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ERUBY驻地艺术家工作室
拍摄于2025年芭芭拉·桑切斯-凯恩驻地期间
如果一位国外友人第一次来上海,你会推荐他去哪儿“打卡”?
在社交网络上第一页的推荐,不是武康大楼就是外滩三件套合影,来个黄浦江夜游,再去城隍庙抽个签,吃点小笼,喝点高价咖啡,最后用Citywalk打个底。
不过,这一套流程走下来,基本是奔着“美美出片”的路线。
就这样拍一路,无论你是哪国的外国友人,看上去都会变成模式化的同一种外国游客。用更网感一点的话来说:一看就像外地来的。
当然,游客看上去像游客,本就天经地义。
然而,有一位墨西哥艺术家非要另辟蹊径,在第一次来上海时,把第一站选在了一个连大部分本地人都不知道的地方。
都市传说中的
上海马戏学校
去年秋天,37 岁的墨西哥艺术家芭芭拉·桑切斯-凯恩(Bárbara Sánchez-Kane)第一次来到中国,行程里的第一站,不是景点,也不是画廊,而是上海马戏学校(Shanghai Circus School)。
“上海还有马戏学校?”几乎每个听到这件事的人都发出了惊叹。
毕竟,“马戏”这个词,本身就带着强烈的时代错位感。听上去像把你拉回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目睹着街头一辆辆被天鹅绒布包裹的镶边马车,在黄昏下驶向那即将上演奇观的剧场。
随之而来的,是一整套被长期喂养的想象:驯兽师挥动长鞭,与猛兽对峙;小丑在高耸的梯子间攀爬、跌落、再爬起;杂技演员在空中飞荡,身体被抛向失重的瞬间;还有那些看似被困、却在最后一秒被“神奇解救”的人。危险、技巧与戏剧性轮番登场,仿佛一根无形的魔杖,在脑海里不停搅动。
但现实中的马戏,并不全然如此浪漫。
它其实只是“马戏”的另一种称呼,是一套高度纪律化、从小开始训练的身体系统。相比北京更为人熟知的杂技学校,上海马戏学校反而显得低调而神秘,低调到连许多上海本地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
社交媒体上,有人晒出自己被上海马戏学校录取的通知书。评论区里,有人半开玩笑地说:“这看起来像是魔法学院的录取信,祝你早日成为魔法师。”在现实与想象之间,这所学校似乎始终占据着一个暧昧的位置。
中国的杂技历史,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
学者们认为,它的起源与农耕生活密不可分:工具的游戏化使用、身体劳作的展示、丰收仪式与节日庆典,共同塑造了最早的杂技形式。
成立于 1989 年的上海马戏学校,是中国第一所杂技学校,也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顶尖的一所。这里传承着一项延续三千余年的传统。直到今天,这套神奇的体系仍然在上海西郊那栋粉红色的建筑里,被持续实践着。
只不过,在现代人的眼中,若是第一次走进马戏学校,很容易出现一种诡异的错觉,仿佛自己误入了某个人类功能测试室。
无独有偶,另一位来过上海马戏学校的外国人用文字记录了他所看见的震撼景象:
几个男孩用手倒立着,神态自若地走过,几乎像是在炫耀。独轮车骑手
Yi
cong
Cao
正绕着圈儿飞速旋转,他的搭档
Pan
Xu
双臂叉腰,高高地站在他的肩膀上。
Jia
Wei
被一个男孩像抛沙滩球一样抛来抛去,男孩的双腿像活塞一样在他背上飞舞。永才头顶着一个碗,双臂与地面平行,双腿几乎垂到耳朵边,轻快地旋转着。如果你抬头仰望,你会发现罗旭正脚先着地,翻了个后空翻两周。
只读这段文字,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穿越到了异世界。
让人产生“异世界”感的原因其实很简单:这些马戏学校的优秀学生们,成功地让自己看上去不像人类。不过,让肉体变得“不像人”,要比从道德上变得“不像人”难得多——后者只需要放弃自省,而前者需要漫长的时间、艰辛的苦练,和对身体本能的反抗。
Another Magazine 撰稿人 Alex Marashian 在记录完“异世界图景”后,也深入描述了他对此的观察与共情:
他们的力量和胆识近乎超人;他们对痛苦的平静漠然,又像是机器一般。但请放心,虽然你可能需要花些时间与他们相处才能亲眼见证,但他们的确是活生生的人。如果他们能将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做得轻而易举,那并非魔法,而是他们的技艺。
这个令人目眩的世界,自带一些黑童话般的残酷气息:看上去不像人类,是因为这些兼并痛苦的训练,本身就有点反人类。
而墨西哥艺术家芭芭拉·桑切斯-凯恩在上海马戏学院这份“异世界”中,看到了某种与自身创作高度共振的身体姿态。
离开上海马戏学校后,他邀请了一位杂技演员参与自己的创作。出现在海报中的这位女性,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表演者。在拍摄现场,她独自一人,稳稳地顶起了十七只酒杯。
穿着桑切斯-凯恩透明羊皮夹克的女性,优雅地顶起看上去极其令人不安的玻璃杯塔,技巧、控制与身体的极限,被同时呈现在画面之中,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兴许这不仅仅是芭芭拉·桑切斯-凯恩从上海马戏学院得到的灵感,而是对大城市生活处境的某种隐喻:人们需要对抗本能,维系一种看似不可能维系的易碎平衡。它本该令人不安,却因为近乎人人如此,反而显得惺忪平常。
而他在上海得到的灵感,还不止这一个。
芭芭拉·桑切斯-凯恩
的上海秋天
Bárbara Sánchez-Kane
肖像,摄于
CHERUBY,
摄影:张绍增
受到上海创意艺术机构,CHERUBY团队的驻地邀请,芭芭拉·桑切斯-凯恩第一次来到中国。
长居墨西哥城的芭芭拉·桑切斯-凯恩,早已习惯在混乱与嘈杂中工作:五彩缤纷的街道,被人声、音乐、叫卖和抗议同时占据,历史、宗教与当下生活层层叠加,彼此摩擦。
在那样的城市里,没有既定的秩序。秩序只在人与人的不断碰撞中临时产生。
也正因如此,芭芭拉·桑切斯-凯恩总能从看似无序的现实中,捕捉到创作的线索。来到上海后,这种敏感被新的城市经验激活。在两种城市气质的对照下,他开始重新观察周围的一切:街道、身体、材料,以及它们如何在不同文化中,被赋予截然不同的意义。
这也成为他在中国展开驻地创作的起点。
CHERUBY的空间位于上海长乐路 758 号,是一栋始建于清末的尖顶老洋房,曾是清末银行家叶景葵的居所,坐落在一扇厚重的深棕色大门背后。近一百年来,它曾被反复修缮、粉刷,人们来来往往,不断更新迭代,唯一不变的,是大门处那口仍然有水流涌动的清朝老井。
它默默伫立在城市流动的中心地带,与咖啡馆、裁缝铺、老公房、买卖声与步履匆匆的行人交错。而它所处的长乐路,既保留着旧城区的生活密度,也不断被新的消费与文化形态侵入。
CHERUBY
空间外观,
摄影:
Burn Li
这里的弄堂门口,时有推着三轮车卖东西的小摊贩。他们卖百合花和小雏菊、批发来的小陶瓷,也卖三斤十元的宁夏苹果,和草编的蝴蝶蜻蜓,像是要把一个小型杂货宇宙塞进车斗里。
为了最大化利用这移动的置物空间,有些小商贩把竹梯放在车上,在一层层的间隙中,挂满琳琅满目的商品。
竹子在中国太常见了,常见到你几乎意识不到它。它不属于精心打磨的工业体系,也很少被当成宏大建筑的材料。它的轻便、廉价、好用、可再生等特性,让它成为了一种因地制宜的生活智慧,长期存在于街巷、乡野与临时结构之中,承载着中国式日常的弹性与适应性。
在这种高度功能化、几乎隐形的使用状态中,芭芭拉·桑切斯-凯恩捕捉到了一种与自身创作语言相契合的材料逻辑,于是,他将竹梯转化为驻地创作的重要元素。
从小贩的三轮车,到更远距离的运输和贸易,竹梯所支撑的,往往也是货物在不同地点之间的移动。也正因为这种与“流通”紧密相连的特性,它在作品中自然地被延伸为一条更长的路径,指向连接中国与墨西哥的太平洋航线,一支坚韧的独木舟。于是,竹梯不再只是街道上的工具,而成为一种跨文化的线索。
芭芭拉
·桑切斯-凯恩
《洛神赋》,
2025,
墨、粘土、木炭、纸本、透明牛皮和竹子
327.5 × 56.5 × 92 厘米
在上海驻地期间,芭芭拉·桑切斯-凯恩还有另一个非常直观的震撼:上海几乎不需要现金。无论是买东西、坐地铁还是打车,他一次纸币都没有掏出来过。
这对我们来说已是惺忪平常,但对大部分外国游客而言,也算是一种“异世界体验”:纸质货币的意义,在中国的语境下逐渐消解。
曾经在墨西哥流通的 500 元比索纸币的正反面,分别是两个墨西哥最有名的画家: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与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
货币不仅是交换物资的媒介,也是一种被反复触摸、流通的文化载体,承载着国家历史与艺术记忆。
芭芭拉
·桑切斯-凯恩
《方言交汇》,
2025
丝棉金属丝斜纹记忆布、天鹅绒衣架和电镀金属管
完整尺寸可变
这种差异,触发了他的创作思考。
在与驻地空间CHERUBY团队一同走访上海面料市场时,他找到了一种具有“记忆性”的混纺面料。这种面料由丝与金属交织而成,在被反复揉搓之后,能够保留手部施力的痕迹。材料在成为中性载体的同时,也成为了记录行为本身的介质。
在城市中,我们的生活依旧需要花钱,然而支付的工具,从能通过褶皱和手感判断出转手多少次的纸币,换成了数码世界里轻飘飘的数字。我们的生活也需要吃饭,但因为社会对高效的追求,在预制菜和外卖中逐渐忘却食材本身的触感。
金钱与生活不会停止流通,但载体的改变却难免让我们的体验也随之变得更加“轻飘”。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让老与新的定义变得模糊的作品,拥有独特的意义。
如何与内在的力量共处
山野下,天、地、山、火、烟仿佛结成一道神奇的屏障,产生了巨大的自然能量,毁灭与再生在这里不是对立的事件,而是同一条时间线上反复发生的循环。
图片来源:
rinkokawauchi
com
正是在这样的自然景观与仪式传统之间,火山开始显露出另一层意义——它不仅属于自然,也深深嵌入人类的文化与想象之中。
芭芭拉·桑切斯-凯恩的创作,正是从这里展开,而他的背景,来自另一种更为剧烈的地质经验,拉丁美洲位于多个地质板块的交界处,是全球火山活动最频繁的地区之一。在这里,不稳定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现实:地面可能震动,结构随时位移,边界从不固定。
在《火之山:火山的威胁、意义和魔力》中,火山学家奥本海默将严谨的地质学研究与文化、人类学及信仰体系并置,呈现火山作为自然过程与社会意义交汇的场域。而在导演赫尔佐格与奥本海默的合作的纪录片《深入火心》中,他们从地质、文化与宗教的多重视角出发,走访多处活火山现场,讨论火山如何塑造人类的信仰结构与社会形态、关注火山如何深刻影响了邻近居民的文化。
在瓦努阿图的火山群岛,有一个叫恩都村的村落,村落离火山口仅有几公里。奥本海默与村长 Mael Moses 对谈时,村长说:“当我看见奔腾的火焰时,我感觉自己并不在恩都,而是在别处。我们相信火中有灵,死去的人最终都会进入火山,火山成为了他们的村庄。”
一向被视作 “灾难”化身的火山,被视作为一种容纳生命、死亡与记忆的空间。这种对火山的理解,为芭芭拉·桑切斯-凯恩的作品《我们是呼吸的火山》(2025)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注脚。
阿多诺认为,艺术作品并非静态、封闭的形式,而是由多种意图、力量、趋势与抵抗共同构成的张力场。正是在这种张力之中,作品保持着未完成的状态,也保留着变化的可能。
在芭芭拉·桑切斯-凯恩的作品《我们是呼吸的火山》中,这种张力被转化为可被观看的运动。
芭芭拉
·桑切斯-凯恩
《我们是呼吸的火山》,
2025
绵羊皮、铸铁架、永磁直流电动机、纸箱和马蹄莲
44 × 44 × 230 厘米
作品内部嵌置了一套机械可伸缩系统,整体结构以略微侧斜的姿态呈现。
当裤体随着装置有节奏地充气与收缩,作品仿佛获得了呼吸的能力,介于生命体与装置之间,既在自我维持,也在自我消耗。
穿插其中的马蹄莲不再是永恒的象征,它们会从鲜活逐渐走向枯萎。在作品不断伸缩的过程中,植物与机械、柔软与坚硬、生长与衰败被并置。如恩都村的人们相信火山中居住着亡者与灵魂,这一作品也邀请观者重新思考:我们如何与内在的力量共处。
这种对“不稳定”的感知,也延伸到他对身体与性别的理解之中。在桑切斯-凯恩的创作里,性别并不是一个被明确划分、可以被稳定识别的身体表达,而更像是一种持续变动的状态。
西尔维娅·费代里奇在《超越身体边界》中提到:“在顺从的外表下,我们一直在形成反抗和拒绝的实践,以求摧毁那些人们预期以表演的方式巩固下来的东西。”
在作品《Prêt-à-Patria》(2021)中,芭芭拉从军装着手,重新设计了一套制服,并围绕它完成了一场行为表演。作品标题借用了“成衣”的说法,同时把“祖国”这个词放了进去,指向国家形象本身也像一套被反复穿上的“服装”。
表演参考的是墨西哥常见的护旗仪式。几名男性身穿桑切斯-凯恩设计的军装参与其中,但这些军装在背部被打开,里面露出蕾丝内衣。
芭芭拉
·桑切斯-凯恩
Prêt-à-Patria
2024,第六十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摄影:
Nick Ash
原本象征力量、纪律和权威的形象,被突然拉进了一个更私密、甚至有些尴尬的戏谑状态,甚至会让人想起互联网的包浆模因。
芭芭拉·桑切斯-凯恩把这种火山的吞吐与呼吸,转化为可见的形式,邀请我们看见:他如何与内在的力量共存,又如何在变化与流动之中,找到自己的坐标。
在大型演唱会现场,服装往往承担着比日常穿着更直接的功能:它需要在强光、远距离和快速切换的视线中,迅速被辨认。夸张的轮廓、被放大的比例,几乎是舞台造型的常见语言。
前不久Kendrick Lamar 墨西哥演唱会上,嘉宾 Ca7riel & Paco Amoroso 的造型显得格外突出。
芭芭拉
·桑切斯-凯恩
《众犬和鸣》,
2025
绵羊皮、龙骨和树脂
95 × 70 × 20 厘米
限量版
3件 + 1件艺术家版
这件肩部异常凸出、“碾压”感很强的造型,是来自芭芭拉·桑切斯-凯恩的作品,里面装的是车轮。而在上海的驻地创作中,肩部的物件因地制宜变成了陶瓷花瓶。
在芭芭拉·桑切斯-凯恩的视角下,身体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的单位,而是一种可以被不断扩展、改写和重组的存在。它可以被轮子、座椅、制服或仪式延伸,也可以在性别与气质的游移中不断变形。
从舞台上的夸张轮廓,到日常物件被重新嵌入身体的结构之中,芭芭拉所做的并非简单的造型实验,而是在不断松动我们对身体、性别与身份的既定想象。
芭芭拉
·桑切斯-凯恩
《夜幕骑士》,
2025,
铜、透明绵羊皮、木头和羊驼毛
99 × 42 × 159 厘米
芭芭拉
·桑切斯-凯恩
《众犬和鸣》,
2025,
绵羊皮、龙骨、树脂和马蹄莲
95 × 70 × 20 厘米
限量版
3件 + 1件艺术家版
或许也正因为如此,上海马戏学校才会对他产生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在那里,身体不断被推向新的边界。
附录:
本文作品由CHERUBY委任创作 ©芭芭拉·桑切斯-凯恩。
本文图片由CHERUBY提供,摄影:凌卫政
参考:
-/ CHERUBY/
//作者:绿子Midorikoko
//编辑:李多宝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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