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而知新，凉州文人必读文章：顾随《“讬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讬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儒家|叶嘉莹|孔子|曾子|王国维|论语集注|顾随

顾随（1897年2月13日—1960年9月6日），本名顾宝随，字羡季，笔名苦水，别号驼庵，河北清河县人。他生于书香世家，曾任教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等校，是中国韵文与散文作家、理论批评家、美学鉴赏家、禅学家、书法家和文化研究学者。

顾随著有《稼轩词说》《东坡词说》《元明残剧八种》《揣龠录》《佛典翻译文学》等学术著作，留有《无病词》《味辛词》《荒原词》《苦水诗存》等旧体诗词集，并有诸多小说、杂剧、书法作品存世。后世学人为其整理出版《顾随文集》《顾随：诗文丛论》《顾随说禅》等书，并编订《顾随讲文心雕龙》《顾随讲古代文论》《顾随讲南北朝散文》《顾随讲诗经》等讲稿。

编者按语

何为君子？曾子说：“可以讬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才能与作为，君子需有匡世之才、济世之能，所以可以托孤寄命，这是向外的进取有为的一面。二是操守与德行，君子当有高洁之德、守正之义，所以能守大节死社稷，这是向内的修身自立的一面。

顾随为学生讲中国文学，以《论语》开篇，以《“君子”与“士”》为首讲，而后接以《文赋》《文选》与“文话”。他认为，文章需兼有“言中之物”与“物外之言”，此亦为生活的最高标准，故而，过重美观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或物外无言、趋于浅薄的白话皆失之偏狭。由此，作文、生活、立身，皆以得其中道为要，而其中关键在于“作者文心”。这也是顾随先生讲授文学课程，以士君子之道为开端的缘由——挺立“文心”、刚健弘毅。

顾随推重曾子，解读《论语》的开场，便讲曾子的“士不可以不弘毅”。后世谈儒家传统，常强调儒雅敦厚的道德品行，顾随则更以弘毅刚健为重。因此，他讲君子，更强调其向外的积极的一面，修身之德是为了能固守不失、身体力行，能担济世之重任、行度人之远道。因此，他看佛家，看到的是先知觉后知、自度度他；看道家，看到的是“无为”是为了“无不为”；看墨家，则是“墨门多勇士”“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回到儒家精神，便是“任重道远”“可以讬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这一点，之于治学作文，即为文以载道；之于做人立身，即为成“文化托命”之人。文以载道、文化托命，正是“文心”所在。

顾随先生以之为行动逻辑。他说：“一种学问，总要和人之生命、生活发生关系。凡讲学的若成为一种口号或一集团，则即变为一种偶像，失去其原有之意义与生命。”承继顾随衣钵的叶嘉莹，虽半生流离却始终携带听顾随讲课时的笔记。她说：“一般学术著作大多是知识性的、理论性的、纯客观的记叙，而先生的作品则大多是源于知识却超越于知识以上的一种心灵与智慧和修养的升华。”

本文是顾随讲授《论语》的第五讲，由叶嘉莹记录。今推此文，亦为致敬叶嘉莹“此心光明”的一生。

2024年11月24日，叶嘉莹教授在天津逝世，享年100岁。叶嘉莹对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情有独钟，曾发表系列研究著述。王国维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恰似叶嘉莹人生写照。她一生忧患不断却成就斐然，晚年散尽家财以弘扬中国古典文学和诗教传统。她以诗词名世，一生读诗、治诗、教诗；不仅“活成了人们心中的诗”，更始终以诗心悯人、以诗词度人，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穿裙子的士”。

本文选自《中国古典文心》（顾随讲、叶嘉莹笔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

“讬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

文｜顾随

以曾子之小心谨慎，他所说“君子”如何？

曾子在孔子门下是能继承道统的，只是小心谨慎不成。低处着手，是为高处着眼做准备，如登楼，为了要上最高层，不能不从一、二级开始。我们既没有天才那么长腿，又不甘心在底下待着，非一步步向上走不可。

“士不可以不弘毅……”，高处着眼。眼光多远，多精神，多高！再想到他的“吾日三省吾身”，那是小学，这是研究院了。从初小一年级到研究院相差甚远，然也是一级级升上来的。再举一段更具体一点：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论语·泰伯》）

先不用说这点道理、这点精神，这点文章就这么好，陆机《文赋》所谓“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文章真好。一般说不完全，说不透彻，是没懂明白。“君子人与”一句，可不要，但非要不可。此所以为曾子，任重道远，不只是小心谨慎。三代而后，谁能这样？仅一诸葛亮。

颜渊从《论语》一书中看不出什么来，纵不敢说幽灵，也是仙灵。看不清楚。佛家偈颂曰：

海中三神山，缥缈在天际。舟欲近之，风辄引之去。

（《揞黑豆集》卷首《拈颂佛祖机用言句》）

写得很美，神话中美的幻想。此为美的象征，象征高的理想。颜渊亦孔门一最高理想而已。至于有点痕迹可寻的，还是曾子。

曾子有点基本功夫，“吾日三省吾身”；然而他有他远大眼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真是读之可以增意气，开胸臆。

青年最怕意气颓唐，胸襟窄小。而增意气不是嚣张，开胸襟而非狂妄。增意气是使人不萎靡，青年人该蓬蓬勃勃；开胸襟是使人不狭隘，如此便能容、能进。曾子这几句真叫人增意气，开胸臆。

三省吾身，任重道远，合起来是苦行。然与禅宗佛门不同，他们是为己的，虽最早释迦亦讲“度他”，“自度、度他，自利、利他”。佛门及儒家到后来，路愈来愈窄，只有上半截——自度、自利，没有下半截——度他、利他。

苦行是为己，而曾子苦行不是为己，“仁以为己任”。

一己为人——仁，自己做一个人是仁，对己（己欲立，自度）；施之于人——仁，施之于人是仁，对人（立人、度人）。朱子讲“仁，心之全德”（此如佛家《楞严》之“圆妙明心”），余以为“心之全德”不如改为“人之全德”。“仁”字太广泛，“仁以为己任”，绝非为己。

要想活着，不免要常想到曾子这两句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至“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真伟大起来了。

“六尺之孤”——国君（幼）；“百里之命”——国政。

“寄”，犹讬也：“讬”与“托”很相近，自托曰托，讬人受讬曰讬。“寄”，暂存。

“临大节而不可夺”，梁朝皇侃疏曰：“国有大难，臣能臣之，是临大节不可夺也。”（《论语义疏》）南朝北伐成功者：一桓温，一刘裕。桓温没造起反来，然亦一世跋扈；刘裕成功，归而篡位，是亦变节（自变）。受外界压迫、影响而变节曰“夺”。此言国有大难臣能死之，只说了一面。文天祥、史可法至今受人崇敬，便因临大难能死之。然家贫出孝子，国难显忠臣，何如家不贫、国无难？

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

死何济于事？依然轻如鸿毛，不是重于泰山。不死而降不可，只死也不成。这点朱子感到了，他说：

其才可以辅幼君，摄国政，其节即至于死生之际而不可夺，可谓君子矣。

（《论语集注》）

单单注意“才”字，要有这本领。程子则不然，程子单注意节操。程子曰：

节操如此，可谓君子矣。

（《论语集注》引程子语）

曾子的话原是两面，前二句“讬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是积极的作为；后一句“临大节而不可夺”是消极的操守。真到国难，作为比操守还有用，可补救于万一；操守无济于事。

不是说不办坏事，是说怎么办好事；不是给人办事，是给自己办事。曹操求人才，便不问人品如何，只问有才能没有。曹操所杀皆无用之人，乱世无需如孔融、杨修等秀才装饰品。遇到曹操因死一人而哭的时候，那必是真有才能的人。由此可见曹操是英雄。

现在有操守固然好，而更要紧是有作为，“不患人之不己用，求为可用也”。鲁迅说四里路能走么？四两担能挑么？自己没能，发什么牢骚？“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如哉？”（《论语·先进》，知——知用。）所以朱子讲得好。朱子生于乱世，北宋之仇不能报，而现在局面又不能持久，故先言“才”。程子生于北宋，不理会此点，而且程子人太古板。伊川先生为侍讲，陪哲宗游园，哲宗折柳一支，伊川责之。其实不折固然好，折也没关系，何伤乎？书呆子，不通人情，不可接近。北宋末洛蜀之争，即程与东坡之争。东坡通点人情，看不起伊川。朱子乃洛派嫡系，而此点较程子强，即因所生时代不同。

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世儒家只做到前三步。前三者是空言，无补；后几句是大言不惭。前三者不失为“自了汉”，后者则成为妄人。《宗门武库》云：

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入佛门中来。

就算我们想做一儒家信徒，试问从何处下手？在何处立脚？只剩一空架子，而真灵魂、真精神早已没有了。

《论语·阳货》有言：

诗可以兴。

岂但诗，现在一切事皆有待于兴。兴，是唤醒；兴，起来了。一种是心中有思想了，一种是在形体上有了作为、行为。譬如作诗，不是该不该的问题，是兴不兴的问题。

书怕念得不熟，也怕念得太烂。亦如和尚念“南无阿弥陀佛”，他自己懂么？厌故喜新不是坏事，是一件好事；否则，到现在我们还是椎轮大辂、茹毛饮血、巢居穴处。而现在，我们进步了，这都是厌故喜新的好处。有这一点心情，推动一切。

新的是新；在旧的里面发现出新来，也是新。儒家教义没有新鲜的了，所以淡泊没味，都成为臭文，当然陈旧了。所以现在需要“兴”。

死人若不活在活人心里，是真死了；书若不在人心里活起来，也是死书，那就是陈旧了，成为臭文了，一点效力也没有了。我们读书不是想记住几句话，为谈话时装自己门面。

君子“可以讬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如此则君子并非“自了汉”，还可以兴，可以活。

读《论语》上述曾子“可以讬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一段话，真可以唤起我们一股劲儿来，想挺起腰板干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