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的伊朗女性
在德黑兰北部的咖啡馆里，如果你问一个年轻人是否怀念巴列维时代，他可能会掏出手机，给你看一张1970年代的老照片：穿着短裙的伊朗女性在海滩上晒太阳，德黑兰街头车水马龙，自由塔在落日余晖中熠熠生辉。然后他会问你：“看看现在，你说呢？”
但如果你把同样的问题带到德黑兰南部的贫民区，或者带到库姆的神学院，得到的答案可能截然相反。
伊朗人怀念巴列维时代吗？这个问题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的追问：我们记住的，究竟是历史本身，还是历史的一个切片？
巴列维时代的伊朗，确实呈现出耀眼的一面。人均GDP从1962年的200美元跃升至1976年的2000美元，德黑兰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女性可以不戴头巾进入大学、担任公职，西方音乐在收音机里流淌。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伊朗中上层来说，那是一段“文明开化”的记忆，伊朗似乎正走在土耳其的道路上，成为一个世俗、强大、与西方并肩的现代化国家。
但对于更多的人，记忆完全不同。1970年代末的伊朗，城市化率虽已超过50%，但大量涌入城市的移民住在德黑兰南部的贫民窟里，没有自来水，没有下水道，只有触目惊心的贫富差距。巴列维的“白色革命”虽然带来了经济增长，却也摧毁了传统的农业社会结构，却没有建立起能够容纳所有人的新秩序。当时占人口90%以上的民众处于贫困状态，成人识字率仅有37%至41%，农村地区几乎全是文盲。
一个当时从农村移民到德黑兰的工人会记住什么？他会记住自己在北部长大的富人别墅区当门卫，看着主人从法国买矿泉水、从荷兰买鲜花。他也会记住，自己每次去清真寺时，那里的阿訇会听他说话，会关心他的孩子有没有饭吃。
今天的伊朗，70%的人口年龄在30岁以下，他们没有经历过巴列维时代，年轻一代对那个时代的“怀念”，与其说是一种历史记忆，不如说是一种政治表达，对当下种种限制的反抗，对就业压力的焦虑，对国际孤立的不满。
在2022年的“头巾运动”中，不少年轻人喊出了向往巴列维时代的口号，但问题在于，他们向往的真的是1970年代的伊朗吗？还是一个被理想化的、从未真正存在过的“黄金时代”？那时石油收入剧增带来的繁荣，建立在美国中情局1953年帮助巴列维推翻民选首相摩萨台的阴影之上。那个时代的“稳定”，靠的是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组织“萨瓦克”对异见者的监控和镇压。
人性总是倾向于记住好的，忘记坏的，流亡海外的伊朗保皇派在洛杉矶建造了一个“小德黑兰”，那里的咖啡馆里挂着巴列维父子的照片，人们唱着1970年代的波斯老歌。对他们来说，巴列维时代是一个失落的家园，是一个永远回不去的梦。
但在伊朗国内，即使在近年来的抗议浪潮中，真正主张恢复君主制的人仍是极少数，大多数伊朗人虽然对现状不满，但并不认为回到过去就是答案。因为他们在1979年已经做过一次选择，那一年，数百万伊朗人走上街头，推翻了巴列维政权。
那场革命不是少数宗教极端分子搞的政变，而是一场真正的民众运动，乌里玛、巴扎商人、城市贫民、知识分子，四大阶层因为各自不同的理由走到一起，共同埋葬了那个看似强大的王朝，他们当时相信，摆脱了独裁和外国控制，伊朗会变得更好。
四十年后的今天，当人们站在德黑兰的街头，看着贬值的货币、稀缺的就业机会、严格的宗教规定，难免会想：我们是不是走错了路？于是有人开始往回看，看那个被革命否定掉的时代，想象另一种可能。
对于今天的伊朗人来说，问题或许不是“该不该怀念巴列维”，而是“如何在记住历史教训的同时，走向一个更好的未来”。而这条路，既不在德黑兰北部的富人区，也不在流亡者的洛杉矶咖啡馆，它只能在伊朗人自己的脚下，一步一步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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