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新京报》记者采访了一位职业为主持人的全国人大代表，该代表提出：要改变现在屏幕默认字体多为西方设计的“等线黑体”现象，应把宋体字确认为国家屏显的默认字体。
这位代表称：“像黑体这类无衬线字体的设计源自西方，遵循的是西方的审美和文明标识”。
“而真正能代表中国原生书法传统和文化精髓的字体，如宋体或楷体，在调查中的认知度和使用率却较低，尤其在年轻人中。”
她告诉记者，“这个问题之所以几十年都没有被关注到，是因为它很隐蔽，但它对文化传承的侵蚀是渐进且深远的”。
其称：“汉字不仅是书写交流的工具，更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志，承载着丰富的审美内涵和教化功能。如果在数字时代，其地位和功能被源自西方的等线体主导甚至误导，将不利于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也不利于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与影响力”云云。
可以说，近现代以来，主要的电子设备多为西方国家所发明，所以，像屏显文字也最初多源于西方——比如，像这位代表所言，现在使用最为广泛、认知度最高的“等线黑体”。
字体及其显示技术，这本来主要是一个工具性的问题，当给其附加上了文化性，特别是文化的民族性之后，似乎就变成了政治性工具为主的问题了。
比如，这位代表竟然认为：“被源自西方的等线体主导甚至误导”的重大负面性，这就有点令人难以理解和信服了吧？
首先，这位代表认为，官方应确认本土性、原生性的“宋体”，作为屏显的默认字体，这本身就有一些问题存在。
一是从文化历史的维度看，“宋体”字本身，也并非完全“纯粹原生于中国书法”。
因为，宋体及其印刷造型的出现，是明朝时期，模仿当时的中国刻本，从而形成的一种字体。
可见，宋体自身也是雕版印刷技术与书法文化的融合演进产物，言其纯粹“原生”于中国书法并不妥。
其实，黑体虽然受到西方“无衬线体”技术的很大影响，但它同样也有着中国基因。
例如，早在民国时期，我们就结合楷体、魏碑开发出东方韵味的黑体——如“老宋黑”。
即使是现在的屏显黑体，不少也是融合了中国书法气韵的艺术特点，所以，我们也不能简单视其为纯粹的“西方审美”，并因其西方元素就予以排斥之——况且，西方审美本身，就一定都有原罪性而加以排斥吗？
二是从技术使用的适配性、适用性角度看，也会产生一些问题。
像宋体主要是为高精度印刷而设计，特别是在小字号屏幕上显示时，宋体视觉上容易模糊不清，正因为此，黑体才在数字时代里，成了显示的主流字体。
将字体的适用性扔于一边不管不顾，却只关心”其是西方还是东方设计“，将文化性——特别是其中隐含的政治性无限放大，这就有点过犹不及，甚至会弄巧成拙了吧？
再怎么着，西方发明的这种显示技术，也不过是在为汉字的显示而服务吧？技术服务于人类，咋就因为生于何方，便有了“原罪性”呢？
这难道不应是“西为中用、中西合璧”的文化交流、融合的完美体现吗？不也因此令西方的技术，更好地服务于汉字在当代的使用吗？
说句私人的感受，使用了这么多年的“等线体黑字”，我既未想到过它是来自西方技术，也没有任何影响我对汉字的感受，更没有因此对我产生文化与意识形态上的偏移或误导。
当技术性的东西，都开始在一些人眼中有了“西方原罪性”，若以此类推，扩大化认定的话，则现、当代汉语文化甚至都要寸步难行了。
且不谈广义的西方语言对于中国现当代汉字的影响了，只说源于日语（其中大多本是源于西方）的词汇，如果从汉语中抽掉，可以说，都会形成极大的汉语交流真空，这甚至是不可想象！
不妨看一个较为可信的统计数字：现代汉语源于日语的词汇，像陈力卫统计的5.6万个总词库中，日源词约为4032个，占比7.2%；而学界通行保守估计：汉语中有1000–3000个日常高频+学术字汇源于日语。
像我们常用的“哲学、抽象、服务、方针、手续、取缔、经济、革命、共和、封建、社会、科学、民主、物理、化学、干部、派出所、人气、物流……”等等，这些“日源词汇”，都已与我们密不可分，绝非可有可无了。
特别是按这位代表的思维模式与逻辑脉络——即西方设计似乎就有了“原罪性”，那么，近、现代绝大多数的科技发明创造，像手机、电脑、网络等等，我们是否也一样要嫌弃之？都要改为我们原创性、本源性的设计，才利于我们的文化传播与文化自信呢？
其实，这在本质上，绝不是什么文化自信，相反，这更像是一种“文化自卑”心理下的超级不自信了！
本来，中华文化也是各民族融合共生的产物，同样也在历史上与世界文化不断进行融合。像源自印度的佛教文化，对于中华文化的影响极大且至深。
难道，我们也要因此去拨乱反正，都要代之以所谓的“原生文化”不成？这样既不可能做到，也完全没必要，且反而会产生有害的影响。
当然，可以理解这位代表希望更多中华原生文化“霸屏”我们的生活之心情，让中华文化的精华更多为我们所用，这一点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总是将此与西方文化进行对比，甚至是有了一种“有我没你”的“你死我活”心态，这就有点太过走偏，过于将文化思想给意识形态化了吧？
一边说着“对中华文化无比自豪和自信”，另一方面却视西方文化皆如 “洪水猛兽”，这在内心深处，就根本不是真正的自信，反而像是一种“自怕”了。
如果我们真正无比自信于自身的文化与文明，难道不正应该敢与西方文化一起竞争：谁怕谁呢！
最佳的文化心态，还是着重于文化的发展进步上，即不仅要弘扬自身文化，也要同时海纳百川，吸取和融汇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所有世界文化与文明，而不是走向固步自封，更不要产生盲目排外思维。
比如，“自古有之”，或是“过往文化”，就一定都代表着先进性吗？显然非也——否则，何来文化领域的名言：“吸取精华，剔除糟粕”呢？
对于“西方文化”，同样也不必闻之变色、畏之如虎，我们不能从过去批判“西方的月亮都比中国圆”，现在变成鼓吹“中国的月亮都比西方圆”了。
关于中外文化，何不各美其美？那才是对中华文化最好的传播与弘扬。我们不必将一场关于“审美”与“技术”的讨论，总是变成一场充满“原罪”意味的文化内耗了。
而当正常的民族文化变成了极端的民粹文化，这才是一种过度的荒腔走板，才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文化不自信，反而成了当今更不利于中华文化传播、弘扬——特别是发展、进步的一股逆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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