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中国地方故事”的新型协同机制探索
——在《大蜀道》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
汤继强
2026年3月10日，本文作者汤继强教授在新时代地方史志的文学表达暨《大蜀道》作品研讨会上发言（郑兴红 摄）
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今天的大蜀道研讨会。在这个美好的春天，当我们还在关注上海人讨论《繁花》、讨论《太平年》的时候，今天我们在成都举办这场关于《大蜀道》的讨论会，恰逢其时。
我和本书的作者易旭东先生，是四十多年的老朋友。那时候我刚刚参加工作，虽然这四十年来，我们真正在一起的时候很少，但隔山相望，也总是能够彼此关照、相互照应。直到几年前，旭东先生闭关学习，再次出山后找到我，之后六年时间，我们一而再，再而三，从《成都传·雪山下的公园城市》到《三千年前的“双城记”》，再到今天的《大蜀道》，见证了他这一路走来，包括后来蒋光耘同志的加入，共同创作出这部非常了不起的作品。
今天，大家为一部作品相聚，正是因为“大蜀道”这个文化载体，它既熟悉又陌生，既具象又宏大。“大” 是格局，“蜀” 是根脉，“道” 是路径与精神。若不能厘清其核心内涵与时代价值，研讨便易流于表面。我们解读《大蜀道》，本质是要传递四川精神、中国价值，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探寻内陆四川与世界的联结，阐释蜀道之于文明交流、国家发展的深层意义。一个 “大” 字，让蜀道的胸襟、气象、格局豁然彰显。
新时代背景下，我们透过“大蜀道” 与这部作品，要深入思考时代命题、文化使命。四川作为内陆腹地，是文明交流的枢纽、民族复兴的重要支撑。古有川军出川抗战，今有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联通世界。蜀道，是交通之道、文化之道，更是国家安全、战略发展之道。我近年来深度参与国家战略大后方研究，深刻认识到战略腹地建设与交通安全、总体安全、文化安全息息相关。
当下，历史题材备受关注，背后是国人对文化根脉的追寻。三星堆、《山海经》、巴蜀方志，都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宝贵资源。这些年，在这个领域里，我们有刀郎、李子柒，还有饺子的《哪吒》，在国内文学艺术方面实现了一系列重大创新。今年元旦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点赞《哪吒》，这是在中国文化自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我们四川人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回顾自“三城论坛”至今的六年时间，我一路见证并支持易旭东先生从《雪山下的公园城市》到《“双城记”》，再到今天这部《大蜀道》的出版发行。易旭东先生从金融跨界文化，连续推出三部重磅作品，打破专业壁垒、回归大众视野。我虽是经济学者、战略研究工作者，却欣然为其作序，正是因为世界浩瀚无垠，专业有边界，而认知与创造无边界。文学是人学，关乎人与社会、人与时代的关系，绝非单一学科可以穷尽。跨界创作，恰恰能让文化回归本真、走向大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实际上是在探索一种“讲好中国地方故事”的新型协同机制。这个机制，我把它称之为“成都经验”，或者叫“成都实践”。
什么是“成都经验”？我想从几个层面来谈谈我的理解。
2026年3月10日，新时代地方史志的文学表达暨《大蜀道》作品研讨会在成都召开（郑兴红 摄）
一、“成都经验”的核心：一个功能型协同体
“成都经验”最本质的特征，是形成了一个功能型协同体——它不是某个机构的单打独斗，而是多方力量各展所长、有机融合：
媒体提供触角与速度，确保我们对真问题保持敏锐的感知；文艺组织（如市文联）提供转化与落地，让学术成果能够抵达公众；方志系统（省市地方志办）提供权威与深度，为创作锚定历史根基；高校智库（如西财智库）提供视野与升维，将地方叙事置于国家战略和文明演进的坐标系中。这个协同体始终锚定“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不断探索使地方史志成为国家叙事有机组成部分的新路径。我们在实践中发现：“地方性”与“国家性”之间并非层级递进的关系，而是可以构成一个从地方性叙事走向国家叙事价值的完整闭环。
蜀道是什么？它是一条路，但它从来不是一条封闭的孤路。书中告诉我们，古蜀人、古巴人构建起一条横跨亚欧大陆的文化区块链，即三星堆文明、金沙文明走向世界的“路径”，通过“廊、道、路、网”记录着人类族群的过往。向北，金牛道联络中原文化；向南，灵关古道吸引南方众多民族部落；向东，巴蜀走廊穿过三峡，联系长江中下游文明。这种跨区域、跨文明的视野，正是“成都经验”所要继承和发扬的——让地方叙事在更大的坐标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最终成为国家叙事、文明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成都经验”的方法论：学术输出与媒体表达的融合实践
这背后，是一种“学术输出+媒体表达”的融合实践。我们将各自的原有优势转化为新领域的研究范式——既保证内容的真实性与研究深度，又具备新闻传播所需的节奏感与共情力。易旭东先生的创作历程，正是这一融合实践的生动写照。我们梳理出的一条完整操作闭环已经得到验证：
从“新闻敏感性”出发，发现真问题；经“田野实证”夯实，获取真材料；凭“多学科学养”支撑，拓展认知边界；借“文学转译”破圈，抵达真受众；最终以“史志升华”回哺现实，提供可输出的文艺方案，实现纪实写作反哺学术建制。这不只是一种写作技巧的革新，更是一种史志认知范式的文学迁移——把历史从“被研究的对象”，还原为“可进入的生活世界”。
《大蜀道》就是这一方法论的最佳例证。它将史志的叙事性、文学的表现性与思想的表达性融为一体，以散文式的语言、影视般的画面，将宏大的历史观与鲜明的时代感相融合，讲述世界历史与中国语境下蜀道背后“中国制度”的历史底蕴、政治智慧。我特别欣赏书中的一段话：“倡导以胸怀情感观照文明传承，蜀道记叙需兼得雄浑、密实的双重品格。”这正是一种文学化的史学表达——让千年的古道、栈孔、关隘变得可感可触，让历史中的人物重新站立在我们面前。
三、“成都经验”的实践品格：跨界融合的多重维度
“成都经验”所倡导的跨界，是多层次、多维度的——
学科视野的跨界。作者没有满足于传统史志研究的文献爬梳，而是主动“破圈”，引进考古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方志学、比较学、环境史学、军事地理学等学科，运用“历史还原”的方法论，揭示出成都平原“多元共生”的文明格局所形成的“开放中的独立”特质，最终在跨学科视野下构建起较为完整的“蜀道文化”体系。
时间维度的跨界。从远古说到今天，以大视野、多角度、全方位的视角，不仅为读者提供有价值的“蜀道成都”，更促使读者自觉、积极去建设未来的“大美成都”。从剑门关的苍翠古道，到成渝高速的滚滚车流；从南方丝绸之路的斑驳蹄印，到中欧班列的钢铁洪流——这种时空的对话，让历史不再是尘封的故纸堆，而是活生生的精神资源。
空间维度的跨界。大蜀道正是在“文化、地理意义远大于城市”的前提下，让成都获得了“文明之中、世界之重”的历史地位。这启示我们：今天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同样需要这种跨区域的视野和格局。
四、“成都经验”的时代回应：从国家战略腹地到世界未来关切
我本人这些年一直在研究国家战略腹地等课题。大家知道，历史上四川就是个大后方、大护法：远在春秋战国，近在抗战时期，包括三线建设和今天的新三线建设，四川始终有着这样的历史担当和现实责任。从国家战略腹地的视角来看，蜀道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节点，甚至可以说，过去它是“死角”，今天它是“枢纽”。
而我们今天讨论的“大蜀道”，既有历史的关照，更有现实的需求。特别是当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当下，我们这些跨界的学者坐在一起讨论这本书，背后延展出来的，其实是一系列关于人类未来的关切、关于世界发展的关心、关于技术进步带给人类生活的影响，以及我们如何增强中国自信、如何传承中华文化这样的大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坐在一起讨论《大蜀道》，表面上是讨论一本书，本质上是以“大蜀道”的名义，展开我们这群人、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些四川人、我们这些中国人，对世界未来发展的思考与关切。而“成都经验”，正是为了回应这种关切而探索出的一条可行路径。
各位同仁，我们今天研讨会的主题——“新时代地方史志的文学表达”，以及它所承载的使命：立足自身历史文化优势，激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创新活力与文创能力，拓展史志研究写作的“行动半径”，推动从以文献考证为核心的“内循环”转化为以空间锚定、公众共情、政策响应为特征的“外向型实践”——这些命题，恰恰与“成都经验”高度契合。
在“十五五”即将开启的关键节点，如何实现从“为学术而研究”到“为发展而治史”的范式升级？“成都经验”告诉我们：答案就在于“跨界协同”。只有跨界协同，才能打破学科壁垒，让历史研究获得更丰富的解释维度；只有跨界协同，才能打通古今隔阂，让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用”起来；只有跨界协同，才能跳出地域局限，让巴蜀文化在更广阔的坐标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只有跨界协同，才能回应时代关切，让史志工作真正服务于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
最后，我想用书中的一段话结束今天的发言：“川人智慧、包容、豁达、宽厚、坚韧的性格由来已久，这当是今日成都安宁、祥和、富裕、宜居、坚挺的历史渊源。”期待更多的研究者、写作者、传播者加入“成都经验”“中国经验”“时代经验”的探索和实践中来，以跨界的精神，以协同的机制，借助科技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普及和广泛应用，对蜀道的解读重构将拥有更丰富的前景，这条古老的文明通道必将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也使更多“中国地方故事”能够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谢谢大家！
来源：西财智库SWUFEINSTITUTION（本文题目系“方志四川编者所加）
作者：汤继强（西南财经大学西财智库主任、首席经济学家，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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