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上海救捞志》、施万科特著《Poseidon》、《战舰世界》等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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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7月15日，凌晨一点整。
威海的夜沉得彻底，整片海岸线上没有一盏灯，渔村里早已无声无息。
然而在山东刘公岛正北约36公里的海域，几艘没有任何对外标识的船只悄然聚拢，灯火全压，引擎维持最低转速，水下轮番下潜的潜水员连续工作了整整二十一天，所有人此刻都绷着同一口气，等待着即将到来的那个决定性时刻。
这支队伍从1972年6月24日开工至今，始终以"威海一号打捞工程"为代号展开行动。
每一名参与者在任务启动前均已签署保密协议，对行动的任何细节，不得以任何形式透露给任何外部人员。
从总指挥到最基层的潜水员，从上海调来的工程技术人员到协同参与的海军水下特种部队，所有人共同守着一个只在内部流通的秘密。
指挥员最终下达了命令。
浮筒的气压参数被精确调整，水下约40米深处，某个被泥沙包裹、四十一年未曾移动过的庞然大物，开始颤抖着从硬泥底层一毫一毫地松动，缓缓地向水面方向升起。
它的艇壳锈迹斑斑，驾驶台早已倒塌，舱内积满了10米以上厚度的淤泥，艇壁裂缝处残存着当年碰撞留下的痕迹。
随着浮筒的托举，这个黑色的铁壳子，连同它四十一年的沉默，一起向上浮去。
这艘潜艇，就是英国皇家海军"海神"号（HMS Poseidon，舷号P99）。
它于1930年服役，1931年6月9日在中国海域沉没，英国此后多次组织打捞，均以失败告终。
从它消失在海面的那天起，没有任何外国力量再靠近过它，没有任何记录曾预告它会被取走。
这一夜的行动，在西方世界的认知里，将保持整整三十三年的完全沉默。
三十三年后，一份来自档案室的打捞记录出现在了英国遇难者家属的面前，随后又出现在了首相府的案头。
而当那封措辞激烈的联名请愿信，最终推动卡梅伦公开表态，向中方发出正式指责的时候，这件事终于走出了档案馆的书柜，走进了公众的视野……
【一】威海卫：一片被强行划走的海湾
要将"海神"号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须从1898年的春天说起。
那一年，清政府正深陷甲午战败之后列强瓜分中国的旋涡之中。
德国在1897年底强占胶州湾，俄国随即于1898年3月以"与俄国在旅顺口的租借条件相同"为由逼迫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强租旅顺大连。
在各方势力争夺华北的局面下，英国的动作同样迅速。
早在1897年12月，英国外交副大臣寇松便已向首相索尔兹伯里正式提出取得威海卫的建议；
1898年3月25日，英国政府训令驻华公使窦纳乐向清政府提出租借威海卫的要求，电文措辞明确：要以最有效和最迅速的方式，取得日本撤出威海卫之后的优先占有权，租借条件与俄国在旅顺口所享有的相同，英国舰队已从香港驶往渤海方向途中。
这段表述所透露的信号已经足够清楚——英国的军舰已在路上，交涉只是一道形式。
1898年3月28日，窦纳乐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要求。
清政府起初以威海卫仍在日本占领之下为由婉拒，但英国随后将十余艘战舰开至烟台海面形成直接威慑，迫使清政府于4月30日派出庆亲王奕劻和刑部尚书廖寿恒与窦纳乐展开谈判。
1898年5月23日，中国向日本付清甲午战争最后一笔赔款，日本军队撤出威海卫。
次日，即1898年5月24日，英军随即强行占领刘公岛，在岛上举行升旗仪式，完成了军事控制的既成事实。
6月中旬，英国政府委派陆军副将路易斯来威海卫实地勘测地形。
1898年7月1日，清政府代表庆亲王奕劻、刑部尚书廖寿恒与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在北京正式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
专条载明：将威海卫及附近海面和威海全湾沿岸10英里以内地方，租与英国，租期与俄国租借旅顺大连的年限相同；
租借地内归英国管辖，英国有权在此驻兵设防；中国兵舰无论战时、平时，均可在威海卫停泊。
条约签订后不足两个月，1898年8月，英国海军将领铎沃德率军正式占领威海卫，与清政府山东候补道严道洪等人在刘公岛西海岸举行了交接仪式，英国军队自此正式驻扎于威海卫港。
整个租借地面积约738.15平方公里，区内人口约12万。
1901年，英国在威海卫成立行政公署，设行政长官作为最高长官，下辖华务司署和医官长署，实施殖民行政管理。
随后，英国在刘公岛上逐步建起了皇家海军训练基地，修缮码头设施，建立维修厂房，将其打造为远东舰队在中国北方最重要的补给与休整据点。
此后三十余年，英国远东舰队每年夏季都会驶入威海湾，举行大规模的实弹军事演习。
演习期间，岛上的枪声、海上的炮声、空中的飞机轰鸣声不绝于耳。
1930年至1937年间，每年停靠演习的英国舰艇在四五十艘以上。
刘公岛，成了英国皇家海军在远东的核心训练场。
威海卫的回归经历了漫长的外交博弈。
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顾维钧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并归还所有租借地，但威海卫问题没有获得实质性推进。
1921年华盛顿会议期间，英国代表贝尔福宣称，归还威海卫须附以适当条件。
1922年，中英双方组成委员会开始在威海正式谈判，历经多轮，因英国条件苛刻而毫无结果。
1924年，北京外交总长顾维钧与英国驻华公使直接谈判，拟定了《中英交收威海卫专约草案》，约定将刘公岛租借给英国十年用于海军避暑，期满双方若无法就续借达成一致则付诸仲裁。
但随后北京政变、政局动荡，该协约签署被无限期推迟。
直至1930年4月，中英两国代表王正廷和蓝普森才正式签署了《中英交收威海卫专约及协定》。
1930年10月1日上午十时五十分，在前英国威海卫行政长官署大院，中国接收威海卫专员王家桢与威海卫管理专员徐祖善主持交接仪式，前英国驻威海卫行政长官庄士敦朗读条约，中国国旗正式升起，礼炮鸣响。
威海卫结束了三十二年的英国殖民管辖，回归中国版图。
但根据专约附件规定，刘公岛内房屋数处及相关便利设施，仍借与英国政府用于海军夏季避暑，借用期十年，期满是否续借由中国政府决定。
换言之，1930年10月1日之后，英国舰队每年夏天依然会驶进刘公岛，英国的旗帜在那个岛上又飘了整整十年。
1938年，日本军队侵入威海卫，英国侨民陆续撤离。
到1939年初，英国人已基本离开，英舰也不再来刘公岛消夏。
1940年9月28日，汪精卫政府宣布英国在刘公岛所受权益期限届满，不予续展；
1940年11月15日，英国正式宣布撤退驻威海卫舰队，英国在威海卫的所有官方存在，至此彻底终止。
而在英国撤离的九年前，这片海域已经有一艘英国潜艇悄悄沉在了海底。
【二】"海神"号：一次演习与一场沉没
"海神"号（HMS Poseidon，舷号P99）是英国皇家海军"帕提亚"级潜艇的第3艘，由英国著名的维克斯造船工程公司（Vickers Shipbuilding and Engineering）在英格兰巴罗因弗内斯船厂建造，于1929年8月22日正式下水，1930年3月完成建造后服役。
该艇艇长91.2米，宽7米，水下排水量1975吨，配备鱼雷发射管，携带各类弹药，是英国皇家海军在那个年代较为先进的水下战斗舰艇。
服役后，"海神"号被编入英国皇家海军中国站（China Station），隶属远东舰队，以香港为母港，配属第4潜艇小队。
1931年2月，"海神"号从香港北上驶入中国海域，加入第4潜艇小队。
1931年5月，随整个小队北上，经由渤海进入威海湾，抵达英国在刘公岛的海军基地，参加当年的夏季演习。
1931年6月9日，星期二，上午12时12分。
当天，"海神"号正在距威海卫基地约20海里的渤海湾海面上进行常规水面演习，旁侧有潜艇供应舰"马拉泽昂"号（HMS Marazion）随行陪伴，演练项目是发射假鱼雷训练。
当天气象条件良好，海面能见度正常，双方船员均可清晰观察对方的位置。
就在演练进行之中，附近水域出现了一艘沿正常航线行驶的中国商船——"渝泰"号（SS Yuta），这是一艘排水量约1753吨的普通中国货轮。
"海神"号在水面演练过程中，艇体的移动轨迹与"渝泰"号的航线产生了严重冲突，两船均未能及时完成有效避让。
最终"渝泰"号船体撞入"海神"号右舷，在艇壳上撕开了一个巨大的V形缺口，大量海水以惊人的速度涌入艇内。
撞击发生后，水密舱门的关闭因海水涌入的速度过快和舱内混乱而未能及时到位，加之缺口位于艇体前部，无法有效阻止进水速度。
仅仅数分钟之内，"海神"号便迅速沉没，最终沉入约130英尺（约40米）深的海底。
艇内56名艇员中，共有31人在潜艇下沉之前从指挥塔舱口逃脱，游入海中获救。
另有26人被困于艇内，其中8人使用了当时尚处于推广初期的"戴维斯潜艇逃生装置"，试图从约30米水深处自行上浮逃生。
8人中，最终有6人成功浮出水面获救，另有2人在上浮过程中遇难，其余20人随艇沉没。
事故最终造成20名英国皇家海军艇员遇难。
这6名使用"戴维斯潜艇逃生装置"从沉没潜艇中成功逃生的水兵，成为人类潜艇发展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例成功的水下逃生案例。
这一事件在当时的英国媒体上引发了轰动，多家报纸对逃生水兵的经过进行了大篇幅报道，其中数名水兵此后甚至受到全国性的关注。
这次意外，也直接推动了英国皇家海军对潜艇逃生规程和设备标准的全面重新审视。
1934年3月，英国皇家海军正式下令要求所有潜艇强制配备"戴维斯潜艇逃生装置"装置，并建立系统性的艇员逃生训练制度，彻底改变了此前依赖外部救援而非主动逃生的潜艇安全操作理念。
然而"海神"号的沉没，在留下一个历史性逃生记录的同时，也给英国皇家海军遗留了另一个棘手问题：艇内还有未能离开的20名遇难者遗骸，还有未经引爆的鱼雷、高压气瓶和各类弹药，以及一艘完整的军用潜艇——它就这样带着这一切，停在了中国的领海底部。
消息传回伦敦之后，英国随即调集打捞力量赶赴威海。
然而受限于1930年代的技术水平，"海神"号沉没的位置在39.6米水深的硬泥底层，艇身深陷，无法被有效起浮。
英国方面进行了多次尝试，均告失败，最终不得不宣告放弃。
二战爆发后，英国本土战事紧张，"海神"号的打捞计划彻底搁置，这艘潜艇就此留在了威海湾的海底，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三】四十一年的沉默与一个绝密代号
1940年11月英国舰队从刘公岛撤走之后，威海这片海域恢复了属于中国的平静，但在距刘公岛正北约36公里的海床上，"海神"号依然静静地躺着，年复一年，艇身越陷越深，泥沙一层一层往上积累，锈蚀一点一点向艇体内部侵透。
从法律和主权层面来说，"海神"号沉没的位置始终是中国领海范围。
1931年6月9日事故发生时，威海卫已于1930年10月1日正式回归中国版图；
而1940年英国舰队撤离之后，中国对这片海域的全面主权更无任何争议。
这艘沉在海底的外国军用残骸，从主权归属的角度而言，长期处于一个法律地位未被明确处置的状态。
从实际危害的角度来说，"海神"号的存在对周边水域构成了持续影响。
一方面，沉船位置处于重要渔区，对捕鱼作业形成障碍；
另一方面，艇内残存的鱼雷、高压气瓶和弹药，经过多年海水侵蚀，其内部状态难以预判，存在不稳定因素；
此外，锈蚀艇壳和内部残留物质长期渗漏，也对周边海域环境造成潜在影响。
进入196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海军力量的逐步建设和发展，威海及渤海海域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海军训练活动的频率也随之增加。
一艘沉在重要训练区域海床上的外国军用残骸，不可避免地成为需要正式处置的现实问题。
1972年春，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局烟台救助站接到了一项高度敏感的专项指令，任务代号正式确定为"威海一号打捞工程"。
这项任务由上海救捞局牵头，联合工程队、专业潜水队与海军水下特种部队三方协同参与执行。
所有参与人员在行动启动前均须签署严格的保密协议，禁止以任何形式向外界透露任务的任何相关内容。
这一保密机制执行彻底，西方国家在此后三十三年里对这次行动的存在完全不知情。
对外公开陈述的打捞理由，共有三条：其一，该沉船位于渔区，对渔业生产活动构成障碍，打捞后可改善渔区作业环境；
其二，打捞废旧钢铁，服务于国内工农业建设；其三，通过实际打捞作业，积累潜水技术与海上工程施工经验。
三条理由，每一条都具有独立成立的实际依据。
1972年5月，勘查队伍率先下水，对"海神"号现场展开系统探查。
勘查结果汇报如下：沉艇驾驶台已完全倒塌；外壳锈蚀严重；艇身锁陷硬泥，底质为坚实泥层；
首尾两端艇内均有10至12米深度的淤泥积存；甲板距水面35米；艇首向东，左右平正，后倾3度。
四十一年的海底岁月在这份勘查清单上留下了清晰而具体的数字标注。
然而让指挥部感到真正棘手的，不是锈蚀和淤泥，而是那艘潜艇里尚未被排除的危险——5条鱼雷、4只高压气瓶、各类弹药。
这批器材在海水中浸泡了四十多年，内部气压状态无从预判，稳定性存疑，任何一个细节处理失误，都可能造成难以控制的后果。
打捞前期的准备工作，因此必须以最谨慎的方式逐步推进。
【四】开工：从勘查到第一次起浮
1972年6月24日，"威海一号打捞工程"正式破土开工。
指挥部在此前经过充分研讨，最终确定了两套打捞备选方案：方案一为逐步抬浮方案，通过分阶段浮筒吊抬推进，技术风险相对可控，但施工周期较长；
方案二为折线起浮打捞方案，技术操作难度更高，对各环节的精度要求严苛，一旦出现偏差可能导致艇身破裂或舱内危险物品引爆，但在时间周期上具有显著优势，且暴露风险更低。
综合保密需要与技术安全两方面的考量，指挥部最终选定方案二执行。
开工后，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局潜水队员与海军潜水员分组轮番下水，累计下潜人次接近一百，按照既定分工分别承担水下穿缆、清淤、安装浮筒及各项准备作业。
在起浮准备阶段，施工人员对浮筒的安装位置、气压参数、与艇体的接触面积及受力分布进行了精确计算与多次调试，严格控制纵倾角度，以确保起浮过程的稳定性，避免艇身因受力不均而加速损坏。
与起浮准备同步进行的，是艇内弹药危险物品的清舱处置工作。
据参与打捞的顾龙生事后接受采访时所述，北海舰队专门派出五名专业队员，专程赶赴烟台协助处理鱼雷舱的清理。
队员进入艇内，依次对5条鱼雷和4只高压气瓶逐一进行检测和气体释放处置。
其中有一条鱼雷的内部气体释放工作持续了将近6个小时，才将气体完全排净。
经检查，艇内鱼雷头中的炸药已在长期海水浸泡下基本溶解，引爆器也未安装在雷头上，清舱工作最终在危险可控的条件下顺利完成。
《上海救捞志》明确记载，全部起浮作业历时14天连续进行。
1972年7月15日凌晨1点整，指挥员下达最终起浮令。
随着浮筒内气压的精确控制和调整，"海神"号潜艇从39.6米深的硬泥底层开始缓缓上升，经过漫长的起浮过程，最终破出水面，正式浮于海面之上。
这艘沉睡海底四十一年的潜艇，就此完成了它的最后一次上浮。
起浮成功后，"海神"号当日由"红救1号"和"红救6号"拖带，转移至烟台蛋岛西南方向搁浅；
二十天后，再由蛋岛拖至烟台北岛部队船厂和车口村之间，停放待命，接受后续的技术处置。
整个行动过程，严格保密，全程没有任何消息对外流传，英国政府与西方各国对此一无所知。这一状态，在此后保持了整整三十三年。
然而，就在这片沉寂中，一本军事杂志，意外地改变了这件事的走向。
消息逐渐向外扩散，而当那份记录着18名遇难者名字的请愿信，郑重地摆在卡梅伦案头的时候，一场关于这件事的正面交锋，便再也无法回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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