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礼本是传统婚俗中的美好约定。如今，一些地区频频出现高额彩礼现象，很多家庭因此背上沉重负担，也让不少即将走入婚姻的青年产生焦虑。针对高额彩礼，国家层面出台了系列相关政策，很多地方也探索出了有益的治理经验。在今年全国两会上，高额彩礼问题再次成为热议焦点，多位代表委员围绕移风易俗、治理高额彩礼提出建议。农视网特邀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专家朱启臻教授，与青年记者一起，聊聊彩礼背后的现实与困顿，探讨如何治理高额彩礼。
3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向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其中提到，要持续推动治理高额彩礼，严惩以婚嫁为名实施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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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高额彩礼的原因
朱启臻教授介绍，高额彩礼的成因大致有四种。一是受到“重男轻女”思想影响，男女比例失调。另外，在城乡人口流动中，农村女性更易通过婚姻流入城市，导致农村适婚女性极度稀缺，彩礼价格自然上涨。二是为新娘未来生活做保障。部分女方父母出于对女儿婚后生活的担忧，会索取高额彩礼，为女儿积累物质保障。三是攀比心理作祟。比如有人看到身边人的彩礼数额高，便觉得自己不能“低人一等”，进而索要相同或者更高金额的彩礼。朱启臻教授分享了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的案例：“表面上告诉外人彩礼的价格很高，私底下女方会返还一部分彩礼，核心是争面子。”
最后一种原因是用彩礼做置换，这种情况在农村地区很常见。朱教授解释道，部分农村家庭经济条件较差，为了支付儿子娶妻的高额彩礼，不得不通过向女儿收取高额彩礼来“回血”，形成资金的循环；有的家长会要求多收彩礼钱，将其中一部分留作自用，剩下的部分交给儿子作为娶妻的彩礼钱。这种置换的后果便是该区域的彩礼价格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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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额彩礼对男女双方都是心理负担
朱启臻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女性的地位并不因为彩礼高而获得提高，相反，她们在婆家的地位变低了。”
他表示，有的家庭为了凑够彩礼钱而倾家荡产，会对妻子产生强烈的“回本”心理，向妻子提出苛刻的要求，稍有不慎便会指责她们，女性在婆家的话语权因此变得越来越低。
对于男性而言，他们对妻子 产生“你是我花钱买来的”物化心态，认为妻子理应顺从。对于 女性来说，自己父母强加的 高额彩礼会影响到她的尊严和夫妻间的感情。可见，高额彩礼对男女双方而言都是一种心理负担。
彩礼应该统一标准吗？
今年全国两会，“高额彩礼”问题也成为代表们关注的一项社会议题。有代表建议“彩礼金额不超过6万元”，引发网友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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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启臻教授认为，任何标准一刀切都是不符合实际的。每个家庭的经济条件不一样，不应该限制彩礼的额度。
彩礼到底是谁的事儿？
朱启臻教授表示，父母愿意为子女提供帮助、奠定更好的生活基础，本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当高额彩礼现象蔓延开来，影响到广大群众的正常生活、引发普遍的社会不安时，它便不再是个人私事，而是演变成了突出的社会问题。
现实中，部分人利用高额彩礼实施诈骗，严重破坏了公序良俗。更令人忧心的是，高额彩礼还催生了因婚致贫、因婚返贫的现象。这样的处境也让小家庭的幸福蒙上阴影。此外，彩礼问题还加剧了家庭矛盾，比如儿子因父母无力筹措足额彩礼而无法成婚，便怨恨父母无能，甚至放弃赡养义务，冲击着传统孝道与家庭伦理。
朱启臻教授指出，正是因为高额彩礼已严重影响群众切身利益，中央一号文件才多次提到要治理高额彩礼。这也意味着，解决高额彩礼问题，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关注，协同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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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治理高额彩礼？专家来支招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在朱启臻教授看来，治理高额彩礼是一个复杂且长期的难题，绝非单一地区施策就能解决。以北京和河北省为例：北京市整体彩礼水平较低，但是相邻的河北省彩礼数额偏高，如果跨区域结婚，极容易引起连锁反应，抬高彩礼的金额。”
朱启臻教授认为解决高额彩礼，首先要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概念，开展区域化、综合化治理，才能让整治效果更好。其次，要树立正确价值观。乡村党员干部可以宣传一些零彩礼、低彩礼的示范案例，让这些榜样起到带动群众的作用，远比硬性宣传规定更容易被接受。最后，经济发展是治理高额彩礼十分关键的一环。大城市之所以少有彩礼问题，核心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男女双方家庭有能力为小家庭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彩礼自然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朱启臻教授说：“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女性没有足够的物质保障，所以会依赖于彩礼。当这些女性就业问题解决了，有稳定的收入和保障，自然不会依赖于彩礼。”
编辑 | 薛加怡
责编 | 张思逸
主编 | 杨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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