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中国代表拒签巴黎和约的经过》《中国参加一战秘闻》《巴黎和会百年》《巴黎和会前后内幕》《盘点十个主要国家庚子赔款结局》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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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01月18日,法国巴黎,凡尔赛宫。

这一天,参加巴黎和会的27个战胜国代表陆续入场,在这座建于17世纪、金碧辉煌的宫殿里,他们将着手安排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新秩序。

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日本,这五个掌握着和会实际话语权的大国代表,端坐在最显要的位置上。

在那张会议桌旁,一个来自东方的代表团同样落座其中,以战胜国的身份出现在这片欧洲大陆。

代表团的成员们携带着厚厚一叠精心准备的外交说帖,准备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国际会议上为本国争取权益。

然而早在他们抵达巴黎之前,便已有不少西方记者发出了质疑——这个国家在整场战争里没有派出一支正规军踏上欧洲的战场,她凭什么以战胜国的姿态坐在这里?

这个代表团,来自中国。

更让后来者瞠目结舌的,是这段历史的最终走向。

那个在和会上几乎被列强无视、山东权益被强行出卖给日本的弱国,竟在此后数年间,通过一系列精确的外交部署,从曾经的压迫者手中逐件追回了失去已久的主权利益。

折合现金约2.5亿元的庚款减免、战争赔偿与没收资产,以及在1922年12月10日正式收回的青岛。

这一切的起点,在1897年11月一个冬夜,德国炮舰驶进山东胶州湾的那一刻已悄然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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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块压在胸口的石头:胶州湾租约与庚子赔款

要把北洋政府1917年参战所拿回的账目算清楚,有两条必须从头捋清的线索——一条是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所形成的领土与权益损失,另一条是1901年《辛丑条约》所规定的庚子赔款。

先说胶州湾。

1897年11月,山东曹州府巨野县,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当地遭遇杀害。

德皇威廉二世闻讯,认为这正是他"期待已久的理由",随即命令远东舰队驶往胶州湾。

同年11月,德军舰队抵达胶州湾,强行登陆占领沿岸要地。

清政府在军事压力下被迫谈判,1898年03月06日,中德正式签订《胶澳租界条约》。

条约规定,德国取得山东胶州湾99年租借权,以及山东半岛的矿山开采权和铁路修筑权,德国军队拥有在胶州湾沿岸100里内自由通行的权力。

自此,青岛成为德国的租借地,山东省实际上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从条约文本看,99年租期几乎等同于永久占领。

再说庚子赔款。

1901年09月07日,历经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清政府被迫与英、俄、德、法、美、日、意、奥等11国签订《辛丑条约》,规定赔款关平银4亿5千万两,年息四分,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约9亿8223万两白银,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为抵押。

这笔赔款被分配给各参战国。

按本息总额排列,德国所占份额约为总数的20.02%,折合本息合计约1.966亿两;奥匈帝国占约0.89%,折合本息约870万两。

依照条约约定,这笔钱从掌控在列强手中的中国海关税收里按年扣取,钱还没进中国国库,便已直接拨往列强账户。

这两块压在中国人心口的石头,在1897年到1917年这二十年间,从未有任何松动的迹象。

1914年0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

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的这场大规模战争,在最初看来与远东地区的中国并没有直接关联。

彼时的北洋政府宣布中立,袁世凯于1914年08月06日正式公布《局外中立条规》,明确表明在欧洲列强战事中"决意严守中立"。

然而就在中国宣布中立后不到两周,日本于1914年08月23日向德国宣战,借道中国山东省直扑胶州湾德军驻地。

日本出兵时不顾中国划定的中立战区范围,越区占领胶济铁路沿线多处车站及山东大片区域。

1914年11月,日英联军攻克青岛,德军守将迈尔-瓦尔代克宣布投降。

青岛,就这样从一个殖民者的手里,换到了另一个殖民者的手里。

这还不是最坏的局面。

1915年01月18日,日本公使日置益直接向袁世凯递交了那份被后世称为"二十一条"的要求书,第一项便是要求中国政府正式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

袁世凯在与日本反复周旋谈判之后,仍于1915年05月25日被迫签下《关于山东省之条约》,正式认可了日本在山东的特权地位。

德国人在1897年依靠炮舰从中国手里强取的山东权益,就这样辗转落入了日本人手里。中国人面对自己的领土,连说话的法律资格都日趋渺茫。

【二】站队还是中立:一道关乎国运的选择题

1916年06月06日,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中病逝于北京。

依照法统,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北洋政府的实际权力随之落入以段祺瑞为核心的皖系派系手中。

与此同时,欧洲的战场形势开始出现对中国外交判断至关重要的变化。

协约国在西线陷入僵局,索姆河战役、凡尔登战役相继打成消耗拉锯,英法的兵源和物资消耗极为惨烈。

如何补充人力、物力,是协约国最紧迫的战略需求。

段祺瑞在这个时间节点开始着手研判参战问题。

他于1916年10月开始与英国进行秘密接触,商讨中国以何种形式加入协约国阵营。

到1916年底,德国驻华档案已记录下他明确表示要投入协约国一方的意向。

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随后明确表态:欢迎中国参战,参战后可立即停付对德庚子赔款,其他协约国方向的庚款也可缓付五年、期内不加利息,并允许中国适当提高关税税率。

对于一个几乎全靠海关结余度日、年年财政入不敷出的政府而言,这一连串条件的吸引力显而易见。但国内阻力同样不容小觑。

围绕参战问题,北洋政府高层迅速分裂为两派。

黎元洪坚决反对参战,态度上与美国的观望立场接近。

国会内反对声浪此起彼伏,1917年03月,孙中山专门通电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明确请英国不要劝诱中国对德宣战。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起初也曾表态支持中国参战,但美方随后改变态度,转而主张中国不必宣战、仅发出抗议声明即可,理由是担心一旦中国参战,日本将借机独占山东特权。

英国此时已与日本协调一致,不仅不反对中国参战,更以停付庚款的利益诱导。

日本方面,在与英、俄、法、意四国分别达成秘密谅解、获得战后支持其继承德国在山东特权的保证之后,于1917年初改变了此前阻挠中国参战的态度,转而允许中国加入协约国。

外部各方的复杂博弈还在持续,北洋政府内部的参战争论随之演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权力角力。

1917年02月09日,中华民国外交部正式向德国驻华公使辛慈提出措辞强硬的外交抗议,就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政策明确声明"迫于必不得已,势将与贵国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这在中国近代对外交涉史上极为罕见。

1917年02月24日,一艘载有中国劳工的法国邮轮亚多士号(Athos)在地中海航行途中被德国潜艇击沉,随船的543名中国华工当场罹难,沉入地中海深处。

这一事件对中国国内的舆论走向产生了推动影响。

1917年03月10日,中华民国第一届众议院与参议院相继通过了对德绝交案。中德断交,在法理上成为既定事实。

但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数月间,宣战问题引发了更剧烈的政治震荡。

1917年04月,段祺瑞召集各省督军齐聚北京,组成"督军团"向黎元洪和国会施加压力。

国会内的反对声浪迭起,议案多次被搁置。

1917年05月23日,黎元洪正式下令免去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

段祺瑞离京赴津,不承认免职令。

安徽省长倪嗣冲随即宣布"独立",奉、鲁、闽、豫、浙、直隶各省军阀相继呼应,以武力威胁黎元洪。

清朝遗臣张勋趁机带兵入京,于1917年07月01日扶持清废帝溥仪复辟,宣告"共和解体"。

段祺瑞随即借助全国反对复辟的声威,于1917年07月03日在天津附近的马厂誓师,自任"讨逆军总司令",起兵讨伐张勋。

仅12日后,张勋的"辫子军"一触即溃。

1917年07月14日,段祺瑞进入北京,重掌国务总理职权。黎元洪引咎辞职,冯国璋依法继任大总统。

那个搅动了半年的参战争论,在张勋复辟的意外插曲之后,终于失去了最主要的阻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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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17年08月14日:一纸宣战书,先收回一大笔账

1917年08月14日,北洋政府发布大总统布告,正式向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宣战,加入协约国阵营。

这份布告的内容,在外交辞令上相当清晰:所有此前中国与德国、奥匈帝国订立的条约及一切国际协议,"悉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一律废止"。

随宣战令同步颁布的,是一系列具体法令——没收德国政府在华全部官方财产,收管并清理德侨在华私产,勒令德华银行停业,冻结德国在华发行债票的还本付息,收容德国军人为战俘,遣送德奥侨民归国,接收宣战期间中国领海内的德国船只。

实际上,早在正式宣战之前,北洋政府已在宣布对德绝交的第一时间动手了。

1917年03月14日,中华民国对德绝交当日,政府随即派警察接管了德国在天津和汉口的两处租界,将这两块被德国占据多年的土地直接收回中国管辖。

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首次以主动行动从列强手中收回租界,其意义远超单纯的经济层面。

同日,对德庚子赔款宣布自该月起停止支付。

到1917年08月正式宣战时,又额外收回了德国在中国的奥租界,所有德奥两国在华官方资产悉数归入中国。

在对德宣战的同时,北洋政府也正式对奥匈帝国宣战,收回了奥匈帝国在天津的租界和相关公产。

奥匈帝国的庚子赔款本金约400万两,此后亦随之停付。

协约国方面随即兑现此前开出的承诺。

其一,德奥庚子赔款永久撤销。德国本金约9007万两,按照1901年条约规定的年息四分计算,剩余年份的本息总计约1.966亿两;奥匈帝国本金约400万两,本息合计约870余万两。

上述两国庚款,自中国宣战之日起彻底画上句号,不再有一文支付义务。

其二,协约国方向的庚款缓付五年、期内免息。

中国原本须按年向英、法、俄、美、日等国支付庚款,这笔义务自1917年起缓付五年至1922年,期内不计利息。

这意味着中国在此期间节省的利息负担,折合白银约数千万至6000余万两不等。

其三,允许中国修改协定关税税率。

《南京条约》以来长期固定在5%的关税税率,在此次谈判中获得协约国方面原则同意可予上调,为中国此后争取关税自主权开了一个口子。

其四,允许中国军队进驻天津至大沽间的中立区域,用以管控德奥侨民。

仅凭宣战这一纸文书,再加上03月14日已完成的对德绝交动作,北洋政府在军事上一枪未发,却已拿回了两处租界,截断了对德奥的庚款支付,没收了德国在华全部官方财产,并获得了协约国在庚款和关税问题上的系列让步。

【四】十四万人:用血汗换来一张入场券

宣战令下达之后,协约国并未要求中国派遣正规军赴欧洲作战。

北洋政府自己也清楚,临时组建的参战军即便成编,能否在欧洲战场上发挥实际作用,存在极大疑问。

但战后凭借什么在谈判桌上开口,是摆在北洋政府面前最现实的难题。

唯一可行的路,是向欧洲输送劳工。

实际上,早在北洋政府正式宣战之前,中国便已开始秘密向英国和法国输送华工。

1916年,英国和法国分别在中国山东、直隶等地大规模招募劳工,承诺提供工资、食宿和返乡费用,条件在当时的华北农民眼里颇为可观。

大批农村青壮年应募而来,他们或许并不清楚等待自己的是什么。

宣战之后,华工输送规模进一步扩大。

这批来自华北农村的劳工,通常在英属香港中转,乘船穿越大西洋,前往英国和法国控制的欧洲西线战区。

在整个一战期间,中国向欧洲输送的劳工总数约在14万至15万之间。

他们被分配到的岗位,涵盖公路、铁路、矿山、农田、森林、兵工厂、弹药库和兵营,从事最繁重的后勤劳动。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他们所处的危险程度远超"后勤"这个字眼所能描述的范围。

1917年02月24日,运送华工的法国邮轮亚多士号在地中海被德国潜艇击沉,随船华工中543人当场罹难。

这是有史料记载的在欧洲丧生的中国劳工中,单次事故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而在欧洲战场上,这些华工所处的真实环境,曾参与华工翻译工作的张邦永留下了清晰的文字记录:挖战壕时,他们完全处于敌方枪炮的射击范围之内,战壕挖好之后英军才进来接替,中国劳工实际上是在最前线完成最危险的土方作业。

最终,在整个一战期间,这14万华工中,因在赴欧途中遭德国潜艇袭击,或在欧洲战场上因战斗造成的各类伤亡,约有5000人再也没能回到故乡,长眠在了欧洲的土地上。

这5000条命,在事后的任何官方统计里都只是一个数字,没有纪念碑,大多数人甚至没有留下完整的名字记录。

然而正是这14万人在欧洲的存在,给了中国一张以战胜国身份出席巴黎和会的法理凭据。

当英国外相贝尔福在巴黎和会上声称中国"未花一先令,未死一个人"时,历史已经做出了另一种证明。

1918年11月11日,德国宣告停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

中国,以战胜国的资格,出发前往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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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巴黎的幻灭:一场精心准备的失败

1919年01月18日,巴黎和会正式开幕,地点选在凡尔赛宫镜厅旁的大会议室。

此次和会共有来自27个战胜国的代表团参与,但实际话语权牢牢掌握在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五大国"手中。

北洋政府派出的代表团由陆征祥领衔,成员包括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

代表团的目标清晰而明确,涵盖四大方向:收回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取消"二十一条",废除外国在华特权,终结德奥两战败国在华的政治经济特权。

这是中国自近代以来,第一次以战胜国身份出席的国际大型谈判。

1919年01月27日,在和会"十人会议"讨论中日山东问题的会议上,顾维钧起立发言。

他从地理位置、历史归属、文化传承、经济人口四个维度,逐一陈述中国对山东主权的法理依据。

他援引的山东,是孔子与孟子的出生、讲学之地,是中国文明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是"三千六百万人民自有史以来所居之土地",也是中国北方重要的战略屏障。

在法律论据上,他指出中国在1917年08月宣战之后,中德间一切条约已告作废,德国在山东的胶州湾租借条约自然失效,不存在"转让日本"的任何法律基础。

这番发言条理分明、逻辑严谨,现场多国代表纷纷表示赞许。

美国总统威尔逊等大国代表在场后也公开向顾维钧表示祝贺,舆论风向一时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偏转,日本代表团明显陷入被动。

中国代表团随即将《山东问题说帖》正式提交和会,得到了美国代表团的明确支持。从表面上看,此后的局势正朝着收回山东权益的方向行进。

然而,这只是表象。

从1917年日本向英国要求换取支持中国参战的那一刻起,一张网便已在暗处织好了。

英国、法国、俄国与意大利,早在中国参战之前便分别与日本签下了秘密协议,承诺战后支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

1918年09月,更有一份关键的《山东问题换文》横空出世——中国方面在日本压力下秘密签署了这份换文,换文文本中赫然载明中国"欣然同意"日本接管山东相关权利,给了日本一个在国际法层面援引的"中国自愿"依据。

1919年04月22日,最高会议就山东问题正式听取中方意见,陆征祥与顾维钧出席陈述,日本代表不愿参加而拒绝出席。

英法两国领袖当场表明,受战时密约约束,无法支持中国立场。

就在这个关键节点,意大利因对德国殖民地分配问题不满,愤而宣布退出和会,日本随即以同样退出和会、拒绝加入国际联盟相要挟。

威尔逊陷入腹背受压的困境,已无力为中国撑开局面。

1919年04月30日,英法美三国领袖会议作出决定:依照日本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移交日本,相关条款被写入《凡尔赛和约》第156、157、158条,正式载入和约文本。

消息传回国内,巨大的震动从北京向四面八方蔓延开去。

1919年05月04日,北京12所学校三千余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随后走上街头,"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响彻全城,这股浪潮迅速席卷全国,爆发了影响深远的五四爱国运动。

面对无处可退的困境,中国代表团决定走最后一步——拒签。

1919年06月28日,凡尔赛宫大厅里,各国代表签署了对德和约。

中国代表团准备的两个席位,空无一人。

这一天,陆征祥、顾维钧等代表联名向北洋政府发出电报,宣布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并向各参战国发出通电说明拒签理由。

就在这份拒签电报发出后不足两个小时,代表团才收到了北洋政府27日发出的一封"万急"电令,那封电令中写着"政府仍决定保留,俟与日商定办法再行取销,望即照办"。

而当那封差点改变所有的"万急"电令摆在顾维钧面前时,历史已经用另一种方式,替中国确定了这道关口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