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高额彩礼的问题已经成为一系列社会矛盾和网络舆情的重要诱因。这反过来对我国司法审判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尤其是在出生人口下降的大趋势下,塑造良好的婚育环境成为了必须重视的问题。

最高法院院长就在今年的两会报告中明确指出,“营造友好婚育环境,持续推动治理高额彩礼;严惩家庭暴力犯罪。”在短短数年里发布三批指导案例足以显示最高法在这一问题上的重视。不过笔者认为,在认定彩礼的目的这一核心问题上依旧有一些值得明确的地方,不仅高额彩礼不应该算作赠礼,一般彩礼同样也不应该算作赠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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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礼长期以来是我国婚嫁习俗的一部分,不过当下中国的彩礼问题却主要与改革开放后的城乡二元结构和人口失衡关系密切。人口结构失衡的最直接表现就是男女比例的失调,尤其是在上世纪末严格实行计划生育的时代,许多人出于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有意识地进行了性别筛选。这批人大致在2010年前后进入到了婚育高峰。这也是为何当时在网络上关于“三千万剩男”的说法非常流行的原因。

城乡二元结构或者说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则进一步在人口性别失衡的基础上产生了挤压效应。越来越多的女性利用城市化进程出现了向富裕地区跨区域转移的倾向。上海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也是为何在媒体舆论中“上海剩女”是一个高频词汇。

在富裕城市的另一头,则是由于人口流出性别失衡更加严重的农村地区,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在这一基础上,留在农村的适龄婚配女性享有了绝对的议价权。或者也可以用大家更熟悉的话来解释,农村婚恋在2010年左右就已经进入了高度偏好女方的卖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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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今日称之为高额彩礼的问题。农村家庭的男子为了讨到老婆,不得不支付远超自身家庭能够承受的溢价。父母被迫掏空了自己一生的积蓄甚至未来的可能收益投入到这场婚姻之中。不过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相当一部分人将这种扭曲视为重男轻女的应果报应。换言之,很多人是以喜闻乐见的方式,甚至是猎奇的方式来看待落后地区的彩礼问题。

这种俯瞰的视角更是随着进步主义在中国的全面传入而被推向了极致,Metoo运动就是最典型的表现。在相当一部分进步主义者的眼中,彩礼问题就是封建落后的结果,咎由自取和自食其果,是对他们重男轻女的正当惩罚。如果各位还有印象,2016年那篇已经被证明是虚构的上海女孩逃离江西的故事就是上述叙事大行其道的巅峰。

不过很快,很多人对这个问题就笑不出来了。原因也很简单,既然农村女性可以提高自己的议价权,那么认为自己更优秀的女性为何不能提出更高的溢价。这不仅反在彩礼上,也反映在对配偶日益挑剔的眼光上。在女性主义的加持下,问题更是转向对婚姻本身的否定和质疑。用当下流行的话说,我一个人活好好的,为什么要结婚。

这一转变产生的灾难性结果就是前述农村婚恋机制的彻底破产。如果在此之前,高额彩礼的对价是长期稳定的婚姻和拥有后代,那么现在高额彩礼连这一点都无法保证了。许多农村女性在享受高额彩礼的同时,又拒绝传统的婚恋观念,导致农村男性家庭出现人财两空的问题。这自然会之后的极端暴力事件和网络上的对抗埋下了伏笔。

正是从这个时候,我国各级法院系统在彩礼问题上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如果将彩礼认定为赠与,那么不仅无法达到定纷止争的效果,反而可能进一步激化双方的矛盾。所以最高法率先在房产问题上松口。考虑到房产动辄数十万数百万的现实,单纯按照一人一半的做法只会进一步削弱对我国司法系统的信心。所以我国司法系统在房产确权上日益转向了出资额作为主导的审判标准。

2011年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可以视为改革的起点,并最终在2024年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中完全明确。这一司法转向的直接结果就是女方要求房屋加名的矛盾基本退出了舆论争议的焦点。现在即便配偶要求加名,也不再能够像以前一样直接可以分得一半房屋。

彩礼问题实际上是房产问题的进一步衍生。既然房屋按照出资额作为审判标准,那么以结婚为目的的彩礼和车子是否也应该按照这种逻辑展开。显然,从最高法的指导案例来看,法院倾向于更加考虑彩礼的目的而不是单纯的形式赠与。说得更明白些,最高法实际上预设了彩礼对长期稳定婚姻状态的期许。

这也是我国公序良俗的普遍要求。所以当婚姻在极短时间破裂或者根本没有进入婚姻的情况下,彩礼的赠与基础已经不存在了。无论是大量的现金还是车子,如果是以此为目的,那么另一方有权进行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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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在现有的司法实践中,如何具体进行认定依旧是一个非常模糊的问题。至少各地法院在具体的审判标准上拥有巨大的出入,这使得部分人依旧拥有在婚恋中套利的可能性。这也是当下婚恋争论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

这实际上对我们的司法机构提出了更快的要求,至少不能像房屋问题一样在十几年的司法实践中才最终解决这一问题。毕竟在一个高度社交媒体的时代,舆论的发酵速度远非过去能够比拟的。

当前最高法的改革路径依旧存在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在现有的改革方向下,婚姻正在日益走向纯粹的经济契约。从长期看,这无疑将成为婚姻应然性被削弱的原因。大众也可能在这种倾向的影响下,产生另一种意义上的不婚心态,这才是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