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套战术在移民议题上，可能会打开潘多拉魔盒。
到头来，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在巴登-符腾堡州，左翼党从7%跌到接近4%。对小党而言，这一结果出自一场“残酷的两极化”——杰姆·厄兹代米尔与曼努埃尔·哈格尔之间的对决挤压了其他空间。
即便党主席扬·范阿肯为选举专门上了好几门语言课，也没能改变左翼党的命运。此后，竞选不只用德语，也用阿拉伯语、希腊语或意大利语展开。
这套策略在这片以工业与生态并重著称的巴登-符腾堡州没有奏效，但它也许更像是在为即将到来的柏林选举放出的试探气球。
实用工具还是风险游戏？起初听起来像是进步，细看却是一场风险不小的博弈——操盘手显然借鉴了英国绿党或纽约民主党人的做法。毕竟在选举中，越来越“游刃有余”的一方，是能掌控选民那段愈发稀缺的注意力的人。
在移民社会里，用阿拉伯语或希腊语沟通，或许能制造出极化选战所需的那种“微妙差别”。因此，它与其说是范阿肯所称的“尊重的象征”，不如说是一种精巧的策略。
这套策略还让左翼党得以与右翼边缘拉开差距——左翼党在选票上也部分依赖这种差距。
原因在于：异质社会要运转，离不开一些前提，而这些前提往往只能由同质化的国家来保障。换句话说，在民族国家框架内推行多语竞选，付出的代价可能是自由国家本身。
研究多民族国家历史的人都清楚：在中东、高加索或巴尔干，多民族国家往往只能靠强势的“利维坦”维系。一旦威权统治结束，民族内战就会反复上演。
如果说宪法学者伯肯福德曾精准概括，自由国家本身就是一场“冒险”，那么自由的移民社会更是如此。它必须证明：在一个被驯服的“利维坦”之下，也能保障和平共处。
但伯肯福德也早已指出：自由国家首先依赖的，是它的社会。如果德国选择党用罗马尼亚语竞选、基民盟用意大利语竞选、左翼党用阿拉伯语竞选、社民党用土耳其语竞选、自民党用波斯语竞选，其分裂潜力将极其惊人。
这些语言选择背后暗示的“党派归属”，本身是过度简化的刻板印象，但多语竞选很容易把人推向这种并不体面的联想。
在这方面，美国堪称“先锋”：例如，一位土耳其裔美国人出任美国医疗保险与医疗补助服务中心负责人，却在亚美尼亚人聚居社区追查腐败问题。
日常生活中的多语并存，依然是自由移民社会的优势；但在竞选这种非常状态下，还是应当坚持使用德语。
至于合理的例外，厄兹代米尔与哈格尔已经证明过：施瓦本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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