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88年的三伏天，热得邪乎，日头毒辣得能把庄稼地里的土烤出油来。
走的前一晚，刘秀霞在村口那片密不透风的高粱地里，把身子给了我。
她把那个传了三代的银镯子塞进我裤兜，还在我肩膀上狠狠咬了一口，牙印渗着血，她说那是烙印，让我混出个人样必须回来娶她。
我在深圳那个大染缸里滚了十年，从盲流混成了大款，睡过水泥管，喝过阴沟水，也住过五星级，开过洋荤。
十年后，我开着桑塔纳衣锦还乡，心里想着怎么用钱把当年的誓言兑现。
可当我推开我发小赵铁柱家的大门，看见秀霞正给一个九岁的半大小子擦鼻涕时，我脑子里那根绷了十年的弦，彻底断了...
1988年的夏天，是用蝉鸣声堆出来的。
那叫声不是好听的音乐，是锯子。成千上万把锯子在树梢上拉，拉得人脑仁疼，拉得人心慌气短。
空气里全是发酵的烂红薯味儿，还有猪圈里飘出来的骚臭味，混合在一起，就是我们香椿树村特有的味道。穷味。
我蹲在自家破败的院墙根底下，手里捏着根皱巴巴的“大前门”。汗顺着脊梁沟往下淌，把那件洗得发黄的的确良背心黏在身上，像层揭不掉的皮。
我爹坐在门槛上，那双老布鞋上全是泥点子。他把旱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得“邦邦”响，磕出来的火星子掉在尘土里，瞬间就灭了。
“非走？”老头子嗓子里像是含着口痰，呼噜呼噜的。
“走。”我把烟屁股按在地上，用脚尖碾碎，“再不走，我就烂在这土堆里了。”
行李就一个蛇皮袋。两件换洗的衣裳，半袋子炒面，还有一张不知道谁画的深圳路线图。
那是我的全部家当。
那时候村里人都说我李国生是中了邪，好好的庄稼把式不干，非要去那个听说是“遍地黄金”但也“遍地死人”的深圳。
赵铁柱来的时候，天刚擦黑。
铁柱是我们村出了名的闷葫芦，三棍子打不出个屁。
他长得黑，那是真的黑，像块刚从煤堆里刨出来的碳。
从小我就带着他满山遍野地跑，偷瓜摸枣，从来都是我出主意，他出力。他就是我的影子，也是我最放心的狗腿子。
他手里提着个网兜，里面是十个煮鸡蛋，还冒着热气。
“国生。”他喊了一声，声音闷闷的。
“咋了？”
“婶子给煮的。路上吃。”他把网兜递给我，那手掌全是老茧，粗糙得像砂纸。
我接过来，那鸡蛋烫手。我看了一眼铁柱，这小子眼神躲闪，不敢看我。
“你是不是有话放？”我问。
铁柱憋了半天，脸涨成了猪肝色，最后憋出一句：“到了那边，别忘了给家里写信。还有……要是混不下去，就回来。俺家还有两亩地，饿不死你。”
“滚犊子。”我笑骂了一句，“老子这次出去，不混出个人样，死都不回来。”
那天晚上的月亮大得吓人，惨白惨白的，照得村子像一片坟地。我心里燥得慌，像是有团火在烧。把铁柱打发走后，我像个游魂一样溜达到了村口。
那片高粱地，黑压压的，像一道墙。风一吹，高粱叶子哗啦啦地响，像是无数张嘴在说话。
“国生。”
这一声唤，细得像蚊子哼，却差点把我的魂吓飞了。
刘秀霞从高粱地里钻出来。
她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俊闺女。那皮肤不像咱们村里人那么糙，白得像剥了皮的葱。
两条大辫子黑亮黑亮的，垂在胸前。她身上总有一股皂角味儿，好闻，闻一口就能让人神魂颠倒。
“大半夜的，你作妖啊？”我压着嗓子，心跳得像擂鼓。
“你明天就走了。”秀霞往前走了一步，月光照在她脸上，那双眼水汪汪的，看得我心里发毛。
“啊，走了。”
“真的去深圳？”
“真的。”
“带我走不？”
我愣了一下，苦笑：“我自己都不知道死活，带你干啥？去喝西北风啊？”
秀霞没说话，咬着嘴唇，眼圈一下子红了。她突然伸出手，那手软得像没骨头，一把拽住我的领口，一股蛮力把我往高粱地深处拖。
高粱地里闷热潮湿，蚊子嗡嗡乱飞。泥土的腥气，草叶的清气，还有她身上那股子让男人发疯的皂角味，瞬间把我包围了。
“国生，你要了我吧。”
她在黑暗里说。声音在抖，身子也在抖。
那一晚，我觉得自己像个野兽。高粱叶子锋利如刀，把我的后背划得全是血道子，汗水流进去，钻心地疼。可那种疼，让人更清醒，更疯狂。我们在泥土里翻滚，像两条濒死的鱼。
事后，月亮偏西了。
秀霞从手腕上撸下来一个银镯子。那镯子有些年头了，是她姥姥传给她娘，她娘又传给她的。
“拿着。”她把镯子硬塞进我手里，“到了那边，实在过不下去了，就把这个当了换饭吃。”
我攥着那镯子，还带着她的体温。
“秀霞，这我不能要……”
“拿着！”她瞪起眼，凶得像只小老虎，“李国生，你给俺听好了。俺身子给你了，心也给你了。你去闯，俺在村里等你。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你要是敢在外面找那妖精，俺做鬼都不放过你。”
说完，她趴在我肩膀上，狠狠地咬了一口。那是真咬，我感觉肉都要被她撕下来了。
“疼吗？”她问。
“疼。”
“疼就记住。这是烙印。”
她走了。我一个人躺在高粱地里，看着头顶那一方窄窄的天，手里攥着那个银镯子，眼泪莫名其妙地流了下来。
深圳不是天堂，是个巨大的搅拌机。
我是1988年秋天到的。一下火车，那股热浪夹杂着海腥味差点把我熏个跟头。遍地都是人，背着大包小包，眼神里全是惶恐和贪婪。
头半年，我是真的活得像条狗。
没有边防证，就进不了关。我跟着几个老乡钻铁丝网，被巡逻的联防队员追得满山跑，鞋跑丢了一只，脚底板被荆棘扎得稀烂。
进了城也不好过。工地上搬砖，一天干十二个小时，吃的是发霉的米饭，睡的是漏风的工棚。工头是个香港人，胖得流油，看我们像看牲口，动不动就骂“北佬”。
那是1989年的冬天，深圳也冷。我发高烧，烧得糊涂了，躺在工棚的破席子上等死。我想家，想我爹，想铁柱煮的鸡蛋，更想高粱地里的刘秀霞。
我迷迷糊糊地摸出那个银镯子，放在胸口。那凉凉的触感，像秀霞的手。
“秀霞，我可能回不去了。”我对着镯子说胡话。
但我命硬，没死成。
病好了以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地方，老实人就是案板上的肉。想活，就得狠。
我开始变了。
1991年，我离开了工地，跟着一个叫“刀疤脸”的潮汕人倒腾电子表。那是走私货，要把手表绑在腿上、腰上，像个木乃伊一样过关。
第一次干这事，我腿肚子直转筋，冷汗把内裤都湿透了。刀疤脸拍着我的脸说：“怕死？怕死就回去种地！”
我咬着牙，过了那一关。那天晚上，我分到了五百块钱。五百块！在我们村能盖半间房！
我拿着钱，去路边摊吃了顿烧鹅，喝了瓶啤酒。我对着黑漆漆的夜空吼：“秀霞！我有钱了！老子有钱了！”
我开始给家里写信。我买了最漂亮的信纸，洋洋洒洒写了好几页。写我是经理了，写我穿西装了。
可是，信寄出去了，就像石头扔进了深井，连个回声都没有。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村里搞拆迁，大队部搬了，邮递员也是个二把刀，我的信不是丢了就是被退回来了。
我想打电话，可村里没电话。我想回去，可手里的生意正红火，刀疤脸不让人走，说这时候走就是断他的财路。
钱越赚越多，心也越来越野。
1993年，我不再满足于倒腾手表。我开始搞录像机，搞BB机，后来搞大哥大。我在华强北有了自己的档口，手底下养着七八个小弟。
我学会了抽中华烟，学会了喝轩尼诗，学会了在夜总会里抱着小姐跳舞。
那年我认识了一个叫莉莉的女人。四川人，长得妖艳，像朵带刺的玫瑰。她跟秀霞完全不一样，她会撒娇，会要钱，会穿着超短裙坐在我大腿上灌酒。
有一晚，莉莉看见了我保险柜里的那个银镯子。
“哟，李哥，这破烂你还留着？”莉莉捏着镯子，一脸嫌弃，“土得掉渣，扔了吧。”
我一把夺过来，反手给了她一巴掌。
“滚！”
莉莉捂着脸哭了，骂我是个乡巴佬，是个疯子。
我把镯子擦了又擦，重新锁进柜子里。那一刻我才发现，虽然我穿着几千块的西装，开着桑塔纳，可骨子里，我还是那个高粱地里的李国生。
1995年，我托人回老家打听消息。
带回来的消息像晴天霹雳。
“你爹前年就没了。肺病，走的时候一直喊你名字。”
“刘秀霞？哦，那个村花啊，嫁人了。嫁给你那个发小赵铁柱了。好像连孩子都有了。”
听到这话的时候，我正在陪一个客户洗桑拿。我感觉浑身的血都凉了，像是被扔进了冰窟窿里。
嫁人了。嫁给赵铁柱了。
我那个最好的兄弟，睡了我的女人。
我把手里的茶杯捏碎了，玻璃碴子扎进肉里，鲜血直流。客户吓傻了，问我咋了。
我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
“没事，死心了。”
从那以后，我在深圳彻底放飞了。我不再想家，不再想那个破村子。我觉得自己就是个孤魂野鬼，只要有钱，在哪都是家。
我就像个陀螺，被贪婪和空虚抽打着，疯狂地转。
直到1998年。
那场金融风暴刮过来，很多人跳楼了。我的生意也受了重创，但也让我突然停了下来。
我有天晚上做梦，梦见高粱地，梦见秀霞咬我的肩膀，梦见铁柱递给我的热鸡蛋。
醒来的时候，枕头湿了一大片。
我三十岁了。我有钱，但我没根。
我想回去看看。哪怕是去羞辱他们一番，哪怕是去看看那个背叛我的兄弟和女人到底过得有多惨。
我是腊月二十三回的村。小年。
黑色的桑塔纳像个怪物，闯进了那个灰蒙蒙的村庄。车轮子卷起一路黄土，喇叭声把村里的狗叫声都压了下去。
十年了。村子老了。
路边的白杨树被砍了不少，新盖的房子不少，但大多贴着俗气的瓷砖。墙上刷着“少生优生，幸福一生”的标语。
我把车停在村头的小卖部前。下了车，我整了整那件在香港买的黑呢子大衣，抹了一把油光锃亮的大背头，皮鞋踩在冻硬的土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几个老头正蹲在墙根晒太阳，看见我，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这谁啊？这派头。”
“看着眼熟……哎呀，这不是老李家的那个二流子吗？李国生！”
“国生？那个去深圳的？我的乖乖，这是发大财了啊！”
人群一下子围了上来。那种眼神，我在深圳见过太多，是羡慕，是嫉妒，也是讨好。
我掏出早就准备好的软中华，见人就散。
“大爷，抽烟。”
“三叔，身体硬朗啊。”
我享受着这种被捧在云端的感觉。这就是衣锦还乡吗？真他妈的爽。可爽过之后，心里又空落落的。
村长迈着八字步来了，看见我的车，在那车漆上摸了又摸，像是摸女人的大腿。
“国生啊，真出息了。咱们村第一个开轿车回来的。”村长满脸堆笑。
寒暄了几句，我装作漫不经心地问：“对了，我那个发小，赵铁柱，他咋样？”
刚才还热闹的人群，突然安静了一下。
村长咳嗽了一声，把烟别在耳朵上：“铁柱啊……还在村西头住着呢。这小子，命苦，也命硬。”
“咋说？”我心里一紧。
“前几年你没信儿，大家都以为你死外头了。铁柱娶了媳妇，过日子呗。”村长含含糊糊地说，眼神往旁边飘。
旁边有个碎嘴的婆娘插了一句：“就是娶了那个刘秀霞嘛。当初闹得沸沸扬扬的，要不是铁柱接盘，那刘秀霞早就……”
“闭嘴！”村长瞪了那婆娘一眼。
我心里咯噔一下。接盘？什么意思？
我没再多问，给村长扔了两条烟，钻进车里，一脚油门踩到底。
车子在赵铁柱家门口停下。
以前的破篱笆院没了，换成了红砖墙，虽然没贴瓷砖，但在村里也算体面。院子里堆满了木料，一股子松木香味飘出来。看来铁柱继承了他爹的手艺，当了木匠。
我提着两瓶飞天茅台，还有一套给铁柱买的名牌西装——我知道他穿不上，这纯粹是为了恶心他，也是为了显摆。
我推开厚重的木门。
“吱呀——”
院子里静悄悄的。
赵铁柱正蹲在院子中央，手里拿着把刨子，在推一根木头。他光着膀子，脊梁上全是汗，肌肉像黑石头一样鼓着。十年不见，他老了太多，背有点驼，头发里夹杂着白丝。
听见动静，他停下手，慢慢转过头。
看见是我，他手里的刨子“哐当”掉在地上。
“国……国生？”他的声音沙哑，像是被砂纸打磨过。
“铁柱，我不死，回来了。”我皮笑肉不笑地说。
就在这时，东屋的门帘掀开了。
“谁来了？铁柱，是不是要账的？”
刘秀霞走了出来。
那一瞬间，我感觉心口被锤子砸了一下。
她剪了短发，那两条让我魂牵梦绕的长辫子没了。腰粗了，脸上有斑了，穿着一件灰扑扑的棉袄，袖套上全是油污。曾经那个水灵灵的村花，被生活磨成了一个庸俗的农妇。
看见我，她手里的脏水盆子差点扣在身上。
“国生……”她嘴唇发白，整个人都在哆嗦。
我们就这么站着，像三尊泥塑。
尴尬，窒息。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涩味。
我想说点什么，想嘲讽两句，比如“嫂子好”，比如“你们过得挺滋润啊”。
就在这时候，堂屋里突然冲出来一个小男孩。
这孩子穿着一件不合身的大红毛衣，袖口都磨毛了，裤腿一长一短。他手里举着个木头削的手枪，嘴里配着音：“啪！啪！我是警察！”
他跑得太急，一头撞在赵铁柱的大腿上，然后抬起头，那一双眼睛亮晶晶的，好奇地打量着我这个穿着黑大衣、像个乌鸦一样的陌生人。
我脸上的冷笑瞬间凝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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