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城里，近来是愈发地“活”了。我说的“活”，并非那草木抽芽、婴孩啼哭的活，乃是另一种“活”。这“活”气腾腾，腥膻扑鼻，且带着一种凛然的威风，教人见了，先要疑心自己是否还活在“民国”，或是竟错踏进了某本末曾写尽的《山海经》里。
我所住的巷口，便盘踞着这样一群“活物”。这究竟是怎样的生物呢？说鲁迅先生善用“笔刃”剖析社会积弊，我今番便也借这刃，来试着解剖一番。它们大抵是人的形状，却又仿佛超脱了人的律法。银行的石阶，宾馆的廊下，本是行人往来、车马流通的所在，如今却成了它们的“道场”。几块污渍斑斑的塑料布一铺，几筐腥气冲天的活物一摆，那地界便霎时改了姓。人行道是断然走不得了，须得侧身，吸气，从鱼鳞与污水间寻一条蚯蚓似的缝，委委屈屈地钻过去。那车行道，更成了它们的“产业带”，三轮车横着，铁皮桶竖着，来往的汽车只得如犯了错的猢狲，低声下气地鸣着笛，一寸一寸地挪。你若上前理论，那“活物”便瞪起眼来，声如破锣：“俺们这是搞活经济！增加人民群众的GDP！”这话说得极正气，极响亮，仿佛他们脚下流淌的不是脏水，而是金河；空气中弥漫的不是腥臭，乃是铜香。
最妙的时节是在盛夏。太阳白花花地照着，银行那光洁的玻璃门上，映出的不再是储户焦急的脸，而是一地狼藉的鱼肠与鳞片。杀鱼的汉子，赤了膊，汗油油地发亮，手起刀落，那鱼的肚肠便热腾腾地流了一地。苍蝇是早已得了讯息的，成群结队，嗡嗡营营，开起那盛大的筵席来。那气味，是极浓郁、极固执的，它不像寻常的臭，风一吹便散；它是有形的，是一堵无形的、油腻的铁幕，沉沉地罩住半条街，教那取钱的妇人掩了口鼻，教那旅店的外客蹙紧了眉头。这景象，大约便是他们所谓的“人间烟火”了罢！只是这烟火，熏得人眼涩，呛得人喉紧，仿佛一把生锈的锯子，在来回地拉扯着文明的体面。
于是便有人去寻那管事的“青天”。电话打到城管局，那头的声气倒是和缓的，像浸足了油的抹布：“哎呀，同志，理解一下。疫情过后，要复苏经济，市政府同意的。”这话如同一个万灵的符咒，轻轻一贴，便将所有的堵塞、所有的腥臭、所有的不便，都镀上了一层“合理”的金。我偏偏是个不识趣的，总要追问：“是市里哪位领导同意的？同意这群‘活物’把摊摆到小区喉咙眼上？同意这通车的血脉，变成他们自家的腌臜作坊？”那声音便含糊起来，支吾着，最后只剩电话线里嘶嘶的电流声，像蛇在溜走。这倒让我想起鲁迅先生所描绘的“无物之阵”了，你分明看见了一团糟，挥拳打去，却只碰到一团软绵绵、滑腻腻的雾，雾里还传来吃吃的笑声。
举报是断断续续的，像痨病病人的咳嗽，响了十几年。市政府是泥塑的菩萨，区政府是镀金的木偶，眼观鼻，鼻观心，任你香火（举报）烧得再旺，总是不见动静。有一回，大约是闹得实在不堪了，竟有警察来。那场面颇有些滑稽，仿佛上演一出排练好的折子戏。戴大盖帽的来了，“活物”们略略收了收摊，人带走了几个。看热闹的街坊刚舒了半口气，想着今夜或许能开窗睡个安稳觉，不料那口气还未舒完——不到十分钟，真的，街口的钟针还没挪动一个大格——那几个“活物”又大摇大摆地回来了，脸上带着一种凯旋似的、讥诮的笑。那笑仿佛在说：“看罢，法律？管束？那都是纸糊的灯笼，照别人或许亮，照我们，是连影儿也透不进来的。”这抓与放之间的迅捷与流畅，简直像一场默契的魔术。警察的威严，法律的刻度，在这十分钟里，被压缩成一片薄薄的、可笑的影子。于是乎，一切照旧。次日清晨，要开车上班的人，对着被三轮车、鱼桶堵得严严实实的停车场出口，只能望“车”兴叹。那汽车的喇叭声，一声比一声焦躁，一声比一声绝望，最终也融进了这市井的“活”气里，成了它又一味嘈杂的佐料。
我于是常感到一种莫大的荒诞。鲁迅先生论及讽刺，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眼前这景象，岂非正是“会有的实情”的极致演绎？一面是高楼广厦，是“文明城市”的牌匾在日光下熠熠生辉；一面是污水横流，是“法外之地”在街角生根发芽。那“搞活经济”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细看却只是将公共的道路，活活“搞”成了少数人的私产；将城市的体面，“活”生生地撕下来，垫在了腥臭的鱼摊之下。这其中的道理，精深得很，仿佛一种独特的“辩证法”：堵塞即是畅通，腥臭即是繁荣，无法无天便是奉旨行事。我辈愚钝，是万万参不透的。
我又想起鲁迅在《说胡须》里的法子，从胡子朝上朝下这等细微处，竟能严谨地推论出大的人心与国族问题来。眼前这事，亦可作如是观。从这摊贩的无法无天，城管“油滑”的推诿，警察儿戏般的执法，十余年举报的石沉大海，这一连串的“小事”里，照见的是一种怎样的“治理”的肌理？那肌理或许是早已“熟睡”了的，对民众日常的痛楚“呜呜咽咽”地笑着，只当是又一出可供“咀嚼鉴赏”的谈资。他们大约觉得，这不过是几条鱼、几摊水、几声抱怨罢了，何足道哉？然而，这每日每时的堵塞，这扑面而来的腐臭，这求告无门的愤懑，对于生活其间的人，便是切肤的牢笼，是无声的酷刑。它一点点地蛀空人们对“公序”的信仰，对“良治”的期待。它教会人们的，不是遵纪守法，而是看谁更蛮横，谁的后台更“硬”，谁更能将那“为民生”的经念歪。
夜阑人静时，那腥气似乎更浓了，从窗户的缝隙里一丝丝钻进来。我仿佛看见，那摊子已不单单是个摊子，它成了一个符号，一个图腾，供奉着一种奇特的“生存智慧”。而银行里灯火通明，数着冰冷的数字；宾馆里旅客安眠，做着遥远的梦。只有那被堵在自家车里的邻居，在黑暗中，点燃一支烟，烟头的红光明灭，像一声无声的、焦灼的叹息。
这“活物”究竟有多厉害呢？我现在大约是知道了。它们厉害在能将一条街，变成法理的“盲肠”；厉害在能将一句“搞活经济”，念成无往不利的咒语；厉害在能让一城的管理者，齐齐患上一种“选择性失明”与“功能性失语”的症候。它们便这样“活”着，威风凛凛地“活”着，仿佛要在这现代都市的芯子里，证明一种亘古的、蛮荒的“生命力”。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我知道，这“活气”若再不加以真正的、有力的疏导与规训，那么它滋养的，绝不会是什么经济的鲜花，而只能是更多愤懑的荆棘，与更深的社会溃疡。那时节，恐怕连“沉默呵，沉默呵”的资格，也要被这漫天的腥臭与蝇声所淹没了。
然而，夜正长，路也正长，我只好仿着先贤的调子，写下这些并无用处的文字，算作是对这“伟大”的“活”，献上一点微末的、不合时宜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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