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内乱”结束后，《光明日报》刊载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学术文章，推动了中国新时期“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是苏双碧发表于1978年11月15日的《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该文以敢闯禁区的大无畏精神，批判矛头直指标志着“运动”发端的“源头”，登高鼓呼平反一切冤假错案。今天帝哥就来说说这段故事。
苏双碧，福建南安人，1961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历史学会任秘书。北京历史学会的会长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直接领导苏双碧的日常工作。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下，苏双碧继承了吴晗求真求实的治学精神和正直刚强的品格。
1966年“运动”爆发后，苏双碧因为与吴晗关系密切，被打成了“反党急先锋”，在“运动”中吃尽了苦头。后来苏双碧上书毛泽东申冤，才获得平反。
1977年初夏，供职于《光明日报》的苏双碧到安徽芜湖开会。当时“四人帮”已垮台几个月了，知识界人士对吴晗的平反问题极为关注。几位大学教师不约而同地来到苏双碧的住处，向他打听中央对吴晗问题处理的动向。但当时由于“两个凡是”的影响，中央对“运动”的评价并未松动。苏双碧无法回答来访者提出的问题。
同年秋天，苏双碧到兰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许多学者在会上慷慨陈词，为吴晗平反大声疾呼，他们认为《海瑞罢官》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最大的冤案，这个禁区为什么不能冲破？
学者们的呼吁又一次激起苏双碧的冲动，他找到与会的历史学家黎澍说：“如果组织撰写一篇文章，以替《海瑞罢官》平反为题，从政治上狠批姚文元，是否可行？是否于吴晗平反一事有补？”
黎澍认为只要先避开对“运动”的批判，写的文章矛头直指姚文元和“四人帮”，不会犯政治上的大忌，便肯定地回答说：“批姚文元总可以吧？”
苏双碧认为黎澍的话很有道理，他决定写一篇为《海瑞罢官》平反的文章，虽然此事要冒很大的风险，但苏双碧认为自己至少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他年轻，又是报社的一名普通编辑，即使文章有点偏差，上面也不至于太计较；二是他曾和吴晗一起工作过，又曾参加过邓拓、范瑾为组长的写作组，对当时批判《海瑞罢官》的内情多少也了解一些。
然而，这件事毕竟太重大了，按照组织原则，苏双碧必须向报社领导汇报自己的想法，并征得领导同意，才能着手撰写文章。
1978年11月上旬的一天，苏双碧向《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汇报，说自己要写一篇从政治上狠批姚文元并替《海瑞罢官》平反、为吴晗平反作舆论准备的文章。
杨西光非常支持苏双碧的想法，他态度坚决地说：“批姚文元总可以吧！再说吴晗平反，依我看也只是个时间问题。”
有了报社领导作坚强的后盾，苏双碧一直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从构思、查资料到写成文章，他只用了两天多的时间。
1978年11月15日，苏双碧撰写的文章《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光明日报》第三版整版刊出。针对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问题实质，文章重点批判了姚文元是“实行法西斯思想独裁的反动‘信号’”。文章尖锐地指出，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出笼，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大阴谋，是对知识分子的一次大浩劫。从此以后，无数的知识分子被“四人帮”的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打入十八层地狱，几千年来祖国的传统文化被一笔勾销，人们的思想被禁锢、舆论被钳制，偌大的中国只有“四人帮”的“全面专政”。
文章最后疾呼平反一切冤假错案，指出：“冤狱就是这些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制造的，今天我们就是要平冤狱，包括姚文元造成的以批《海瑞罢官》为中心的文字狱，都必须一个一个地清算，一个一个地平反。冤狱不平反就不足以平民愤，冤案不昭雪就不足以快人心。”
《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文章发表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时广播了这篇文章的摘要，把批判姚文元的消息传遍五洲四海。国内部分地区就《海瑞罢官》和吴晗平反问题，召开了各界知名人士座谈会。会上，专家学者群情激愤，深入揭露“四人帮”大搞文字狱、迫害吴晗及大批知识分子的滔天罪行。
世界各大通讯社也纷纷播发刊登了这篇文章的消息和评论。11月16日，美国《纽约时报》一篇专稿认为，这篇文章是中国迄今为止“最惊人之举”；17日，日本《朝日新闻》评论认为，这篇文章批判了中国“运动”的“起源”；18日，《日本经济新闻》认为这是一篇“冲击性很强的文章”。
当然也有一些海外媒体借这篇文章的发表，散布了种种“非毛化”的言论，对中国政局造谣诽谤，于是有人开始对这篇文章进行无端的指谪；有的人抓住文章提出“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出笼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大阴谋”这句话大做文章；就连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也开始抱怨《光明日报》发表这么重大题材的文章，事先也不打一个招呼。北京多家报纸已拼好转载此文的版面，也被迫拆下。
面对巨大的压力，杨西光鼓励苏双碧说：“有分歧，在所难免；有压力，但不要紧。吴晗最终总是要平反的。我相信，文章的观点大部分人是会赞成的。姚文元他们就是在搞政治阴谋嘛！”
苏双碧的文章发表一个月后，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会议提出解决历史问题必须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要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1979年7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北京市委为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冤案彻底平反，终于还给历史一个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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