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燕眼中的黄浦江，是母亲河，也是父亲河|伦敦|母亲河|河流|陈丹燕|黄浦江畔

一条河流究竟如何塑造了一座城市的气质？一座城市又怎样反过来定义一条河流的意义？

作家陈丹燕花了二十余年的时间，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她将黄浦江放入全球河流的坐标系中比较：伦敦的泰晤士河、纽约的哈德逊河、汉堡的易北河、东京的江户川……她实地走访世界各地的港口城市与水岸空间，试图在比较中看清上海的面貌。

而《河流研究》，就是她的积淀之作。

这本书不只是一部关于黄浦江的地理志或历史书。从表面看，陈丹燕用摄像机般的文字记录了黄浦江两岸的变迁——从1865年的一公里水岸公园，到2010年的45公里公共空间贯通；从渔村水岸到世界级滨江城市。但更深层次地，她在书中探讨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从河流来看，一座移民城市的身世认同从何而来？

在采访中，她说黄浦江不仅是上海的母亲河，更是她的“父亲河”——没有哺育的恩，却给了她文化的根、认知的窗；她谈及非虚构写作，坚守着真人真事的底线，让文字有温度、有力量；她谈及上海的公共空间，字字句句皆是对城市的珍视，期待着河流边的公共地带，能滋养出更成熟的市民品格。她的书写，从来不是对上海的单向描摹，而是一场双向的奔赴——她在理解上海的过程中理解自己，在书写河流的过程中，被河流与城市温柔接纳。

“她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却比很多上海人更认真地观察上海。”有人这样评价她。

而陈丹燕自己说：“写书是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漫长过程。每件事情都有自己的时辰，时辰到了就会理解得多一点。”

这或许就是她这段人生经历最真实的写照——从一个对上海没有归属感的移民家庭的孩子，到一个用精准写实的文字记录城市变迁的作家；从书写上海的风花雪月，到深入一条河流的肌理与灵魂。陈丹燕完成了一个异乡人到原乡人的蜕变，也让我们通过她的文字，得以重新理解这条河流、这座城市，以及我们与它们的关系。

正如她所言，河流不是只有奔腾的一面，它也有沉浊的时候，也有静止凝望的时刻。关键是你要接得住它的全部，然后与之相处。而写作，大概就是那条让我们与世界产生连接的河流吧。

摄影：陈丹燕

从漂泊到归乡

寻找一份身份认同

上观新闻：您生在北京，年幼随父母来到上海，却曾坦言很长时间里都没有“自己是上海人”的实感，甚至觉得自己是这座城市的“外来者”，这种身份的困惑，在成长过程中以怎样的方式影响着您？

陈丹燕：我四岁跟随父母从北京搬到上海。我父亲是延安抗大的学生，母亲是从伪满洲国富裕家庭走出来的女学生。这样的家庭背景，使得我们对上海始终保持着一种距离感。我小时候朋友不多，对上海的市井生活是有些“隔膜”的。

回想我在上海的生活，总有种浮在水面上的感觉——我对它是熟悉的，却又是陌生的。那时候我并不认同自己是上海人，也不太知道上海人是什么样。我所熟悉的只是家附近的几条街道和街坊四邻而已，那时的我没想过这个城市也会对一个移民家庭的孩子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

上观新闻：您的上海书写，始于1998年的《上海的风花雪月》，而您曾提到1992年的欧洲之旅是重要的转折点，那次旅行中，究竟是怎样的经历，让您从对上海的“隔膜”，转向对这座城市产生真正的兴趣与探究欲？

陈丹燕：1992年，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德国青少年图书馆。这是我第一次去欧洲，没想到却在欧洲邂逅了我在上海的童年，并且第一次感受到上海在我身体里的印记。在德法边境的一座小城，我发现了小时候在上海吃过的一种用杏仁粉做的小点心。随着我的成长，它已经逐渐在上海消失了。我去问老板，对方说这是欧洲传统的点心。另外，我在小城的街道上看到一个小姑娘在玩跳房子，记忆一下被拉回到小时候上海的弄堂里——每个格子里都有一个词，最后顶端半圆里写的是“自由”。一打听，这个小姑娘的跳房子里写的也是“自由”，和我小时候在上海玩的一模一样。就是这两件事让我在欧洲“重遇”了自己，我意识到，作为我成长的城市，上海对我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居住了三十多年以后，我对上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感情，或者说，我这才发现它在我精神深处的意义。

上观新闻：从最初的身份困惑，到主动开始书写上海，您曾说这份书写的原初动力是为了寻求身份认同，而如今的您，是否终于找到了那份关于“我是上海人”的笃定答案？

陈丹燕：是的，那时我就想，上海到底是一座怎样的城市？上海的历史面貌是什么？上海人的性格特质又如何？带着这些疑问，我从1998年开始书写上海，第一本书就是《上海的风花雪月》。近三十年过去了，我现在终于可以不再有移民家庭的犹豫。上海是我的家，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我用写作和行走，一步步确认的事实。

我从一个移民家庭的孩子，慢慢变成作家，可以为自己在这里的身份认同工作几十年，我相信这个过程和角度会对别人有帮助。如果只是为了自己，没有必要写出来，但我写作的目的是想帮助和我一样有困惑的，或者站在同一立场上的人。

《河流研究》

与黄浦江的漫长对话

上观新闻：《河流研究》耗费了您二十余年的时间，这是一个漫长的书写过程，最初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将书写的焦点从上海的人文风物，聚焦到黄浦江这条具体的河流上？

陈丹燕：最早的契机是在写上海早期公园史的时候，有一年我随上海市人大代表视察在建的黄浦江45公里公共空间，那时我忽然意识到，黄浦公园只是江河沿岸的一小部分，而整个江岸的变迁，正是一部活生生的、正在展开的城市史。我们这座城市，从1865年的一公里水岸公园到2010年的45公里水岸公共空间贯通整修，就这样在我面前展开了。想要写一本关于黄浦江的书，大概就是从那时起意。

此后多年，我几乎每年都随上海市人大代表、规划部门工作人员与学者走访江岸，参与立法建议的讨论。那些逐年积累的调研笔记与反复修改的建议稿，也成为《河流研究》一书的基础。所以这本书不是我坐在家里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用双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走到江边的每一次，看到江岸的每一点变化，都让我觉得这份书写是有意义的。

上观新闻：您不仅走过故乡河畔，也远行至更广阔的世界——您走访了伦敦泰晤士河、纽约哈德逊河、汉堡易北河等诸多世界河流与港口城市，是为了在比较中凸显黄浦江的独特性，还是想从更广阔的视角，探寻河流与城市的普遍共生规律？

陈丹燕：为了理解上海水岸更新的独特路径，我将黄浦江放进更广阔的视野中。在汉堡的时候，汉堡港的一个博物馆研究员说的话让我印象特别深。他说：“你们的黄浦江肯定会比我们的河好，因为你们的是一条流动的河流，连接到你们国家的内陆。我们汉堡是被河流围起来的，河流没有办法上溯，便无法跟祖国连接得那么紧密。”其实比较的目的，既是为了找到普遍的规律，更重要的是为了看清黄浦江的独特性——它的流动、它与中国内陆的紧密联结，这是很多世界河流不具备的，也是上海能成为世界级港口城市的关键之一。

上观新闻：您如何从黄浦江看到上海开放包容的城市性格，又如何理解黄浦江作为城市记忆载体的意义？

陈丹燕：举例来说，伦敦和上海都是大港，发展的轨迹类似，多元又包容，所以，这两地的人对陌生的东西没有那么排斥。我曾去过国外一些文化面貌比较单一的城市，那里有些人会排斥外来的人，其实他是有些害怕，因为你是外来者，他搞不清楚你是什么样的人。但在上海，我们不怕陌生人，因为人人都是陌生人，伦敦也是这样。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伍江说过一句话：“黄浦江如同一条连续不断的胶片，忠实记载着上海城市发展的全部记忆。”我觉得这是对这条河流最准确的描述。黄浦江的流动，带来了人口的汇聚、文化的交融，造就了上海的开放与多元；而它与内陆的联结，让上海有了坚实的后盾，成为中国与世界连接的窗口。可以说，黄浦江的性格，塑造了上海的性格。

上观新闻：您在书中将黄浦江比喻成一个“人”，所以对黄浦江拟人化的解读，是您在多年观察中慢慢形成的吗？藏着您对黄浦江怎样的情感与认知？

陈丹燕：我确实没有把黄浦江当成一条河，而是把它当成一个人。上海对我来讲也是一个人，而并不是一座城市。我慢慢接纳它的矛盾，这是我深切的体会。曹景行曾经问我：“人们都说黄浦江是母亲河，凭什么叫它母亲河，为什么不叫它父亲河？”我想，确实如此，我们一直觉得它是哺育你的河流，所以叫母亲河。上海正是因这条河而生，依这条河而建，就像妈妈生了孩子一样，但这个对应的是一座城市和这条河的关系，并不是你这个人和这条河的关系。对于我来说，黄浦江更像是一条“父亲河”——它虽然没有哺育我，但它给了我文化、给了我经验、给了我教育，这些我父亲给我的，它都给了我。我在黄浦江的岸边，在它的故事里，找到了文化的根，找到了对上海的认同，这份给予，也像父亲一样，深沉而有力量。

摄影：陈丹燕

摄像机与显微镜

在真实与书写间寻找平衡

上观新闻：正如您所言，这本书是用双脚丈量、以身心体察而成。这般沉浸式的田野调查，与人类学家的工作方法颇为类似。为何选择这种身体力行、贴近大地的写作方式？

陈丹燕：像历史学家一样做研究，像记者一样追求真相，然后像一个小说家那样去描绘——这是我想达到的状态。非虚构的范围很宽，纪实文学、报告文学都是，但我所走的路是较为少见的，带着些散文性质，通过对生活的观察游历，记录下厚实的内容。我大学的时候就喜欢田野调查的方式，那时候没有这个词，我认为就是在采访。在我看来，调查跟采访没有多大的不同，可能就是一些运用边界不同。

我不喜欢过多地把真的人和真的事锤炼成假的人物和假的事物。那是一种创作方式，但我不是很喜欢。我喜欢它跟现实生活的连接，喜欢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那个“灰色地带”。我觉得真实的生活，比虚构的故事更有力量。扎根真实的写作，能让文字有温度、有根基，能让读者感受到背后的人和事，感受到时代的印记。我很享受田野调查的过程，它就是与真实对话的过程，这种对话，让我的书写不至于空洞，也让我能更深入地理解我所写的城市和河流。

上观新闻：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灰色地带”，具体是指在坚守真人真事原型的基础上，进行文学性的描摹与表达吗？

陈丹燕：我所写的内容，每一个文学人物，都有原型。我可能会在这个原型的基础上去建造一个房子，所有的原材料都是存在的，不是虚拟的。这其实给了我很多制约，你不能随意更改事实，要贴近事实，需要对所有的资料进行甄别。我非常喜欢甄别的过程，它是深入了解一段历史、一个人物的过程。我知道有些作家觉得这个过程太辛苦了，便直接通过想象，塑造一个新的人物好了。但我觉得我不具备这种能力，把他变成一个新的人物，这并不让我幸福。我觉得有某些地方会失控，让他变得更像一个假人，我不想把真人变成假人。我的表达是为了让真实的故事更动人，而不是为了篡改真实，这就是我把握的分寸。

上观新闻：在《河流研究》中，您书写了很多普通人的个人记忆，您也说“个人记忆共同组成城市记忆”，而上海作为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个人记忆更是多元而复杂的，想知道您在选择这些个人记忆时，有怎样的标准？

陈丹燕：我不喜欢用一种说法来界定所有的人，这么大的一个城市，每个人背后都带着自己不同的历史，凭什么你的想法可以代表别人？它只能代表你自己。但所有的自己加在一起，就组成了城市记忆。上海就是这样，人们都从四面八方汇聚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这里。

摄影：陈丹燕

我书里选的只是我在有限的接触范围内觉得有意思的，肯定还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记忆，但我没碰到，那也就没法呈现。我只想呈现，不想代表。选择的标准，就是这些记忆是否能折射出黄浦江与上海的关系，是否能反映出不同人群在上海的生活与感受。每一个思考这座城市之于自身意味着什么的人，都是一个新的支点，这些支点汇聚起来，就呈现了最真实、最完整的上海记忆。

黄浦江畔

公共空间的文明与成长

上观新闻：您在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期间，对黄浦江畔的公共空间建设投注了大量的精力，多次参与调研、提出立法建议，为何公共空间的建设，会让您如此关注？

陈丹燕：我长期书写上海，也走遍世界一些重要的滨水城市，深知公共空间可以被称为一座城市文明的标尺。然而，历史上很长时间里，黄浦江的江岸是封闭的、属于少数人的；而45公里岸线贯通，是上海把河流还给全体市民，是划时代的进步。

我关注它，首先是因为公共权利，好的空间应该让普通人能自由行走、休憩、放松身心。其次是城市记忆，滨江承载着上海的工业史、航运史，公共空间要留住这些文脉，让历史被看见、被尊重。更重要的是，公共空间是市民的课堂。人们在这里遵守规则、彼此相处，这是城市精神成长的过程。黄浦江畔的公共空间，不仅是市民的休闲场所，更是城市的“客厅”，它让黄浦江从“工业之河”变成了“生活之河”，让更多人能亲近河流、感受城市。

上观新闻：上海公共空间发展，是否也书写着城市生活的演进史？

陈丹燕：公共空间的生长，悄悄塑造着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也让人们慢慢学会如何成为现代城市里的一员。当河流与城市更新、城市现代化相融共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在不知不觉中走向更成熟、更文明的城市生活。

现代城市的公共素养，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日复一日的公共生活里慢慢养成。人们在公共空间中学习边界与尊重，理解公共秩序与个人自由的平衡，也逐渐懂得在公共场合如何行使权利、承担责任。

翻阅1926—1927年《北华捷报》关于上海公园开放的讨论，争议的核心始终围绕一个问题：华人是否能平等享有公共空间，是否能被视作城市的共同主人。纳税人理应拥有公共生活的权利，同时也需要共同维护公共规则。

从百年前公园开放的讨论与争取，到如今黄浦江畔贯通开放的公共岸线，上海公共空间的拓展与完善，始终与市民公共精神的成长相伴而行。人们在这里学会彼此尊重、遵守秩序、爱护共同的家园，也慢慢懂得：城市属于每一个人，也需要每一个人用心守护。

上观新闻：从城市公共空间的成长，再到您笔下的江河与城市，您觉得这一切最终指向的，是一座城市怎样的未来？

陈丹燕：在我看来，河流从来都是一座城市温柔也深刻的部分。写《河流研究》时，我最终落笔的，始终是河流如何见证文明的开阔与包容，见证一座城市如何走向更开放、更从容的模样。黄浦江的岸线，就像一页缓缓展开的城市文本。我们用心守护它开放共享的底色，呵护它自然本真的模样，也以尊重延续它的城市记忆。这不仅是空间的更新，更是《河流研究》里那份心意在现实里的真切落地。这条江，终将成为上海留给未来的一份珍贵礼物，也为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写下沉静而动人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