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20日，一架从北京飞往合肥的飞机上，坐着一位特殊的美国客人——南希·冈萨列斯，她是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常务董事、马里兰大学副校长、人类学教授。冈萨列斯此行是应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邀请，前往安徽省凤阳县——这个刚刚因“大包干”改革而闻名全国的地方。
这次访问的背后，有着一个关键人物的建议：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
万里对凤阳有着特殊的感情。改革开放前的凤阳非常贫困，老百姓经常成群结队扒火车外出讨饭。1978年11月24日深夜，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秘密签订了“生死状”，实行“包干到户”，这种做法在当时仍属“禁区”，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风险。1979年，奇迹发生了，小岗村粮食产量达到13.2万斤，相当于1966年至1970年这5年产量的总和；油料产量3.5万斤，是过去20年产量的总和。
小岗村的壮举并非孤例，在安徽省肥西县山南镇，农民们因遭受大旱陷入绝境，区委书记汤茂林偷偷推行“借地三分”，却被举报为“单干风”；小岗村也因为“包干到户”，被扣上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帽子。面对这些质疑，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表态说：“老百姓都要饿死了，还谈什么主义？如果滑向资本主义，我来拉回来！但如果能多打粮食，就是好猫！”
然而争议并未平息，1980年，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安徽的做法遭到多数参会人员的反对。在这样的背景下，万里想到了邀请国际学者访问凤阳，他认为让客观的第三方亲眼看看凤阳的变化，或许能为这场改革提供另一种视角的佐证。
冈萨列斯到凤阳后，被允许“可以到我县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家农户访问，路途上可以随时要求停车访问，随意串门交谈”。为了解多方面的情况，冈萨列斯在大庙公社、考城公社、城西乡公社和陈圩公社访问了好、中、差3种类型的6个生产队和10户社员家庭，还在一户社员家吃了一顿饭。
冈萨列斯途经皇陵公社时，找了正在地里劳动的社员，并请他们谈自家的变化、包产情况、变化原因以及“大包干”的来龙去脉等。令冈萨列斯印象深刻的是，“社员手中余粮多”，“家家户户粮囤堆得高高的，有些社员还把粮食堆藏在门外自家的场院上”。有个社员扒开盖草，抓出一把黄灿灿的小麦，冈萨列斯惊奇地问：“这么多粮食放在外边，不怕丢掉？”
这位社员毫不担心地说：“丢不了，家家都有，谁偷呢？”
在大庙公社粮食收购站，冈萨列斯发现排队卖粮的群众中有一个穿着新花衬衣的妇女，便上前去问她：“你来卖粮穿这么新，像走亲戚一样！”
那位妇女回答说：“我平时在家也这样穿！”
访问结束后，冈萨列斯感叹道：“我考察中国现在的农村是和过去的中国农村比较，不是把中国和美国比较。就现在中国的情况看，发展速度比美国快。这样干下去，依我看，不要20年，再过10年，你们凤阳会在全世界出名的。中国农业的潜力很大，可以成为一个农业出口国。”
1981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万里在会上向参会代表介绍了凤阳“大包干”的先进经验：“最近美国一位人文学家来中国，她到安徽凤阳去连看了5天，说在北京听不懂什么叫责任制，一看懂了，中国这样发展下去，会成为农业出口国家。她看到了中国农民极大的积极性，兴奋得不得了，这是外国人的反应。”
40多年后回望，这次访问的意义超越了当时的具体考察内容。它象征着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世界对话的尝试，预示着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体系。而凤阳那片土地上的变革，最终如万里所预言的那样，从一个小村庄传遍了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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