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先生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作的评论，之所以精辟中肯、发人深省，不仅源于其作为文学家的敏锐直觉，更在于其评论深处所贯穿的一种自觉的、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方法。他的论述，生动地展现了一位严肃思想者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来剖析复杂的文艺史命题。这里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一，他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根本原则，对《讲话》给予了准确的历史定位。 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我们将任何思想理论置于其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中进行考察。莫言明确指出《讲话》是“历史文献”，其产生有“历史必然性”，并充分肯定它在抗战与革命语境下，为动员民众、推翻腐朽政权所起的积极作用。他没有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用今天的标准去苛责前人，也没有陷入抽象的价值评判，而是深刻理解了文艺方针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与当时“救亡图存”这一最紧迫的社会存在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将文本“放回历史”的理解方式，正是避免了历史虚无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唯物史观体现。

二，他秉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观与辩证观，清醒地指出了《讲话》观点在当代的局限性。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真理是具体的、有条件的。莫言批评《讲话》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阶级性、人性表现等方面的历史局限，并非简单的否定，而是基于“八十年后形势根本性变化”这一客观现实作出的判断。当社会主要矛盾从“战争与革命”转化为“发展与建设”，当“人民”的内涵极大丰富、精神需求日益多元，原先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合理性的某些侧重，其局限性便自然显现出来。莫言看到“真理的相对性”，指出过去服务于“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范式，已不能完全适应今天“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丰富人民精神生活”的新任务。这种以发展眼光看待理论、承认其历史合理性同时又不将其绝对化的态度，是辩证思维的典型运用。

三，他的“突破”立场，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能动的、实践的取向。 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解释世界的工具，更是改造世界的指南。莫言提出其创作始终致力于“突破《讲话》的局限”，坚持“站在人的角度写人”，这正体现了在认识历史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推动文艺实践向前发展的积极姿态。他理解历史条件对人的约束，但绝不认同文艺创作应被过去的框架永久束缚。他“取其合理，突破其局限以满足创作心灵需要”的实践，本身就是一种依据变化了的现实（新的社会存在），去创造新的、更丰富的文艺形态（新的社会意识）的能动过程。这超越了被动接受或全盘否定的简单二元对立，是在历史继承中寻求创新的科学态度。

总之，莫言的评论，完美地示范了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分析文艺问题：将对象置于具体历史语境中理解其必然与价值（历史的分析），依据时代条件的变化审视其发展与局限（辩证的看待），并立足于新的实践推动其创新与超越（能动的突破）。这种分析所展现出的历史纵深、辩证智慧和实践自觉，反映了很高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水准，也为我们在新时代审视一切历史遗产、推动文化创新，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