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中旬，钱快没了。
账上就剩三万多。下个月工资要发两万，电费要交八千，料子钱还欠着五万。加上那些隔三差五来“点拨”我的人，又要钱又要东西。
我算了一夜，怎么算都不够。
第二天，我给老张打电话。
“老张，再借我点。”
他沉默了一下：“多少？”
“二十万。”
“二十万？”他声音高了，“你上次借的还没还呢！”
“我知道。可这回不借，厂子撑不下去。”
电话那头，他叹了口气。
“兄弟，我不是不借你。可你得想清楚，你这是在往无底洞里扔钱。那地方什么情况你不知道？今天能开，明天说不定又封了。你再投进去，万一再出事，怎么办？”
“不会的。”
“你怎么知道不会？”
我不知道。
可我不能不试。
老张沉默了很久，然后说：“行，我借你。可有一条，你得答应我。”
“什么？”
“别再找那些老工人了。找不回来的人，就别找了。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厂子稳住，把钱赚回来。那些老工人，就算找到了，你能怎么样？能给她们安排工作？能养她们一辈子？”
我没说话。
“你听我的，放下吧。赚钱重要。那些工人，不管是老的还是新的，都一样。你帮不过来。”
挂了电话，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
窗外的雪停了，天灰蒙蒙的。厂门口那盏灯还亮着，昏黄的光照着空荡荡的路。
我站起来，走到抽屉前，打开。
十七双袜子，整整齐齐码着。旁边是恩珠那个账本，边角卷得不成样子。还有那两块糖，纸上画的心还看得见。
我把那双从崔姑娘家门上摘下来的袜子拿出来，攥在手里。
灰色的，褪了色，脏了，可针脚还在。密密匝匝的，是她织的。
里面缝着那个小布条：“厂长 好人”。
我攥着那双袜子，攥了很久。
然后放回去，关上抽屉。
走回窗前，看着那盏灯。
老张说得对。我帮不过来。
崔姑娘找不到。金明子大娘找不到。那些给我织袜子的人，大部分都找不到。
就算找到了，我能怎么样？能给她们安排工作？能养她们一辈子？
不能。
可我不能不找。
不是因为我能帮她们。
是因为她们等过我。
金美玉躺在炕上，说“我们都以为你不会回来了”。
朴阿姨拄着拐，走了几十里路来看我，就为了说一句“厂长，你回来了”。
恩珠把攒了一年的钱借给我，说“厂长，加油”。
她们等过我。
我不能让她们白等。
可崔姑娘呢？
她也等过我吗？
她在那个破旧的土坯房里，在那个挂着袜子的门前，等过我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她走了。
带着弟弟的骨灰，走了。
再也找不到了。
那天晚上，我给老张发了一条消息：
“钱先别转了。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他很快回了：“想什么办法？”
我看着窗外那盏灯，看了很久。
然后回了一条：
“不知道。但得试试。”
放下手机，我一个人站在窗前，站了很久。
雪又下起来了。细细的，密密的，落在灯下，落在路上，落在那盏亮着的光里。
远处，边境那边的灯火，还是看不见。
只有这盏灯，亮着。
亮着，等谁？
等那些回不来的人。
等那些再也找不到的人。
等那些“都一样”的人。
可我知道，她们不一样。
至少，在我心里，不一样。
崔姑娘不一样。金明子大娘不一样。那些给我织袜子的人，不一样。
她们是——
算了。
不说了。
雪还在下。
灯还亮着。
门还开着。
可她们，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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