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白山，雄踞于亚欧大陆东缘，地跨吉林省延边、白山、通化和黑龙江省牡丹江等地，核心区域面积约9.3万平方公里，是东北亚大陆的地理脊梁。
从山麓至峰顶，长白山塑造了从温带针阔混交林到高山苔原的完整生态谱系。同时，长白山也是东北亚地区重要的“水塔”，松花江、图们江与鸭绿江三大水系发源于此，共同滋润着广阔的黑土地。长白山不仅是东北的自然地标，更是历史上东北各族群长期交融共进的核心场域，见证了古代东北各族群汇聚融入中华大一统王朝的历程，成为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东陲基石。
森林与廊道：
长白山自然生态与交通网络
长白山拥有丰富的森林和水利资源。数千年来，肃慎、秽貊、夫余、挹娄、勿吉、高句丽、靺鞨、女真、满、汉等族群在此繁衍生息，形成了以渔猎、畜牧为特色的经济文化传统。如，肃慎和挹娄人擅长养猪、长于射猎；夫余和高句丽人“善养牲”，兼营渔猎。早在先秦时期，长白山地区就与中原有了交流往来，多部史书中记载了肃慎人千里迢迢向周王朝进献“楛矢石砮”的史实。至唐代渤海国时期，当地有“太白山之菟”“扶余之鹿”等名产及各类山珍，其中长白山人参是渤海国对唐朝贡和与日本进行贸易的重要物产。
辽金时期，关于长白山地区生女真聚居地区的物产记载更加详细。《契丹国志》云：“地饶山林，田宜麻谷，土产人参、蜜蜡、北珠、生金、细布、松实、白附子。禽有鹰、鹞、海东青之类，兽多牛、马、麋、鹿、野狗、白彘、青鼠、貂鼠。”
▲长白山天池湖水破冰重现。新华社记者 颜麟蕴 摄
明清时期，长白山仍是当地诸民族的衣食之源，狩猎与采参是主要经济活动。随着各族群杂居交融的进一步深入，这种生产方式在清代呈现出通力协作的特点。每年立秋前后是适宜采挖野山参的时机，采参人集体进山寻找野山参，当地称之为“放山”。
近代以来，“放山”团队成员既有满族，也有汉族、朝鲜族，大家数十天在山里同吃同住。这种集体劳作不仅体现了对长白山自然资源利用的共享传统，也反映出不同民族在生产生活中的协作互融关系。
放木排则是长白山地区一种从春秋战国时代就传承下来的古老行业。当地民众在鸭绿江上游的临江、长白等地采伐木材，用绳索编扎成木排，顺着鸭绿江放至下游的丹东等地。松花江、鸭绿江上的“放排”，将上游的木材与下游的各城镇、各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
长白山以肥沃的黑土地孕育了深厚的农耕传统。秦汉时期，挹娄、沃沮、夫余等族群已开始种收五谷。吉林省集安市高句丽遗址和墓室壁画上，出现了镰、锸、锄等铁制农具，其形制与中原地区使用的农具相同。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农业在古代东北经济结构中的比重逐步上升。唐代，渤海国从中原引进历法以指导农事，并推广铁制犁铧和畜耕，大大促进了农业发展。作物品种日益丰富，水稻、豆类以及各种果树在长白山地区广泛种植，故有“栅城之豉”“卢城之稻”“丸都之李”“乐游之梨”等名产。
辽金时期，长白山地区农业开发进入一个规模空前的阶段。元代在东北地区设辽阳行省，大规模推行屯田制度，屯田户涵盖汉、蒙古、女真等族群，屯田总面积超过3.5万顷（顷，古代土地面积单位，一顷等于100亩）。明代，长白山地区的建州女真受汉人的影响，“乐住种，善缉纺，饮食服用皆如华人”。清代以后，随着耕地面积持续扩大，新引种的水稻、玉米等由辽河中下游地区向北逐渐扩展。自康熙末年起，长白山地区出产的大米、小麦、大麦、豆类等开始向外运输。清末“闯关东”移民潮推动人口持续迁入，进一步推动了区域农耕经济的发展。在长期的共同生产与生活中，各民族交融共生，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依存格局。
▲这是2023年2月8日拍摄的蓝天白云下的长白山（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许畅 摄
历史上，长白山还以四通八达的天然廊道，不仅将东北边陲的各族群与中央王朝联系在一起，也成为中华文化向东北亚辐射的重要枢纽。
唐代，渤海国以上京龙泉府、中京显德府、东京龙原府、南京南海府和西京鸭渌府五京为核心，编织了一张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络。该网络主要包含以下6条主要交通干道：鸭渌—朝贡道、长岭—营州道、龙原—日本道、南海—新罗道、扶余—契丹道、黑水靺鞨道。其中，鸭渌道是渤海国都城与唐朝长安之间朝贡往来的要道，而龙原道和南海道则分别连接日本与新罗。通过这些路线，渤海国派遣留唐生至长安“识习古今制度”，系统学习中原政治制度、章服礼仪、儒学文化，还与周边地区开展贸易，成就了“海东盛国”的繁荣景象。同时，中华文化也经由这一网络传播至日本、朝鲜半岛等地，推动了以汉字为载体的文化圈在东北亚的形成与扩展。
大一统足迹：
历代王朝经略长白山
长白山地区的文明进程，始终与中央王朝的边疆经略同步，清晰呈现了东北边疆逐渐融入国家大一统的历史轨迹。
《山海经》记载：“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淮南子》载虞舜时代即“纳肃慎”；《国语》记载了孔子论楛矢的故事，指出“肃慎、燕、亳，吾北土也”，“武王克商，肃慎来服，向周朝贡‘楛矢石砮’”。可见西周时长白山地区已通过贡赐方式与中原建立了政治联系。战国时期，燕昭王置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辖境已至长白山南麓。
西汉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秽貊部落首领南闾率领28万部众归附，汉朝在长白山一带设置苍海郡。这是西汉王朝经略东北边疆的重要举措。之后，汉武帝又设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长白山地区正式被纳入中央王朝版图。东汉以幽州管理长白山南部地区。西晋置辽东郡，同时置护东夷校尉，管理夫余、高句丽、沃沮、挹娄等长白山地区各族群。
隋唐时期，中央王朝以营州都督府、平卢节度使作为管理东北的机构。唐总章元年（668年），唐高宗灭高句丽后，于其地置安东都护府，长白山南部地区在其辖境之内。武周圣历元年（698年），粟末靺鞨大祚荣建立震国，鼎盛时期其辖区范围涵盖长白山地区。开元元年（713年），唐玄宗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并加授忽汗州都督，遂以“渤海国”为号。开元十三年（725年），唐朝设黑水都督府，管辖黑龙江中下游靺鞨诸部，标志着中央王朝对东北边疆的统治。
▲位于黑龙江牡丹江市宁安市渤海镇内的兴隆寺千年石灯幢，是唐代渤海时期保存下来的唯一完整的大石雕。 来源：宁安市文广旅局
辽金时期，先后有契丹建立的辽朝与女真建立的金朝崛起于东北，这对于东北地区的民族融合与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唐末，契丹灭渤海国后，在其故地建立东丹国，地方建置沿袭渤海国时期的府州县地方制度，同时以属国、属部制度管理长白山地区的女真人。金代在金熙宗全面推行汉制改革后，在全国统一实行路制，置上京路以管辖长白山地区，路下为汉、渤海等人群的府州县制度与女真猛安谋克制度并行。在金朝统一的行政框架下，东北各民族之间的往来交融进一步推进。
元代，东北地区被纳入全国统一的行政区划，元世祖置辽阳行省，下辖八路，长白山属辽阳行省辖地。明朝于长白山地区的女真诸部设置大量卫所，并置奴儿干都司管理诸卫所。清朝将长白山地区视为“祖宗发祥之地”，通过修建柳条边实施封禁，同时以吉林将军镇守边陲，统治其下驻防八旗和州县民户。历代大一统王朝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设置相应的管理机构，管理东北边陲。
从“龙兴之地”到“皇清肇基”：
长白山被纳入王朝祭祀体系
长白山是一座历史悠久且被赋予深厚文化意涵的名山。自古以来，长白山作为东北地区的重要坐标，以不同名称见于史册。先秦时期《山海经》称“不咸山”，西汉称“单单大岭”，后汉至三国称“盖马大山”，北朝称“徙太山”，唐代称“太白山”，辽代始定名为“长白山”，并沿用至今。
历史上，长白山长期被视为神圣之境。“不咸山”在古语中意为“有神之山”。据《魏书·勿吉传》记载，勿吉人敬畏长白山，“国南有徒太山，魏言‘大白’，有虎豹罴狼害人，人不得山上溲污，行迳山者，皆以物盛。”《契丹国志》亦载，“长白山，在冷山东南千余里，盖白衣观音所居。其山禽兽皆白，人不敢入，恐秽其间，以致蛇虺之害。”
金代，世居白山黑水的女真人将长白山奉为“龙兴之地”。大定十二年（1172年），金世宗仿效中原王朝封禅泰山之礼，封长白山为“兴国灵应王”，并在长白山北地修建庙宇。大定十五年（1175年），定祭祀仪礼规格，“礼用三献，如祭岳镇”。至明昌四年（1193年），金章宗又加封长白山为“开天弘圣帝”。位于今吉林省安图二道白河镇的长白山神庙遗址，经考古确认为金朝皇家祭祀长白山的神庙。该庙整体布局与以中岳庙（嵩山）、西岳庙（华山）等宋金时期的皇家山岳祠庙极为相似，凸显了其高等级的建筑规格。
清初，国家祭祀“岳镇海渎”并不包含长白山。康熙十六年（1677年），清廷派遣大臣武默纳等首次勘查长白山，并以长白山为祖宗发祥之地，将其敕封为“长白山之神”，秩同五岳，实行春秋两祭，并在吉林市“小白山”设望祭神庙。至此，长白山被正式纳入“岳镇海渎”祭祀体系，享有与“五岳”同等的祭祀规格。金、清统治者通过中原式的“封禅”传统封祀长白山，不仅确立了王朝统治的正统性，更以国家仪典的形式将长白山永久铭刻于中华疆域与文化认同之中。
▲2018年，长白山区木把节这一传统民俗被正式列入吉林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该地区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号。 来源：中共白山市委宣传部
千百年来，各族儿女在长白山地区休戚与共、开拓进取，共同谱写了中华文明的东北篇章。这片山川不仅凝聚着自然的馈赠，更承载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记忆，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历程与认同根基。
（作者系吉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监制 | 肖静芳
统筹 | 安宁宁
编辑 | 周芳 海宁
制作 | 胡晓蝶
来源 | 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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