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华工与一战》《中国劳工旅欧史》《山东文史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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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2月15日,山东威海港口。
清晨的海风吹得人直打哆嗦,码头上却挤满了准备登船的劳工。
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扛着用布包裹的简陋行李,眼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招工人员站在高处喊着口号,手里挥舞着合同纸张。
人群中有个叫张长松的青年农民,刚在合同上摁下了手印。他反复看着那张纸,上面写着"从事矿业工作,月薪十至十五法郎"。
他盘算着,干满三年就能攒下一笔钱,回来给家里盖新房,给弟弟娶媳妇。旁边的王富贵正收拾行李,两人约好了要互相照应。
轮船的汽笛声划破了清晨的宁静,这些山东汉子踏上了甲板。船只缓缓驶离港口,岸上送行的家人越来越远。没人知道,这一别会是多少年,也没人知道,等待他们的会是怎样的命运...
【1】战争阴影下的招工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这一枪打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整个欧洲陷入了战火。
到了1916年,战争进入了最惨烈的消耗阶段,英法两国的青壮年几乎全部被征召入伍,后方的工厂、码头、运输等工作严重缺人。
英国人首先想到了从中国招募劳工。1916年5月,英国政府派代表到中国,与北洋政府秘密商谈招工事宜。
虽然当时中国名义上保持中立,但北洋政府急需英国的支持和借款,便默许了这种招工行为。
法国见英国开了头,也迅速跟进。1916年8月,法国政府派出招工代表梅乐和陶履德来到中国,主要在山东、河北等地展开招工。
他们选择山东,是因为这里人口稠密,青壮年劳力充足,而且当地连年灾荒,百姓生活困苦,愿意外出谋生的人很多。
招工告示很快贴满了济南、青岛、烟台、潍坊等地的街头巷尾。告示上的内容极具诱惑力:"赴法从事矿业工作,工资优厚,包食宿,合同期三年,期满免费送回,路费全包。"
具体工资标准是每天五法郎,按当时汇率换算,相当于每月十块大洋左右。
这个数字对山东农民来说太有吸引力了。当时一个壮劳力在家种地,一年到头也就能挣个几十块大洋。
去法国干三年,就能挣三百多块,这笔钱足够在农村盖上几间瓦房,娶上媳妇,还能剩下不少。
招工点前很快就排起了长队。报名的人群里,有刚成家想给妻儿更好生活的青年,有家里遭了灾急需用钱的中年汉子,也有想出去见见世面的年轻小伙。
招工人员对报名者进行简单的体检——主要就是看看身体是否健壮,有没有明显的疾病。只要能干重活,基本都能通过。
签订合同的过程也很简单。合同是法文和中文对照的,但绝大多数农民都不识字,只能听招工人员念。
合同上写明:工作地点在法国,从事矿业及相关工作,工作时间为三年,工资按日结算,提供食宿,三年期满后负责送回中国。农民们听完这些,觉得没什么问题,就在合同上摁了手印。
从1916年8月到1918年11月,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大约有14万名中国劳工被招募。
其中山东籍劳工占了八成以上,达到11万人左右。这些人大多集中在胶东半岛和鲁西南地区,年龄主要在20岁到40岁之间。
这些劳工被分批次从威海和青岛两个港口出发。出发前,他们会领到一套粗布工作服,一床薄被子,一个搪瓷碗和一双布鞋。
每人胸前挂着一块木牌,上面用法文和中文写着编号和姓名。这些编号将伴随他们整个旅程,成为他们在异国他乡的身份标识。
前往法国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海路:从青岛或威海出发,经过南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亚丁湾、苏伊士运河,最后到达法国马赛港,全程大约三个月。
另一条是陆路:从山东坐火车北上,穿越东北,进入俄国西伯利亚,沿着西伯利亚铁路一路向西,最后到达欧洲,全程大约一个半月。
走海路的劳工面临的危险更大。当时德国的潜艇在大西洋和地中海十分活跃,经常袭击协约国的运输船只。运送华工的船只虽然挂着中立国的旗帜,但德军潜艇并不总是遵守国际法。
1917年2月,一艘运载华工的法国货轮在地中海被德军潜艇击沉,543名中国劳工葬身海底。
即使没有遭遇袭击,海上航行本身也是一种折磨。劳工们被安排在船舱底层,几百人挤在一起,空气污浊,闷热难耐。
很多人晕船呕吐,船舱里到处是污物和恶臭。食物供应也很差,每天只有硬邦邦的黑面包和稀薄的汤。
有人因为水土不服生病,有人因为卫生条件差染上了痢疾或伤寒,船上又缺医少药,不少人就这样死在了途中。
走陆路的劳工虽然相对安全,但西伯利亚铁路的旅程同样艰苦。火车车厢拥挤不堪,几十个人挤在一节货车车厢里,只能坐在地上或者行李上。
穿越西伯利亚时正值严冬,车厢里虽然有炉子,但根本抵挡不住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不少劳工因为冻伤落下了残疾。
1917年3月,第一批从威海出发的山东劳工经过三个多月的海上颠簸,终于抵达了马赛港。
他们被集中在临时搭建的营地里,等待分配工作地点。这时候,许多劳工还沉浸在抵达目的地的喜悦中,憧憬着即将开始的挖煤生活。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彻底打碎了他们的幻想。
【2】被改变的工作内容
1917年3月15日,第一批抵达法国的中国劳工被分配到了索姆省的诺耶勒地区。监工召集所有人开会,宣布工作安排。
当时在场的一个叫刘德山的劳工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当听到工作内容时,所有人都傻眼了。
监工宣布的工作内容包括:在战争前线后方挖掘战壕,修建和维护铁路线,搬运军火和物资,掩埋战场上的阵亡士兵遗体,清理被炸毁的建筑废墟,在军工厂从事弹药装配工作等。这些工作没有一项是在煤矿里进行的。
有劳工当场提出了质疑。他们拿出合同,指着上面"从事矿业工作"的字样,要求法方给个说法。
法方代表的回答却让人无法反驳:"合同上确实写的是矿业及相关工作。挖战壕也是挖掘作业,属于矿业相关范畴。矿场需要铁路运输,所以修铁路也算相关工作。"
这种强词夺理的解释让劳工们愤怒不已,可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除了接受还能怎么办?
有几个脾气火爆的劳工试图反抗,结果被法国士兵用枪托打倒在地,关进了禁闭室。其他人见状,只能忍气吞声接受安排。
实际上,法国人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这些中国劳工去挖煤。法国本土的煤矿大多在东北部地区,而那里正是战争最激烈的区域,煤矿早就停产了。
法国招募华工的真正目的,是为战争服务——需要大量劳力在前线后方进行各种战争保障工作,而法国的青壮年都上了战场,只能从国外找人。
所谓的"矿业工作"只是一个幌子,一个用来骗中国农民签约的借口。如果一开始就说是去战地干活,恐怕很少有人愿意去。可合同已经签了,人也到了法国,进退两难,只能任人摆布。
中国劳工们很快被分散到法国北部和比利时边境的各个工作点。这一地区正是一战西线战场的核心区域,炮火连天,尸横遍野。
劳工们的工作地点虽然不在最前线,但距离战场往往只有几公里甚至几百米,随时可能遭到炮击。
他们被安排住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这些工棚用木板和帆布搭成,四面透风,冬冷夏热。
一个工棚住几十个人,只有几张简陋的木板床,很多人只能睡在地上。工棚里没有取暖设备,冬天气温降到零下十几度时,劳工们只能靠挤在一起取暖。
生活条件的艰苦还是其次,工作的危险和繁重才是最大的折磨。
挖战壕是最常见的工作之一。战壕需要挖得又深又长,还要挖出交通壕、掩体、弹药库等各种设施。
这种工作劳动强度极大,每天要挖土好几吨。而且挖战壕的地点往往距离前线很近,德军的炮弹随时可能落下来。
1917年6月,在阿拉斯附近挖战壕的一批华工遭遇了德军的炮击,当场炸死了23人,炸伤40多人。
修铁路同样艰苦。战争中铁路经常被炸毁,需要不断修复和重建。华工们要在废墟中清理铁轨,搬运枕木,铺设新的路基。
这些工作都要在露天进行,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寒,都不能停工。冬天手脚冻得失去知觉,夏天晒得皮肤脱皮,都是常事。
搬运军火的危险性最大。弹药库经常设在地下,华工们要把一箱箱的炮弹、子弹从仓库搬到卡车上,再从卡车卸到前线的弹药堆放点。
炮弹动辄几十公斤重,一天要搬运上百箱。最可怕的是,这些弹药随时可能爆炸。1918年4月,在贡比涅附近的一个弹药库发生爆炸,现场的32名华工全部遇难,尸体都没能找全。
掩埋尸体是最让人难以忍受的工作。战场上到处是阵亡士兵的遗体,有的已经腐烂,散发着难闻的恶臭,有的被炮弹炸得支离破碎。
华工们要把这些遗体收集起来,装进裹尸袋,运到墓地埋葬。这种工作不仅恶心,而且极易传染疾病。许多华工因为接触了腐烂的尸体,感染了伤寒、霍乱等传染病。
工作时间也极其漫长。华工们每天凌晨五点就要起床,六点开始工作,一直干到晚上六七点才能收工。
中午只有半小时的休息时间,吃点干粮喝点水就要继续干活。每周工作六天,只有星期天才能休息。遇到战况紧急,连星期天也要加班,而且没有加班费。
食物供应很差。早餐是黑面包和咖啡,午餐是土豆汤和面包,晚餐还是土豆汤和面包。偶尔能吃到一点咸肉或者豆子,就算是改善伙食了。
这些食物热量严重不足,根本无法支撑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许多华工因为营养不良,体重急剧下降,身体越来越虚弱。
监工的态度也很恶劣。法国监工把华工当成牲口一样驱使,动不动就呵斥谩骂。如果干活慢了,或者出了差错,监工会毫不客气地动手打人。
有个叫孙玉田的劳工,因为搬运弹药时不小心摔了一跤,被监工一脚踢在肚子上,当场吐血,送到医疗站后发现内脏破裂,没几天就死了。
工资发放也不按合同执行。合同上写的是每天五法郎,可实际发放时经常被克扣。法方以各种理由扣钱:工作效率低扣钱,损坏工具扣钱,违反纪律扣钱,甚至生病请假也要扣钱。
扣来扣去,很多华工每个月实际到手的工资只有三四法郎,还不到合同规定的一半。
更让华工们愤怒的是,法方还强制他们储蓄。每个月发的工资,法方只给很少一部分现金,其余的都存入所谓的"储蓄账户",说是等合同期满再一次性发放。
可这个账户华工们自己根本查不到,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多少钱。后来很多华工回国时,发现这些"储蓄"根本就没拿到手。
除了工作上的剥削和压迫,华工们在日常生活中也遭受着歧视。法国士兵和当地居民把他们当成低等民族,动不动就用侮辱性的词汇称呼他们。
华工们外出时,经常遭到白眼和驱赶。有的商店拒绝卖东西给华工,有的餐馆不让华工进门。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华工们只能相互扶持,共渡难关。来自同一个县、同一个村的老乡会聚在一起,分享家乡的食物,讲述家乡的故事,用这种方式对抗无边的孤独和绝望。
有人会带着家乡的土特产,有人会带着妻儿的照片,有人会在夜深人静时默默流泪。
【3】战争中的牺牲
从1917年到1918年11月战争结束,中国劳工在法国度过了最艰难的一年多时间。他们为协约国的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根据法国官方的统计数字,一战期间约有2000名中国劳工在法国死亡。但这个数字很可能被大大低估了。
因为很多劳工的死亡并没有被正式记录,特别是那些在炮击中被炸得尸骨无存的,或者死于疾病后被草草掩埋的。一些历史学者根据各种资料推算,实际死亡人数可能在3000到5000人之间。
华工的死因多种多样。最直接的是炮火造成的伤亡。虽然华工不是战斗人员,但他们工作的地点往往距离前线很近,流弹和炮弹碎片随时可能夺走生命。
1917年8月,在索姆河战役期间,一批正在修铁路的华工遭遇德军的炮击,当场就有18人丧生,30多人重伤。伤者被送到野战医院,但因为医疗条件差,又有7人因为伤势过重死去。
1918年3月,德军发起了春季攻势,战线一度推进到距离巴黎只有几十公里的地方。很多华工工作营地受到波及,遭到猛烈的炮击和轰炸。
一个设在埃纳省的华工营地被德军炮火覆盖,整个营地几乎被夷为平地,200多名华工死伤惨重。
事故也是造成伤亡的重要原因。搬运弹药时发生的爆炸,工程作业中的塌方,火车脱轨造成的翻车,这些意外事故夺走了许多华工的生命。
1917年10月,一辆运送华工的火车在行驶途中脱轨,车厢滚下路基,造成26人死亡,50多人受伤。
疾病是另一个隐形杀手。工棚里卫生条件极差,传染病很容易传播。1918年春天,席卷全球的西班牙流感爆发,华工营地也未能幸免。
由于营养不良,抵抗力低下,很多华工感染后病情迅速恶化。一个设在洛林地区的华工营地,在两个月内就有80多人死于流感。
除了流感,伤寒、痢疾、肺炎等疾病也夺走了许多华工的生命。工作强度大,休息不足,营养跟不上,使得华工的身体状况普遍很差。
一场小病对于他们来说都可能是致命的。可营地里的医疗条件极其简陋,既缺医生也缺药品,生了病基本只能靠自己硬扛。
还有一些华工死于虐待。监工的毒打,不人道的惩罚,恶劣的生活条件,都可能导致死亡。1918年5月,一个叫李茂春的华工因为身体不适干活慢了,被监工罚站一整夜。
当时正值初夏,夜里气温骤降,李茂春又冷又累,最后昏倒在地。等到第二天早上被人发现时,已经没有了呼吸。
这些死去的华工,绝大多数被就地掩埋。法方在一些地方建立了华工墓地,竖起简陋的木质十字架,上面用法文和中文写着死者的名字和编号。
但也有很多人连这样的待遇都没有,只是被埋在战壕旁边,炮弹坑里,或者废墟之中,连个标记都没有。
那些幸存下来的华工,很多人也落下了终身残疾。有的在炮击中失去了手脚,有的因为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导致腰椎或颈椎严重损伤,有的因为长期营养不良患上了各种慢性病,有的在搬运化学武器时中毒,呼吸系统受到永久损害。
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点,德国代表在法国贡比涅的一节火车车厢里签署了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协约国取得了胜利,欧洲终于迎来了和平。
这个消息传到华工营地时,很多人高兴得跳了起来。战争结束了,终于可以回家了。他们盘算着,按照合同,战争结束后就应该把他们送回中国。
虽然这一年多受了很多苦,但总算是活下来了,总算是能回家见到亲人了。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再次让他们的希望落空...
1918年11月底,战争结束已经半个多月了,可华工们迟迟没有等到遣返的通知。相反,法国政府要求他们继续工作。
理由是战后重建需要大量劳力,合同上写的工作期限是三年,并不是战争结束就自动终止。
华工们这才发现,自己又被套路了。合同上确实写的是"工作期三年",而不是"战争期间"。从1916年签约到1918年11月,大部分华工还没干满三年,法方完全可以用合同条款继续扣留他们。
更让人气愤的是,战后的工作待遇比战时还要差。战争期间,华工虽然辛苦,但好歹是在为战争做贡献,工资虽然被克扣,但还能拿到一些。
战争结束后,法国政府以财政困难为由,进一步降低了华工的工资。原本每天三四法郎的工资,降到了每天两法郎甚至更低。
工作内容也变成了战场清理和战后重建。华工们要清理战场上的铁丝网,拆除废弃的碉堡,填平战壕,收集散落的弹药,清理地雷。这些工作同样危险,很多地雷和未爆炸的炮弹随时可能爆炸。
还有很多华工被派去重建被战争摧毁的村庄和城镇。他们要清理废墟,修复道路,重建房屋,修复桥梁。这些工作强度不比战时小,但工资却大幅降低,生活条件也没有改善。
华工们开始出现大规模的不满情绪。有人提出要罢工,有人要求立即遣返,有人威胁要去中国驻法使馆投诉。
法国政府担心事态扩大,开始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他们承诺,表现好的华工可以提前遣返,不服从管理的将延长工作期限。在这种威胁利诱之下,华工们的反抗被暂时压了下去。
1919年春天,法国政府做出了一个决定,将部分华工分配到农村地区,帮助当地居民进行农业生产和重建工作。
这个决定的初衷是缓解城市地区的华工集中问题,同时帮助农村恢复生产。
可谁也没想到,这个决定会引发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后果,最终让法国政府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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