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而知新，凉州文人必读文章：姜丹书《劳作与教育》|劳作与教育|国文|国民|姜丹书|诸葛亮|陶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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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作”成为一门课程，始于民国时期对于课程标准的修正。这一课程虽颇受教育家重视，但一是缺乏了解教育原理和教导技巧的师资，二是缺少家庭的支持和理解，始终没有真正发挥作用。1946年，时任中国纺织工学院国文教授兼主任秘书的姜丹书写下《劳作与教育》一文，向大众强调劳作的重要性。

在姜丹书看来，劳作的教育意义更重于技术意义。儿童天性中就有显示出对于劳作的喜爱，故而学校和家庭都应因势利导，将劳作作为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原理，使得儿童从小养成劳作习惯、培养工作兴趣。若是家庭和学校能实施一贯的、良好的劳作教育，便能促成平民化、平等化的国民之养成。在文章中，姜丹书列举陶渊明、诸葛亮等古贤大家，认为他们皆是“能文能武、能粗能细”的典型人物，由此说明，劳作与知识是相辅相成的。

本文选自《姜丹书艺术教育杂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

劳作与教育

文 | 姜丹书

“劳作”成为一种课程的名词，始于民国廿一、二年间修正课程标准上，以后颇为教育家所重视，甚至部章有“劳作不及格亦须留级”的规定。然而劳作师资，年来非常缺乏，真正了解教育原理而有教导技巧的师资，尤如凤毛麟角，此乃一般师资荒中最为严重的特别荒。不过此是另一问题，这里不加讨论。

有人以为劳作是授与技术的，此非完全中肯之说；须知它的教育意义，实重于技术意义。即以小学而论，儿童的天性，没有一个不欢喜劳、不欢喜作的；换句话说，就是个个欢喜动、欢喜搅（读若稿，杭州话），只要有得搅，不问搅些什么都好；且不论是官家之子或平民之子，城里人或乡下人，都是一样的。此根性亟须加以培养、发展，决不可抹杀、减退。《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吾人既有这个好天性，当然应该依着这个自然的道理，因势利导地来教育它、训练它，而所谓因势利导的方法，便是劳作课，此乃“劳作”所以成为一种“教育”的重要原理。

小学校内的劳作课，是养成劳动习惯的，不是授与各种技术的；中学校内的劳作课，固然要并重些技术，但也不是授与专门技术，仍应偏重在养成劳动习惯和工作兴趣的。说得明白些，注重在“医懒病”，“医虚骄病”，这些病如能在根本上医好，才可踏进“朴实”、“勤俭”、“节约”、“廉洁”、“坚贞”诸道德圈内。当此人欲横流、奢靡成俗之时，旧纨袴[绔]一变而为新滑头，头上膏沐，身上笔挺，衣上喷香，足上放光，伸手端碗，缩手放筷，此种人滔滔皆是，尤其有些新式太太们，脂粉而外，卷首血爪，手镯而外，脚镯如镣；他们固然不会劳动、不肯劳动，且欲瞧不起对方的劳动家，笑为“曲辫子”，鄙夷他人勤朴的美德，而自诩为漂亮，更将自己宝贝的小国民，装饰得如洋囡囡一般，娇惯得与贾宝玉无二，包车接送学校，汽车接送公园，有时还要带到红灯绿幕之下，吃吃珍羞，看看跳舞，从小便养成一般娇懒奢浮之习，使他养成不良的第二天性，真是不可救药！劳作教育对此病根，恰好痛下针砭，偏要教你的洋囡囡来扫地、抹桌、倒痰盂、拌烂泥，学做小木匠、小裁缝，还要到园场里去学种蔬菜花木，浇水浇粪，使你的洋囡囡和小徒弟、小牧童一样，正因如此如此，乃引起不明教育的家庭反对。小孩回来了，衣裳弄脏了，娘问：干吗去了？儿答：做劳作！于是乎劳作先生的耳朵，要远远的[地]发热了吧？其实小孩子自己，倒是一不怕劳，二不怕作，三不怕脏，四不自以为少爷小姐，来得价喜欢做劳作，这便可见劳动的根性。关于此点，希望家庭的见解，要与学校一致，方能养成平民化和平等化的国民。

我很相信，一个人如能从小到大受着家庭和学校一贯的、有系统的、良好的劳作教育，可能养成这样的“品型[行]”：如无现成饭吃，能自炊；衣裳破了，能自打布钉；脏了，能自洗；如被朋友看见做这些事，不自以为难为情；凳脚坏了，能自装；电灯坏了，能自修；出门防雨，能拿纸伞或破洋伞；半途遇雨，能赤脚；平日能种菜养鸡；临时能樵柴捉鱼；生活指数过于高了，同时生活费收入过于低了，不足以养廉了，也能做些小工艺品卖钱或自利用；……一旦做了官，处常当然清廉，处变不至失节，贫贱能自安，富贵不能淫。你若不信，请翻开历史来看：大政治家的舜，是农夫、渔夫、兼烧窑司务出身；伊尹是农夫出身；我们的姜太公，也是渔夫出身；后生小子的朱买臣，是樵夫出身；陶渊明、诸葛亮之流，也实行种过田；还有许多朴学大师，都能自做生活，自奉生活；他们都是脑筋复杂，生活简单，肚里有货色，面上无架子，换句话说，就是能文能武、能粗能细的典型人物，未做官或未发财时，并不天天想做官，夜夜想发财，既做官后，自然能拿出苦干的精神来，代公家做事，代老百姓做事，不像后世人尤其现代人这样处处摆架子、时时想捞钱！可见劳动与知识，非但不相背，而且互相成。所以，我希望贤明的家庭和一般人士，莫说劳作毫无价值，反而妨碍国文、英语、算术！

民国卅五年六月廿九日写于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