大学学生并未引起孙中山的特别重视或特殊接见。11月20日，南方大学、上海法政大学、上海大学、复旦大学、东吴大学等校的国民党教员集体拜见孙中山，孙中山对上海大学的教员并无特殊注意，反倒是对该校的何世桢要求“清共”的建议给予严厉批评。11月22日，孙中山离开上海，直至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去世，其间均未见其对上海大学有所关注。
老上海大学“校门”
上海大学由国民党人于右任担任校长，为何孙中山对待上海大学的态度却不够热情？主要原因是孙中山在上海期间，主要关注点在军事问题上，他认为武装斗争才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关键，至于教育问题则放在从属地位。其后，孙中山开始重视教育问题，但由于精力所限，主要关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及其后继者广东大学。1923年11月27日，孙中山任命邹鲁为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他对邹鲁说：“你办教育，素来是很有经验的。历来汝对我说话常注意到青年，而且谈到教育问题见解亦很对，现在广东的教育不但濒于破产，而且未能接受本党主义，还是你出来担任改进罢。”1924年，孙中山命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广东法科大学、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合并组建国立广东大学，任命邹鲁为校长。孙中山指定广东全省田土业佃保证局所有收入为该校经费，保证高等教育经费的独立。其后，为保障广东大学经费，孙中山多次发布命令，要求专款专用，其他方面不得占用。与此同时，孙中山将广东大学礼堂定为演讲三民主义的场所，定期亲临发表演讲，要求国民党员干部旁听。在演讲之余，孙中山还不忘视察该校校务，与校长邹鲁谈话。邹鲁还提到，在北伐的前一天，孙中山集合黄埔军校及广东大学学生训话，开口即云“文学生武学生”，可见对这两校的重视。显然，此时的孙中山致力于将广东大学打造为一所与黄埔军校相对应、为国民党和中国的革命事业培养政治建设人才的摇篮。由于有广东大学存在，自然无力顾及不在其统治区域的上海大学。
另外，孙中山虽然曾一度支持五四运动，但当时他对学生运动的看法已经发生变化，对学生运动的效果并不信任。在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孙中山也越来越希望大学能够培养胜任未来治国理政工作的官僚式干部，而非学生运动领袖。孙中山喜欢广东大学，主要也是因为广东大学制度完善、管理正规、学风优良、秩序井然，学生也不激进。当时有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攻击广东大学为“反革命的大本营”，又说“广东大学不革命”。对此，邹鲁反驳道：“第一责备广大不能培养革命人才。大学要培植甚么人才？我今以革命党资格来说，确为要养成建设的革命人才。如若不然，那么只要办‘宣传所’便够了，何必要设这许多学科的大学呢？若说：‘不能充满紧张革命之空气’，我敢断言，‘广东大学确没有充满紧张共产主义的革命之空气；但中山主义的革命之空气，确是充满紧张了’。”显然，孙中山似乎颇为欣赏邹鲁的观点，认为大学应该为未来的政治建设服务，以培养党政干部为目标，并不欣赏致力于培养激进革命青年的上海大学。
尽管孙中山与上海大学的关系比较疏离，但上海大学师生在孙中山逝世后却非常强调上海大学是孙中山亲切关怀的产物，是为国民党培养国民革命人才的嫡系学府。孙中山逝世后，上海大学和上海其他各大学一样，举办了隆重的追悼活动，师生发表了大量文章纪念孙中山，并成立了中山主义研究会，创办《中山主义》周刊。上海大学学生还认为该校是践行孙中山思想与主义的“正统”学校，与孙中山关系最为密切，向学校当局倡议将上海大学改名为中山大学，以表示对孙中山的永久纪念。1925年3月，上海大学学生陶同杰等向校方提议称：“在国内大学中，以吾校与中山先生关系最深，故昨日本校全体同学大会决议，拟向本校教务行政会议建议改上海大学为中山大学。”1925年4月2日，上海大学学生会上书在广东代理大元帅职务的胡汉民，希望促成将该校改名为中山大学，以纪念孙中山，同时该校计划增加政治、教育、经济三系，以孙中山学说为研究对象，设立三民主义讲座，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派员主讲，作为全校必修科目，使该校“成为国内唯一宣扬孙公精神与主义之学府”。其后，胡汉民将议案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答复上海大学称，经七十五次会议商定，表示同意改名，但要求有切实改革计划之后再实行。此时校长于右任、代理校长邵力子等均不在校，上海大学主持乏人，很难真正有实际的改革计划。所谓更名事宜，也无从谈起。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正式改广东大学为中山大学，由广东财政厅每月从国税下拨款12万元。中山大学成为继承孙中山教育法统的“正统”学校，上海大学寻求“正统”的愿望就此破灭。
1927年5月，在国民党的“清党”浪潮中，由于上海大学校内的中共势力过于强大，学校被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查封。与此相应，上海大学毕业生的学籍不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承认。上海大学的国民党校友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积极为“恢复”上海大学的名誉和地位奔走呼吁。1936年3月，上海大学学生代表马文彦、程永言等致函于右任，要求于右任呈请国民党中央承认上海大学学生学籍，与国立大学同等待遇。该函称：“窃上大在民国十一年创办之初曾请命于总理组织校董会，推请先生出任校长，叶楚伧先生为教务长，廖、胡、汪、孙、戴、张、邵诸公为讲授……夫上大之为本党党校，无论从其组织历史、主持人物、经费来源诸大端言之，实均与黄埔军官学校、中央政治学校同其性质。……上大之创办既曾请命于总理，总理且亲任该校之董事长，本党先进诸公多曾担任校董、讲授，即先生之出任校长亦为总理所任命。……我上大实为党立与国立学府，乃迄今竟不能享有普通大学之待遇，生等默念前途，几无以自效于党国，且无以对总理及诸先进创办上大之初衷。”这些校友声称上海大学经孙中山批准创办，孙中山在创办之初亲任董事长并任命于右任为校长，显然与事实不符，在时间顺序上也有问题。显然，这些校友为获得学籍承认，在时过境迁之后，试图塑造上海大学的“正统”地位。由于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大力支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意追认上海大学学生学籍，待遇与国立大学等同。
全面抗战爆发后，学籍追认工作才正式开始。国民政府教育部认为，上海大学停办已久，教育部对上海大学的办学历史茫然无知，关于学籍无案可查，要求于右任和上海大学校友方面提交一些背景资料，于右任等为了追认学籍工作顺利进行，专门编制了一份《上海大学概况》正式提交教育部。《上海大学概况》是一份为追求“正统”而制造的校史资料，存在大量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记录。在“本校之缘起”中甚至进一步将上海大学视为孙中山和国民党主动谋划的产物，并将学校的命名者说成是孙中山：“孙总理于民国十一年在广州蒙难后即留驻沪上，与本党先进于右任先生等筹议欲于东南创办唯一革命之最高学府，为革命立基础，为本党创新生命，其时适上海闸北青岛路有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发生逐长风潮，结讼三月始告平息，该校学生乃请命于总理暨于右任、柏烈武、叶楚伧、邵力子诸先生改组该校，总理除对学生代表奖勉有加外，并任命于先生为校长，将该校易名为上海大学。”关于校董会的情况，材料称：“于校长到校复对于校内一切锐意整顿，日夕在校筹划进行并组织校董会，请总理为董事长。”关于上海大学被国民党封闭，这份材料解释为一种误会：“我军到沪未久，适本党‘清党’令下，五月四日我校即被驻军搜查，混乱之中，经纬未分，全体员生被迫离校……七百余同学因而星散。”至于上海大学停办，导致“总理暨于校长与本党诸先进惨淡经营之东南革命最高学府遂不得不限于停顿之中矣”。这类精心修改的表述留在国民党的档案之中，日后有校史专家根据这些表述得出了类似“吾校与总理关系最深”的结论，显然是未能对这些史料的生产过程进行仔细甄别。
本文摘自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副教授韩戍所著的《纵横一代中》，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原题为《“吾校与总理关系最深”？——孙中山与老上海大学》。
《纵横一代中》，韩戍/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6年3月版
来源：韩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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