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潜伏二十年的红色特工
1950年3月,重庆。一个穿中山装的中年男子告别老婆孩子,上了去香港的轮船。他叫徐会之,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总统府”中将参军,黄埔一期毕业,当过汉口特别市市长。
三个月后,他在台北被捕。一年后,台北马场町刑场响起枪声。蒋介石在他案卷上批了六个字:“应即枪决可也”。三十年后档案解密,人们才知道这个和贺衷寒、曾扩情、袁守谦几个人并称国民党政工系统四大干将的人,是1924年入党的中共秘密党员。他在敌人阵营里潜伏了二十七年,董必武后来评价他是“中共谍王”。
二、从黄冈少年到黄埔入党
徐会之,原名徐亨,1901年生在湖北黄冈团风镇。小时候念私塾,后来考进湖北甲种工业学校,又上了中法高等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那会,他在武汉跟着恽代英搞学生运动。1923年2月,他又参加了京汉铁路大罢工。
1924年3月,武汉的共产党负责人包惠僧推荐他去广州。那年他考进黄埔军校第一期,分在第一队。跟他同队的,有陈赓、胡宗南、杜聿明。入学刚三个月,有天夜里,董必武、陈潭秋介绍他入党。那年他23岁。
从黄埔毕业后,他在军校教导团当连党代表,跟着部队去打陈炯明。1925年12月,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成立,他担任第二军参谋。1926年3月,蒋介石搞中山舰事件,逼着第一军和黄埔军校里的共产党人都撤出去。组织上把徐会之派到北平、天津做地下工作。北伐战争爆发以后,他又奉命南下,担任第十五军党务科长,第二年升为第二师政治部主任。
三、抗战那几年的“政治干将”
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西安成立行营,徐会之任政训处处长。他的任务就是在几派军队里头周旋,要跟中央军打交道,还要稳住东北军和西北军,还得拉着他们和八路军一块儿抗日。
1937年抗战爆发,他调到保定行营担任政训处处长。8月,行营把师以上政训处长都叫来开会,他在会上说,眼下大敌当前,咱们得照着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话办,跟东北军、西北军和八路军团结起来一起抗日。
那几年他升得很快,1938年担任第五战区政治部副主任,1940年为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7月又调到重庆,担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中将厅长。他和贺衷寒、曾扩情、袁守谦几个人,那时候被叫成国民党政工系统四大干将。1943年,他还得了枚忠勤勋章。
四、当汉口市长,在市政府里搞潜伏
1945年8日本投降。9月1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发命令,让徐会之担任汉口市市长。他花了一个月把市政运转恢复起来,接收汪精卫那帮人的机构,查日本人干的坏事,救济难民。表面上他是国民党的模范市长,背地里他在市政府大楼里掩护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武汉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程维黄,就住在他家里。武汉城运工作部长曾惇,也老去他那儿。1947年,汉口改成特别市,他接着当市长。那年7月,国民党开六大,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那几年,他通过地下联络员往根据地送了不少医药物资。
1949年初,李宗仁担任代总统,3月2日任命徐会之为总统府参军处中将参军。他离开汉口的时候,解放军已经快进城了。
五、别人往后退,他往台北去
1949年12月,徐会之在重庆等来了解放。转过年来3月,组织上看他在国民党军队里待得久,认识人多,就派他去台北搞策反,收集情报。他没二话,收拾东西就走。
临走前,他妻子刘先知问他啥时候回来。他说,等胜利那天,咱俩就见面了。要是没见着,那就是我为了胜利把命交了。女儿刘莉那时候还不到四岁。
他先到香港,再转去台北。1949年底,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叛变,供出来一千多名地下党员。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女交通员朱枫,都先后被捕后就义。
徐会之的任务,是想办法说服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缉。彭孟缉是将介石的心腹,手里攥着全岛的治安大权。徐会之借着湖北老乡的名义,找他谈了几回。彭孟缉当面应付,转头就把这事报上去了。
六、被捕以后,一个字都不吐
1950年5月,高雄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人把徐会之逮捕。
这时候他面临一个难题:蔡孝乾叛变后,线索正一步步指向潜伏人员。如果什么都不做,更多的人会暴露。他想了一个办法——主动递交一份报告。
6月,他通过黄埔同学袁守谦,把一份材料交到保密局。外人看来,这就是投降了。当时台北报纸登了消息,说又有地下党自首。消息很快传回大陆,连他家里人也不知道真相。
徐会之在里面受了不少罪。特务什么手段都用上了,逼他说来台北的任务,问他还认识岛上的谁。但他一个字都不吐,始终没供出同志。他在牢里写过一首诗:昔日繁华一瞬,车水马龙三镇,秋心吹动故乡情。愁难咏、肠寸寸,千古伤心士国恨。
七、蒋介石批字:应即枪决可也
军事法庭刚开始判了徐会之十五年徒刑。判决书送到蒋介石那儿。1951年11月13日,蒋介石翻看案卷,拿红笔批了六个字:应即枪决可也。
他为啥下这么狠的手?徐会之是黄埔一期出来的,是将介石眼里的门生。在蒋介石看来,这种人反水,比杂牌军的人反水更让他难受。
1951年11月18日天亮前,台北马场町刑场。徐会之穿着那身旧中山装,让宪兵押到土坡前头。行刑前他跟人说了三件事,把他埋的时候脸朝北,他要看着汉口的方向。别扒他这身军装。让他哼一段洪湖水,浪打浪。
枪响的时候,他正小声哼着那首家乡的小调,眼睛往北看。那年他50岁。他牺牲以后,遗体让人随便埋在山里头。黄埔一期的老同学袁守谦拿出二十块银元,雇当地农民把他好好葬了。
八、等来三十五年的清白
徐会之牺牲以后,家里人不知道他埋在哪儿。妻子刘先知带着一儿一女,被人当成叛徒家属,走到哪里都遭白眼。女儿刘莉手里一直留着枚指北针,那是她父亲留下的唯一物件。这一等就是三十五年。
1985年,国家民政部反复查证,最后追认徐会之为革命烈士。1996年4月,他的骨灰从台北接回大陆,分开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和武汉九峰山革命烈士陵园。2011年,武汉市烈士纪念园九峰山园区给他立了铜像。2013年,北京西山无名烈士纪念广场修好了,徐会之的名字刻在英雄墙上。
他没什么豪言壮语,只有临刑前那段轻轻哼唱的洪湖水,浪打浪。他用一辈子证明了,真正的忠诚不在喊口号,在忍着不说。真正的勇敢不在冲在前头,在背着骂名还得扛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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