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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官员离任，审计的是经济账、民生账。而几百年前的古代官员，离任时还要算一笔“生态账”。
在四川盆地北部边缘，剑门蜀道的崇山峻岭之间，绵延着一条三百余里的绿色长廊。清代康熙三年（1664），剑州知州乔钵曾在此留下诗篇：
剑门路，崎岖凹凸石头中。
两行古柏植何人？三百里程十万树。
翠云廊，苍烟护，
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自此，“翠云廊”之名流芳百世。
而在这“三百里程十万树”的背后，隐藏着一套严格的古代治理制度。古代剑州官员离任交接时不仅要核对粮仓、银库，还要如数清点交接古柏数量。砍一棵树，乌纱帽可能不保；护好一片林，能换来仕途晋升。这种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转化为考核指标的做法值得今人借鉴。
行道树的制度始于先秦。《国语》曰：“列树以表道。”即以行道树标识里程、护路防洪。秦始皇所创的驰道与配套的行道植树，为后世在道路两侧植树成行留下先例，这一传统在后来诸朝被不断沿用与扩展。
翠云廊的沿路古柏可能就始于这一时期。晋代文学家左思曾专门描写过蜀道松柏的繁茂景象：“楩柟幽蔼于谷底，松柏蓊郁于山峰。擢修干，竦长条。”唐代诗人李商隐在取道金牛道入蜀时，也被这绵延的古柏深深震撼，写下《剑州》一诗：
长廊郁翠柏，斜阳照五津。
景阳仍风雨，苍茫古栈云。
李商隐诗中的“长廊”，正是被古柏环绕的剑门蜀道。到了清乾隆年间，诗人张邦伸在《剑州路柏》中再次感叹：
剑州路旁多古柏，霜皮黛色高参天。
白日沉沉不到地，秋风飒飒生寒烟。
真正奠定今日翠云廊宏伟规模的，是明代正德年间剑州知州李璧的大规模整治。正德十三年（1518），广西人李璧出任剑州（今剑阁县）知州。当时的剑州百业待兴，驿道因年久失修损毁严重。为了改善交通，李璧启动了对南至阆中、西至梓潼、北至昭化的三百余里官道的全面修缮。
除了修路，为防止山洪冲刷道路，李璧沿途大规模补植柏树。据清代同治《剑州志》记载：“明正德时知州李璧以石砌路，植柏数十万株。古柏数万株，璧所植。至今官民相禁剪伐，以志甘棠之爱。”这批柏树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李公柏”。清代李调元行经此地时，曾作诗称赞：“惟有两行李公柏，葱葱翠色扑征裳。”
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中，人们在剑阁县茶园沟村五马台的一处深山石壁上，意外发现了一方明代石刻，这正是李璧当年留下的五言绝句题诗。诗中写道：“步转群峰上，云封五马台。帝臣求□□（缺字），路仗鬼神开。”这首诗记录了他带领民众在险绝的山林中开路伐木、修缮蜀道的艰难历程，印证了李璧济民开路的履职期许。
历经两千余年的风霜，这些古树在蜀道上留下了千姿百态的时光标本。漫步其间，犹如翻阅一部立体的史册。
有一株被称为“剑阁柏”的奇树，树龄已达2300多年。它远看似松、近看是柏，果实外形似松果呈椭圆形，表面裂纹又如柏果。1978年，经四川省林科所鉴定，这株同时具备松柏双重特征的古树，是已知154种柏树之外的一个新品种，全球仅存一株。
有一株需五六个人方能合围的巨木，1963年，朱德委员长视察翠云廊时，见此树硕大无比，随行人员用四川话感叹“这树真帅大”（当地方言将“硕大”读作“帅大”），朱德听后幽默地说：“帅大的树，就是很大的树，就是树中元帅。”这棵柏树由此得名“帅大柏”。
还有一棵名为“阿斗柏”的残树，树干呈不规则的Y状侧伸，一半残缺，一半争荣。相传蜀汉后主刘禅（乳名阿斗）曾在此避雨，当地百姓希望他能重振蜀汉，便在树下设祭台祈福。不料之后传来刘禅降魏“乐不思蜀”的消息，百姓们愤而毁台伤树。虽历经劫波，阿斗柏仍屹立不倒，默默见证着历史的沧桑。
此外，还有两株相向而生、犹如两人促膝长谈的古柏，后人联想到刘备与诸葛亮谋划天下的场景，将其命名为“隆中对柏”。
这些带着浓厚历史印记的古树，让每一位踏上青石板路的过客，都能在苍翠欲滴的活化石中，感受到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脉搏与守护自然的智慧。
在历史长河中，历代王朝将保护行道树的道德呼吁，逐步转化为刚性的制度要求。据《唐会要》记载，唐代宗大历八年（773）七月，朝廷专门下达了保护官道树木的敕令：“诸道官路，不得令有耕种及斫伐树木，其有官处，勾当填补。”这意味着地方官员不仅不能砍伐树木，还要负责把缺失的树木补种上。到了宋代，《宋会要辑稿》记载，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颁布了更为严厉的刑罚：“诸系官山林，辄采伐者，杖八十。”
明代李璧在种下十万株柏树的同时，也在全境下达了“官民相禁剪伐”的政令。当时的国家律法也对此给予了严厉的惩罚——违者举家发云南金齿（今云南保山）充军。为了保护一棵树，不惜将违令者全家流放边陲充军，这种严苛的律法起到了极大震慑作用，斩断了当时民间和地方豪强觊觎木材的念头。
清代则进一步推行了挂牌编号、建立官籍的制度。据《剑州志》记载，驿道每棵古柏都被编号挂牌，翠云廊一带不仅栽植不断，线路延伸，还涌现了曾逢吉、陆锡祺、范涞清等知名的“植树县令”。乾隆年间，梓潼县令潘悖及子孙更是先后两次在古道旁栽植柏树两万四千余株。
不过，再严格的律法也需要日常的行政监督。在古代“皇权不下县”的治理格局中，如何保证这些树木不因官员的频繁调动而遭到忽视或破坏？剑阁极具特色的“交树交印”制度诞生了。
北宋时期，知县窦充就曾提出，将士兵在官道两旁栽种林木的数目记录在官员考核册上，并“理为劳绩”（视为政绩）。宋仁宗对此作出指示，命秦、蜀两地根据情况予以实施。明代正德年间起，剑阁的新旧两任官员交接时，必须相互清点行道树，逐段逐棵地交付树木的数量与生长状况。植树护路的情况被明确作为一项政绩来考核，成为升迁的重要标准之一：长势良好可获升迁，数量短缺或有损毁则会受罚。这种清点账目极为细致，不仅要看存活的总数，还要核对枯死树木的去向，绝不允许出现一笔糊涂账。
清代光绪末年，当地财主贾义仗着家大业大，偷偷砍伐了一株古柏树。官府发现后，深知此事若不严办，不仅自己离任时无法“平账”，还会引来降级问罪的风险，于是立刻派差役将其捉拿入狱，并重罚白银五百两，贾义最终在狱中羞愤交加而死。这件事从侧面彰显了地方官在严密的制度压力下，对护树职责表现出的绝对捍卫态度。
“交树交印”制度通过强制的离任审计，打破了官员因任期短暂而产生的短视心理。一任地方官在任不过数年，但古柏的生命长达千载，通过将每一棵树的存续定格为交接账目，让每一任地方官员对树木负起了责任。
因此，翠云廊古柏的常青，生动地折射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对于“显绩”与“潜绩”的平衡智慧。
《尚书·舜典》中记载了中国古代早期的官员考核思想：“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即每三年考核一次官员的政绩，经过三次考核来决定升降赏罚。在古代州县治理中，这种考核往往催生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绩追求。
一种是“显绩”，通常指那些见效快、易感知的工作成效。往往表现为短期内户口与税赋的增加、府衙楼阁的落成。追求显绩契合了官员在有限任期内谋求升迁的心理，但若过度追求，就容易急功近利。
另一种则是“潜绩”，如修路铺桥、涵养生态、教化民风。做潜绩不显山、不露水，周期长、见效慢。上任时种下一棵柏树，到其离任时不过只有一株纤弱的树苗，它庇护商旅、稳固路基的巨大效益，要在数百年后才能显现。潜绩往往意味着放弃眼前的政治资本，需要主政者具备一种超越个人名利，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耐心。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在中国的治理历史上，真正被铭记的往往是那些创造了潜绩的实干家。越是长久基业，越离不开甘坐冷板凳的默默付出，也越呼唤一批接一批的栽树人、拓荒人前赴后继。
“交树交印”制度的精妙之处在于，它通过一套严密的行政考核逻辑，成功地将不可见的潜绩，转化为决定官员命运的显绩。官员无需等待柏树长成参天大树来证明能力，只要在交接时做到一棵不少、长势良好，就是当期实打实的政绩。这不仅仅是管理手段的创新，也是古人对“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一朴素可持续发展观的制度实践。
这种源自古代的治理智慧并未随岁月流逝而湮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剑阁县沿袭古制接力保护，继承和发扬了官员离任交接的历史惯例，将古柏数量及生长状况作为县乡党政主要负责人离任交接重要内容和自然资源责任审计范围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当地已完成两次县长离任交接和20余次乡镇长离任交接。
2023年7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翠云廊考察，沿古道步行察看千年古柏长势，详细询问历史上植柏护柏情况。临行前，总书记嘱咐当地负责同志：“要把古树名木保护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
从明代的点树交印，到现代的一树一档、一树一人、一树一策。如今，每棵古柏都有了专属的二维码“身份证”，用手机一扫，其树龄、身高乃至历代典故一目了然。形式与技术在变，但那份对长远发展的执着追求却一脉相承。
阳光透过繁茂的枝叶洒在青石板上，翠云廊里挺拔的古柏，正是中国古代治理中追求潜绩的生动写照。它们用跨越千年的苍翠告诉世人：真正的政绩，绝不是昙花一现的表面繁荣，而是那些经得起时间检验、能够荫庇子孙的深厚根基。
编辑：周斌 詹茜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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