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书院的魂魄,从未消散。它活在《岳阳楼记》的朗朗吟咏中,活在“庆历新政”的抱负中,活在后世书生面对家国存亡时,挺身而出的担当中。
应天书院居河南商丘睢阳区商丘古城南湖畔,始于五代后晋时期,由商丘人杨悫创办,初名睢阳学舍,又名南都学舍,因孕育过范仲淹、王安石、张载等众多历史文化名人,在中国早期书院中声名显赫。
(一)
在梁唐晋汉周五代更迭时期,战祸横生,天下纷乱,不少有识之士放弃仕途,归隐田园。杨悫即是其中的一位,他栖身于官宦之家,家底殷实,本是登科及第之料,却不求闻达于天下,筑舍收徒,立志从教,当起了授业解惑的先生。
其门下戚同文乃楚丘人,出身儒学世家,家道中落,随祖母长大。其天资聪颖,淳厚孝义,读《四书》《五经》过目不忘,且勤学慎思,人情畅达,深受杨悫喜爱,不仅倾力相授,聘为辅助教学,还将妹妹许配给他。戚同文感恩戴德,愈加勤奋,后来成为睢阳学舍的半个当家人。
杨悫去世后,戚同文承其衣钵。因其学识渊博,执教有方,四方士子辐辏,学风鼓荡。于是,他增修学舍,整肃学规,遍募名师,睢阳学舍一时名噪天下,后人尊其为睢阳先生。其著述有《孟诸集》,已失传。《宋史》将杨悫和戚同文一并立传,归入“隐逸”之列。
北宋真宗赵恒即位不久,追念先帝功绩,顺天应时,1004年,其将太祖赵匡胤发迹之地宋州(今商丘)改为应天府,1014年又将应天府升格为南京,居陪都地位。
这期间,商丘士绅曹诚延承书院文脉,拓建学舍150间,聚书1500卷,规模远胜从前。难能可贵的是,曹诚深知自己能力学识不济,遂将学舍连同书籍生徒,一并呈献朝廷,这份不恋私产、唯愿文脉昌隆的心意,打动了皇帝。
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睢阳学舍升为府学,宋真宗御赐应天府书院匾额。1015年,又升格为南京国子监,应天书院从一个民间学舍升格成为北宋最高学府之一。
(二)
北宋名臣范仲淹本为河南邠州人,后移居苏州吴县,23岁入应天书院就读。《宋史》记载范仲淹:“感泣辞母,去之应天府,依戚同文学。”后人依此,将范仲淹归入戚同文门下。
范仲淹在此勤学五年(1011至1015),留下了“睡不解裘,冰水敷面”的励志佳话。其间,他写下了《睢阳学舍书怀》:“白云无赖帝乡遥,汉苑谁人奏洞箫。多难未应歌凤鸟,薄才犹可赋鹪鷯。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销。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次年,范仲淹科举高中,踏入仕途。彼时的范仲淹已熟谙经史,胸怀天下,如振翅雄鹰,矫健翱翔。
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回老家为母亲守孝,居留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受南京留守、知应天府晏殊邀请,担任应天府教习,掌管府学三年(1028至1030)。其勤勉督学,以身示教,次年,其学生王尧臣中状元,赵槩摘探花,应天书院因范仲淹的到来,名噪一时。
从应天书院走出了不少出将入相者,如富弼、狄青、王安石、张载等,个个心怀天下,才情勃勃。还有张方平、文彦博、种世衡、孙复、石介、李觏、胡瑗、贾黯、彭汝砺等,应天书院鼎盛时期,科举及第者多达五十多位,成就了中国古代书院的神奇。
范仲淹在《南京书院题名记》中写道:“聚学为海,则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词为锋,则浮云我决,良玉我切。”言辞宏大,气象万千,充盈着一股自信豪迈之气。
对此,朝堂之上褒奖之声不绝于耳,作为南京留守的晏殊自然功不可没,其为应天书院做了不少添砖加瓦的事,除了广罗人才,邀请范仲淹、王洙等担任教习以外,其上奏朝廷,为修缮扩展应天书院增拨专款,谏议朝廷免除地基税银等,为应天书院走向鼎盛倾心注力。
(三)
然而,应天书院存世时间不长,宋钦宗年间毁于战火。直至明代嘉靖年间,御史蔡瑷倡修再建,仍沿用旧名。随后,宰相张居正于万历七年(1579年),奏请拆除天下所有书院,应天书院未能逃过此劫。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知府陈锡格重修应天书院,短暂热闹后,又遭毁损。
其中的坎坷,谁也说不清,直到2007年书院重修,应天书院才再现眉宇。2024年,南通大学学者王树林反复揣研,写出了第一部《北宋应天书院志》。至此,应天书院的前世今生,浮出水面,杨悫励志弘学的功绩重归典籍。
汇鸿儒硕学,授经史子集。应天书院头顶朝廷匾额,在宋代时,便被归列中国四大书院之一。新修的应天书院规制不全,体量不大,南北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影壁、大门、崇文殿、讲堂等。
无古檐古脊,亦无古案古册,虽与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齐名,但论文隽之气,庭院之幽,新修的应天书院,显然难以与其他三座书院并肩齐驱。
既看不见古柏苍松诉说岁月的遥远,亦无曲径通幽的隐逸,几栋新修的建筑落在一片旷地上,显得格外的孤寂和落寞。不知大成殿里的孔圣人和弟子,面对此情此景,是否也心存忐忑。
(四)
从商丘古城出来,我仍将心思放在了应天书院的遐思中,沿南湖走行了一段,冬日的寒风吹冷了商丘古城的面颊,也孤寂了书院的背影。
三十多年后,范仲淹荣归故里时写下了《长白寒儒》诗:“长白一寒儒,登荣三纪馀。百花春满地,二麦雨随车。鼓吹前迎道,烟霞指旧庐。乡人莫相羡,教子读诗书。”衣锦还乡之际,寄语乡邻,不要以他的仕履为羡,而应秉持诗书传家的美德。
范仲淹三次被贬,不为功名所羁绊,却以“心忧天下”扬名于世,其在应天书院留下的精神内核,为后来的文人士大夫奠定了心忧天下的基石,其晚年留下的《遗表》一文中仍念念不忘劝谏宋仁宗:“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赏,而使之必当;精审号令,而期于必行,尊崇贤良,裁抑侥幸,制民于未乱,纳民于大中。”
岁月汤汤,一个又一个朝代绝尘而逝,晏殊走了,心忧天下的范仲淹走了,与他惺惺相惜的欧阳修也走了,那些发髻高盘、慷慨论道的士子都走了,宋人之后,很少还能听得到应天书院的朗朗读书声。
不过,书院的魂魄,从未消散。它活在《岳阳楼记》的朗朗吟咏中,活在“庆历新政”的抱负中,活在后世书生面对家国存亡时,挺身而出的担当中。
重修一座书院容易,难的是延续书院的气韵和精神。若能在这片新筑的庭院中,引一泓活水,植几株老树,藏几卷典籍,办几场雅集,让今人漫步其中时,能与千年前的那片月光悄然对上几句话,那么,这座新建的书院,或许更能打动未来的时光。
如今,南湖畔只剩下风声与遐想,冬日的风贴着湖面刮过来,干冷劲道,吹得岸边残芦“沙沙”作响。青山犹在,古迹难寻,愿应天书院书声不绝,魂兮归来,萦绕着商丘的山水,流淌在商丘人血脉中。
文 |骆志平(长沙市政协社会法制和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二级巡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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