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团火苗在铁盆里窜起一米高的时候，空气中弥漫的不是祭祖时那种沉闷的香灰味，而是一种带着焦糊的、决绝的塑料和纸张燃烧的刺鼻气息。
我冲进院子时，二舅正把最后一张CT片子扔进火里。蓝色的胶片在高温下瞬间卷曲、发黑，发出“滋滋”的声响，像是在求饶，又像是在尖叫。旁边是一摞已经被烧成灰烬的化验单和那本写着“确诊：中央型肺癌（IV期）”的病历本。
“二舅，你疯了！”我大喊着要去抢火盆，却被他手中的拨火棍挡了回来。
他没看我，只是盯着那团火，脸上映着跳动的红光，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平静与狂热。他猛吸了一口那根自制的旱烟——这是医生严令禁止的，然后随着烟雾吐出一句硬邦邦的话：“别费劲了，我自己的命，我自己说了算。”
就在三天前，省城医院的专家给他的生命按下了倒计时键：如果不治疗，顶多半年；如果化疗放疗全上，也许能撑一年，但人得遭大罪。
全家人为了这事儿已经吵翻了天。大舅主张砸锅卖铁也要治，表哥联系了北京的专家，母亲则在一旁抹着眼泪煮中药。只有二舅，从医院回来后就一声不吭。他像是个局外人，冷眼看着这群人为他的生死博弈。直到今天，他用一把火，烧断了所有人的念想，也烧断了自己的退路。
火熄灭后，二舅拍了拍手上的灰，回屋推出那辆他改装了半年的旅行自行车。车架上焊了加固的钢条，后座挂着两个巨大的驮包，车把上绑着手电筒和码表。那辆车原本是他退休后的梦想，现在却成了他生命的最后载体。
“我要去西藏。”他说。
这句话像一颗炸雷，把刚刚平息的院子再次炸开了锅。母亲哭得差点晕过去，大舅指着他的鼻子骂他自私、骂他这是去送死。一个肺癌晚期的老头，肺功能连正常人的一半都不到，还要去挑战世界屋脊？这简直就是自杀。
二舅没辩解，他只是默默地收拾东西。几件换洗衣服，修车工具，一只便携氧气瓶，还有那一袋子止痛药。
“住在医院里，我是一堆烂肉，是一组数据，是你们的累赘。”二舅一边系紧驮包的绑带，一边低声说道，“但在路上，我是个人。我不怕死在路上，我就怕死在床上，身上插满管子，拉屎撒尿都要人伺候，最后像条干瘪的咸鱼一样被抬出去。”
临走那天清晨，雾很大。全家人都堵在门口不让他走，甚至锁了大门。二舅没说话，扛着连人带车一百多斤的装备，竟然翻过了矮墙。落地时他踉跄了一下，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腰都直不起来，那撕心裂肺的声音听得人心里发颤。
但他还是跨上了车。他在晨雾中回过头，那张平时木讷、满是皱纹的脸，此刻竟然带着一丝诡异的微笑。他对我们挥了挥手，没有说再见，脚下一蹬，车轮碾过碎石路，消失在茫茫白雾中。
那一天，我看着他的背影，突然觉得他不是去西藏，他是去赴一场与死神的约会，或者说，是一场决斗。
接下来的日子，对于留在家里的亲人来说，是一种凌迟般的煎熬。
起初的一周，二舅还会偶尔发个微信，报个地名。比如“到宝鸡了”、“进甘肃了”。他的字很少，多半是语音，背景里总是有呼呼的风声和沉重的喘息声。
母亲每天守着手机，听到微信提示音就哆嗦。她既盼着消息，又怕消息。她怕听到陌生的声音接起电话，告诉我们去哪里认领尸体。
到了第二周，二舅进入了秦岭深处，消息开始断断续续。有一次，他在电话里说：“爬坡太累了，肺像是要炸开一样，每蹬一圈都要停下来喘半天。”母亲哭着求他回来，说哪怕不治了，回家养着也行。
二舅在那头沉默了很久，笑着说：“姐，你知道吗？我这辈子就在那个小县城里转悠，连省都没出过几次。现在我看见秦岭的云了，真白啊，跟棉花糖似的。死在这儿，不亏。”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二舅其实一直活得很憋屈。他年轻时想当兵，体检没过；想去南方打工，为了照顾姥姥留了下来；想学木匠，被家里逼着进了厂。他的一生都在妥协，都在为别人活。这要命的癌症，反倒成了他挣脱枷锁的钥匙。
但是在第三周的时候，他却彻底失联了。
电话打不通，微信不回。最后一条消息停留在“准备翻越麦积山”。我们查了天气预报，那边在下暴雨，甚至有泥石流。
大舅急得嘴上起了燎泡，甚至要去报警寻人。家里弥漫着一种绝望的低气压，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说话，生怕触碰那个敏感的话题。我们都在心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也许他已经倒在了某个不知名的路边，被泥石流掩埋，或者在某个寒冷的夜晚，心脏停止了跳动。
那段时间，我经常做一个梦。梦见二舅骑着车，在云端上飞驰，他的肺不再疼痛，他的呼吸像风一样自由。醒来后，枕头总是湿的。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
村里开始有了闲言碎语。有人说二舅其实是怕拖累家里，找个地方自我了断了；有人说在国道上看见了像他的人，已经被车撞了。母亲整日以泪洗面，头发白了一大半。我也开始怀疑，是不是我们太残忍了，当初哪怕是绑，也应该把他绑在病床上。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