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改制的总设计师冯太后（下）：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冯太后|北魏孝文帝|拓跋|文成文明皇后|李冲

衣赐履按：上一回，我们讲了北魏官员终于开始领工资了，但这笔钱谁出？当然是老百姓出嘛。咋出？收税嘛。

于是，加税——在户调中特别增加三匹帛、二斛九斗谷米，作为官员的俸禄。不管是帛还是米，都是从地里长出来的，那么，厘清田亩、分配土地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通鉴》载，北魏建国以来，很多老百姓都荫附于豪强之家，这些人被称为“荫户”，又称稳户，他们受豪强的庇护，不用为官府服役，但他们向豪强交纳的租税，要比官府征收的高出一倍。

给事中李安世上书说：

遇到灾荒年月，老百姓四处逃散，土地多被豪强霸占。即使无法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朝廷也应当重新调配土地，务使人有其田、地无荒亩（宜更均量，使力业相称）。另外，对有争执的土地，应该限定日期裁断。时间久远难以明断的，一律归现在的主人，以杜绝欺诈诬妄之事。

孝文帝拓跋宏认为李安世说得对啊，开始讨论均田方案。

公元485年，十月十三日，拓跋宏下诏，说：

朕继承大位已经十五年了。每览先王之典，总是感叹政通人和，储备丰足，百姓安定；但到了末世，则政治衰败，纲纪废弛。富强者兼并山泽，贫弱者身无立锥，致使土地不能充分利用，百姓没有余财，有人为争夺土地而丧命，有人则因饥馑失去家业。在这种情况下而想实现天下太平、百姓丰足，怎么可能？今派使者巡行州郡，与牧守一道重新调整分配（均给）天下之田，生者授田，死后收回，劝导农桑，实现百姓富足。

衣赐履说：均田制就此展开，大家要注意，“均田”，并非平均分配土地，而是指根据一定的标准，调整分配土地。

另，为了这次土地改革，孝文帝派出了一群均田使，直插地方，监督州郡一把手们认真落实。

具体办法为：

十五岁以上的男子，每人分露田四十亩，女子每人二十亩（简单讲，露田就是不栽树的田，与下文的桑田相对），家中的奴仆婢女，也按此标准执行。家中有耕牛的，每头可得三十亩，但最多不得超过四头。所分之地，如果是隔年耕的，面积翻倍；如果是三年一耕的，则为三倍。老百姓到了年龄即分田，年纪太大或者去世之后，所分露田归还公家。奴仆、婢女和耕牛所分之田，则根据其数量增减变动，确定分田还是还田。

初次受田的，男子一人另分桑田二十亩，除种粮外，必须种五十棵桑树、五棵枣树、三棵榆树。不适宜种桑的地区，每名男子只分一亩，按规定种植榆树和枣树。奴仆也按此标准授田。限定三年必须种完，没种完的，官府收回未种之地。在桑田中种其他果树或者多种桑树、榆树的，官府不加禁止。桑田作为家中产业，死后不必归还。以男丁口数核定额度（恒从见口），桑田超过定额的，不再授田也不用归还；不足定额的，按规定授田补足。桑田超出定额的部分可以卖出，不足的要将缺额买足。但不准卖掉自己的法定份额，也不准买入超过定额的桑田。应还之田，不得种桑树、榆树、枣树及其他果树，种了的依法处置，该地列入需还之田。

授田还田，一律定在正月。

衣赐履说：具体条款，还有很多，咱也不搞土改，不再多列，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研究《魏书·食货志》。

好，分田的规矩定下来了，下一步就要确定分给谁。

当然是分给老百姓啊。

然而，哪些人是老百姓？哪些人算全丁，哪些人算半丁？哪些人是良人，哪些人是奴婢？老百姓一共多少户？一户有多少口人？土地够不够分的？……等等等等，我们发现，一场大规模人口普查在所难免。

于是，三长制呼之欲出。

《魏书·食货志》载，北魏建国以来，很多老百姓都荫附于豪强之家，这些人被称为“荫户”，又称稳户，他们受豪强的庇护，不用为官府服役，但他们向豪强交纳的租税，要比官府征收的高出一倍。给事中李冲上言，建议设立三长制。

衣赐履说：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段话，刚才已经讲过了，怎么又讲一遍？实际上，这段话见于《魏书·食货志》，是李冲建议设立三长制的缘由，却被司马光大爷拿去烘托均田制去了。

北魏没有地方基层行政组织，通常靠大族宗主督护地方事务。很多老百姓隐瞒或假冒别人，投身于大族门下，因此，经常出现三五十家人共为一户的情况。

衣赐履说：早在商鞅时代，我国就建立了什伍户籍制度，用以管理最基层的老百姓，是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制度和抓手。秦汉以降，这个制度或有微调，但一直都在。而到了北魏，经过几百年的战乱，这套组织体系早已被打碎，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具有民间自保性质的联合体，比如，坞堡、壁垒、宗族、豪强等，随着北魏内部趋于稳定，坞堡、壁垒这样的军事化特点显著的组织，大多被消灭，但宗族、豪强则逐渐成为基层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类人物往往被称为宗主，于是，由宗主督护地方基层事务的制度自然形成。宗主并非由政府任命，他们的家族利益与政府利益存在先天矛盾，他们家族强盛，对政府指令有一定对抗能力，政府当然不能听凭他们督护地方事务，拓跋宏必须将他们纳入中央集权的体系之内——这片土地上的一切，都是朕的，包括你们这帮宗主在内。

公元486年，二月，内秘书令李冲上书说：

应该按照古代的方法，每五家设立一个邻长，每五邻设立一个里长，每五里设立一名党长，选乡人中既强干（有能力）又谨慎（听招呼）的人担任。邻长家免除一个人的兵役，里长家免除二个人的兵役，党长家免除三个人的兵役。三年之内，没有过失的，则加升一级（应指邻长升任里长，里长升任党长，党长则可能进入帝国的官僚体系谋个差事）。同时，对老百姓征收的民调，一夫一妇征收一匹帛，二斛谷米。八十岁以上的老百姓，可以免除一个儿子的兵役。孤儿、孤寡老人、残疾人及久病不愈者、贫穷无法养活自己的人，由邻长、里长和党长负责供养。

李冲呈上奏书，冯太后甚为满意，下诏让百官讨论。

衣赐履说：三长制一眼瞄过去，就是什伍户籍制度的变种。

另，此处需要注意，伴随着三长制，推行了新税制。以前称“户调”，现在称“民调”，不只是改了一个字而已，实际的征收方法和对象，已经发生了挺大的变化。

又另，之前我们讲过，李冲在史书中扮演的角色是冯太后的姘头，他上此书，自然是冯太后的意思，冯太后“甚为满意”，即是说，这个事儿必须办。

果然，讨论会刚一开始，就炸了锅了。

以中书令郑羲、秘书令高祐为代表的一大帮朝臣强烈反对：

李冲请求实行三长制，企图用同一套制度治理天下（乃欲混天下一法）。听起来挺有道理，但落实起来实在太难。

郑羲又说，不信我的话，那就试试看；失败之后，可别说我没提醒过。

衣赐履说：三长制的推行，表面上看，只是任命了几个基层干部，实际上则是把中央政府的手插入了基层，这是北魏加强中央集权的一个大动作，把帝国治下的所有人都纳入了管辖，说白了，就是政府要从豪门宗族的碗里抢肉。郑羲、高祐等都是汉人大族出身，他们反对，一方面可能认为推行三长制确会遭遇强大的阻力，另一方面则可能，他们的家族就是阻力的一部分。

太尉拓跋丕说，我认为，这种办法如果实行，于公于私都有好处。

衣赐履说：拓跋丕既是宗室，又是朝廷之望，深受冯太后和孝文帝亲重。

群臣大都表示，现在正是征收赋税的时候，各种事务本就辛劳繁杂，此时校正户籍，老百姓一定会心生怨恨；还是等过了秋季，到冬闲时节，再派官员到各地推行。

李冲反对说：

老百姓，就是一群糊涂虫（民者，冥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话各位难道没听说过吗？如果不趁现在征收户调时去办理，老百姓就只知道设立三长、校正户籍很辛劳，却看不到赋税徭役减少的好处，当然会心生怨恨。我们正应该利用征收户调的时机，让他们感受到赋税的公平，既能了解新制度，又能得到切实利益，顺着老百姓的欲求，推行起来就容易了。

著作郎傅思益说，按照九品差调法征税，由来已久，突然改变，恐怕会出乱子。

衣赐履说：好，解释一下九品差调法，又称九品混通法，之前收取户调，就是按照这个法子来的。

前面我们讲过，户调是按户来收的，但有的一户三五口，有的一户三五百口，都按一个标准收户调，显然很扯淡。

于是，九品差调法应运而生。

九品差调法，简而言之就是，按照每户人家的人口、土地、财产等生产资料的多少，老百姓被分为上中下三等，每等再分上中下三等，形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即所谓的九品，收取户调的时，品级高的相对多些，品级低的相对少些，体现出某种公平性来。

这么说，没概念，看一道应用题，大家就清楚了。

此题出自《张丘建算经》，好多专家学者都引用过。说是：

某地有上上39户，上中24户，上下57户，中上31户，中中78户，中下43户，下上25户，下中76户，下下13户，一共386户。规定按每户出绢三匹收取户调，相邻品级出绢相差二丈。问这九等户，各出绢多少？

此题应该是按照九品差调法征收户调而设计出来的。

列个方程计算一下。

共386户，每户出绢3匹，一匹为4丈，则一共出绢4632丈。

而各品之间的差额为2丈，设下下品上交X丈，则每升高一品，多交2丈，也即13*X+76*（X+2）+25*（X+4）+43*（X+6）+78*（X+8）+31*（X+10）+57*（X+12）+24*（X+14）+39*（X+16）=4632

计算可得，X为4丈，也即1匹。

也即是说，按照九品差调法，下下品每户出绢1匹，按品级依次上调，上上品每户出绢20丈，也即5匹，上上品是下下品的五倍，富人出绢多，穷人出绢少，确实体现了某种“公平性”。

不过，一个上上品户，可能有荫户三五十家，其生产能力是下下品户的三五十倍，但出绢仅仅是5倍，公不公平，一目了然。

好，我们回来。

反对实行三长制的臣僚不少，最后，冯太后拍板儿，说：

设立三长，田赋捐税就有了确定的标准，被包庇隐藏的荫户就可以核查出来，侥幸逃脱的人也将得到制止，为什么说行不通呢？

衣赐履说：冯太后一语点破了三长制的实质——要把荫户查出来，搞清楚，朝廷不能一直稀里糊涂的，弄不清自己的臣民究竟有多少。要知道，人，才是帝国最重要的资源。

二月十三日，开始设立党长、里长、邻长，重新核定百姓的户籍。一开始，老百姓都叫苦不迭，豪强大族更是反对。不久，大家发现，按照新制上交的户调只是以前的十分之一，于是，上下心安（既而课调省费十余倍，上下安之）。

衣赐履说：《魏书·高祖纪》载，二月甲戌，初立党、里、邻三长，定民户籍。因此，司马光大爷就把李冲的建议，放在了公元486年的二月。但李冲明明说了，立三长当与征收户调同时进行，何时征收户调？秋收之后，农闲之前。那为毛冒出一个二月？实际上，我们只要把“初立党、里、邻三长”理解为刚刚设置完成，而不是刚刚开始设置，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也即是说，三长制可能是与均田制同时开展的，甚至，有可能早于均田制，到了公元486年的二月，三长制初步完成。

还有证据吗？

还有。

《魏书·李安世传》中，李安世上《均田疏》，其中有“窃见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三长既立，始返旧墟，庐井荒毁，桑榆改植”之语，后面又有“高祖深纳之，后均田之制起于此矣”。显然，立三长先于均田制。

我估计司马大爷都晕菜了，故在《通鉴》中未引此句。因此，将“二月甲戌，初立党、里、邻三长，定民户籍”视为三长制初步完成，问题就解决了。

学术界普遍认定三长制始于公元486年，我认为值得商榷。

那么，这次改制顺利吗？

从史书记录看，改制过程中有反对，甚至反抗，但总体上还算顺利，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

受伤最深的当然是豪强大族，不过，只要他们肯服软，听招呼，朝廷还是会给他们一些优惠条件的。

比如，能够担任三长的，尤其是担任党长的，自当为高门大族，断不可能是大字不识、除了耕田什么都不懂的庄稼把式。担任三长后，有减免兵役的优待，干得好了，三年升职。此外，在新税制中，也为大族作了相当的考虑，比如奴婢、耕牛也可以分田，当然也要收取相应的户调（可参详《魏书·食货志》，此处不再多言）。说白了，大族只要听招呼，让渡一些条件，可以依然享受你的大族生活。

本年（公元486年），十一月，朝廷商定，地方官的俸禄，与其所辖户口直挂钩，户口多的工资多，户口少的工资少（议定民官依户给俸）。

衣赐履说：改制并非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核查户口非常繁琐，阻力很大，地方官的工资与辖区户口挂钩，就是对他们的激励——你清出的户口越多，你的工资就越高。显然，冯太后和孝文帝把打击豪强大族当作一项长期国策。

注意，这里的豪强大族，应该既包括汉人大族，也包括鲜卑贵族。

本年，北魏重新划分设置州郡，一共三十八个州，其中十三个在黄河以北，二十五个在黄河以南。

最后，我们探讨两个问题。

问题一，老百姓所交户调真的仅为以前的十分之一吗？是否上上下下都很满意（既而课调省费十余倍，上下安之）？

改制之前，户调为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谷米二十斛；另外还有帛一匹二丈，作为地方政府办公经费（调外）。班禄制实行之后，又增加帛三匹，谷米二斛九斗，二斛九斗，地方政府办公经费增加到二匹。

改制之后，一夫一妇的民调为帛一匹，谷米二斛。

我们对比一下谷米。史书没有记录改制前后户数的变化，这种对比略显粗疏。不过，对政府来说，其改制后的户调收入必高于改制前，否则就没必要改制。那么，改制前户调谷米二十斛，改制后为二斛，则显示户数至少增加了十倍，可见，改革力度之大。那么，从户调征收标准来看，“既而课调省费十余倍”，大概是说得过去的，但具体到每一户的征收额，则由于“户”的规模变化很大，不宜比较。

至于说上上下下都很满意，那肯定是扯淡。

朝廷满意，大约是可信的。老百姓是否满意，就得打个折扣了，比如，荫户变为良民后，其户调或许减少了，但需要服兵役。对豪强大族而言，一定是不满意的。总盘子就那么大，重新分配之后，朝廷满意了，老百姓也基本满意，如果豪强大族也很满意，则超出了我的认识范围。

问题二，淮南王拓跋他为什么建议取消班禄制？

《魏书·高闾传》载，淮南王拓跋他上奏，请求恢复旧制，取消官员俸禄（淮南王他奏求依旧断禄）。

我了个去，这是个傻子王爷，还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症？

史称，拓跋他身长八尺，美姿貌，谨慎忠厚，武艺过人。在太武帝拓跋焘时代，拓跋他就开始南征北战，即使不是最能打的将领，也立下不少战功，“威名甚著”。后出任雍州（州政府设长安）刺史，“绥抚秦土，得民夷之心”。公元485年，十二月，拓跋他七十岁，升任司徒。公元488年，拓跋他去世，孝文帝亲自吊唁，极为哀痛。

冯太后对拓跋他的奏议相当重视，下令群臣讨论。

显然，这个貌似愚蠢的奏议，并不愚蠢。

中书监高闾上书驳斥拓跋他，除阐述发放工资对于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意义之外，还有“置立邻党，班宣俸禄，事设令行，于今已久”之语，这就透露出，班禄制和三长制、均田制是紧密联系的。

有了工资之后，反而利益受损，似乎有些诡异。然而，班禄制是建立在均田制和三长制，以及新税制上的，那么，我只能认为，拓跋他认为，他的工资不足以弥补他的损失，或者他所属集团的损失。

作为个人，拓跋他可能损失了不少“荫户”，但作为宗室，作为鲜卑集团成员，他可能看到了所谓的均田制、三长制，实际上都是汉人的制度，他发现，自从领取了工资之后，鲜卑人正在向着汉化的方向坠落，老爷子痛心之余，奏请取消官员俸禄！他大概认为，取消了官员俸禄，就不用多收税了，进而不用立三长、分土地，继续保持鲜卑的民族性。

学界一般认为，班禄制、均田制和三长制、新税制是密切相关的一个有机体，班禄制引发并催化了其他几项制度。

然而，我循着拓跋他老爷子的思路，我仿佛看到冯太后和孝文帝设下的一个局。

我感觉，均田制、三长制、新税制，早就在祖孙俩的计划之中，但这几件事儿都很难，特别是清查户口，更是难上加难——很可能派出去核查户口的干部，自家就有很多荫户。

欲将取之，必先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