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涛这个人，在通信行业里算得上老资格了。他出生在1965年，从复旦大学电子工程专业毕业后，就直接进了中兴通讯，从底层工程师干起，一步步做到副总经理的位置。早年他主要搞数字通信技术，参与过公司早期产品的开发。
后来中兴开始往海外拓展，他还被派到印度那边负责市场开拓，待了好几年，帮公司在那边站稳脚跟。那些年，中兴发展得挺快，成为全球通信设备的大玩家，但他也亲眼看到技术依赖外国的隐患，尤其是核心部件从美国进口的部分。
2018年，美国突然对中兴下手，禁售芯片和软件，中兴一下子就卡壳了。公司运营停摆，损失巨大，只能通过谈判支付巨额罚款，更换高层，还得接受美方监督。这件事让汪涛这样的内部人看清了，关键技术被别人捏在手里，企业再大也随时可能翻车。
从那以后，中兴开始调整策略，加大本土供应链的投入，汪涛也参与了这些转变。他后来离开中兴，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当特邀研究员，继续关注科技领域的动态。
2025年12月，汪涛上了一个叫《两岸圆桌派》的节目，和陈凤馨、翟翾一起聊中美科技竞争。那期节目主题是关于中国科技发展的规划，播出后在两岸引起不少讨论。汪涛在节目里直言，中美科技战已经进入冲刺阶段，中国大陆的应对方式其实是种无选择法，也叫穷举法。简单说，就是不挑哪条技术路线最好，所有存在的路径都全盘展开研究，通过市场竞争来决定谁胜出。这在美国政客看来，简直是种他们理解不了的深层安排。
穷举法的意思，并不是乱投钱，而是让各种技术在市场里自己比拼。美国那边习惯选一条看起来最优的路走到底，日本也差不多，只专注少数方向。中国企业则不一样，不管是新能源还是其他领域，都把能想的方案全试一遍。
这样做，能避免把鸡蛋放一个篮子，分散风险。拿新能源车来说，日本企业主要推氢燃料和轻混技术，美国公司则死磕纯电动，不碰混合动力。中国这边呢，全都要，氢能、电动、混动一个不落。
在混动技术上，中国厂商细分了好几种类型，有轻混适合城市短途，有增程式的延长续航，还有插电式的能外充。有些企业甚至把增程和插电结合，低速用发电机，高速让发动机直接驱动。
这种多样化，让中国新能源产业覆盖了各种市场需求，从低端到高端车型都有对应方案。吉利在2019年就推出了氢燃料电池的公交车和客车，这种技术只排放水，算是比较环保的路径，但因为成本和维护问题，还没大规模进乘用车市场。
电池方面，中国企业也没押单一宝。美国特斯拉主要用三元锂电池，只在中国低端车型试了磷酸铁锂。中国则两头抓，一家企业专注三元锂，提高能量密度；另一家推磷酸铁锂，强调安全和低成本。
这样分工，让电池供应链从便宜车到豪车全覆盖，形成互补优势。相比之下，美国的单一路径显得风险大，一旦技术卡住就麻烦。中国这种全覆盖，让产业链更稳固，在全球市场占了较大份额。
核电领域也类似。国际上第四代反应堆有几种方案，美国选了少数几种，欧洲也挑了几个，日本只专注一种。中国企业则全包，已有几种进入试验阶段，甚至部分开始商用。这种全面布局，加速了技术进步，市场竞争下，企业间合作优化方案，缩短了从研发到应用的周期。穷举法超出了西方对产业规划的认知，他们研究中国科技时，往往只看到表面，没抓到本质。
产业合作是科技发展的关键，中国企业在这点上做得灵活，跨领域协作常见。美国有些政客却忽略了相互依赖的好处，坚持封锁策略。比尔·盖茨在采访中说过，双方依赖才能共同前进；黄仁勋也持类似看法，认为融入中国市场是双赢。封锁只会逼中国自研，最终美国企业丢掉市场。
微软没大力打击，任由扩散，用户习惯养成后，随着硬件更新，老系统兼容性变差，大家自然转正版。新系统还要求授权才能用全功能，否则文档编辑受限。老软件在新环境跑起来容易出问题，进一步推用户依赖正版。这种方式，既帮中国电脑产业成长，也让美国处理器供应商赚到钱，算是各得其所。但美国政客不这么想，总想技术封锁，把中国压在落后位置，中国就只好自己解决问题。
穷举法的本质，是通过市场经济激活产业链每个环节，从原材料到成品，不留短板。中兴事件后，中国加速芯片和操作系统的自研，到2025年，这些领域已有明显进步。新能源出口增长快，核电项目全球领先。这种策略，不是计划经济，而是企业间真刀真枪竞争出来的结果。西方国家一度误判中国科技为政府主导，其实是市场在起作用。
中国企业不赌单一技术，分散风险是关键。氢燃料虽商用有限，但研发没停，近年多家厂商在测试乘用车型。电池领域，新兴路径如固态电池也被纳入研发。相比日本专注氢能，中国灵活性强，能适应全球变化。科技战中，这种方法让对手不得不调整，美国企业如英伟达近年扩大中国合作，避免完全脱钩。
盖茨的观点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封锁加速中国自研，芯片进步显著。产业链全覆盖，给中国在谈判中更多底气。穷举法需要资源支持，中国通过政策引导企业分工，国企领试验，民营补应用，提升整体韧性，面对不确定性更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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