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人类学家关宜馨创作的《不确定的爱》。
素质教育运动是中国诸多现代化尝试之一，其发生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晚清知识分子大多认为儿童教育对于国家危亡非常重要。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则主要通过儿童文学去影响教育，改革家庭关系和育儿方法。这些尝试在毛泽东时代被中断了。毛泽东时代过后，我国的计划经济开始转型，中国恢复了对儿童的关注，并倡导实施“优生优育”政策。
国家希望能够塑造出具有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的公民主体。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看重个人对于人民和国家的责任，后毛泽东时代则强调个人的主体性，强调个人的奋斗精神。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提倡“全面发展”“个性发展”的素质教育就成了大势所趋。
素质教育本身充满了内在矛盾。一方面，对“素质”的定义模糊不清，国家无法为其划定边界，另一方面，素质教育也逐渐被消费文化裹挟，从单纯的教育成为经济、社会地位等种种因素的较量。
中产阶级母亲往往要付出很多的“情感劳动”。在中国的家庭中，母亲为了培育孩子的内在主体性往往要压抑自己的愤怒或其他感受。育儿过程中，母亲是主要照料者，她们往往比男性承担更重的道德负担。
除却对自身情绪的控制，母亲还面对着外在世界的巨大压力。中国人口众多，学生们需要承担相当大的学业竞争压力。在这样残酷的竞争中，不同的条件对于孩子的教育及成长有重要影响。
福柯哲学中有“布置的技艺”这一概念，与中国文化中的“势”较为相似，即承认外在世界的不可控制和对自己的影响，但通过对事物的正确布置，将其引向自己希望的目的。母亲们努力为孩子们创造条件也是在顺势而为，借势而为，体现出了凭借个人力量在社会洪流中站稳脚跟的智慧。
母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而非生物决定的，在传统社会中，生育和养育子女被天然地认为是母亲的职责。这一意识形态掩盖了女性在育儿中遭遇的压迫性环境。而在后毛泽东时代，国家号召女性成为“好妈妈”的角色，养育“高素质”孩子其实也是这一意识形态的延续。
情感教育能够帮助孩子提升素质，保持敏感，发现潜能，极为符合中国“素质教育”的前进方向。通过“情感银行”和“情感钞票”这样的表达，不同事物之间建立起了稳定的等价关系，似乎也给孩子和家长的世界带来了一点安全感。当孩子们接受情感教育时，情感钞票就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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