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徐鲁青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李欣媛
伊朗战争在新闻里每日刷新，但它的含义却并没有因此变得更清楚。我们看到炮火照片、哈梅内伊之死、油价与航线随之起伏的曲线，却很难在这些碎片里读出——伊朗何以成为伊朗，冲突为何突然升级，又将以怎样的方式外溢到中东乃至世界。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昝涛长期研究中东与伊斯兰世界，从2008年起，他开设通识课“伊斯兰教与现代世界”。在他的观察中，很多学生关注中东地区的热点新闻，却缺少面对历史的耐心。他们对伊斯兰教的普遍误解，是“将特定宗教与极端主义结合起来，武断地用宗教来解释历史和现实”。
在伊朗战争持续升级之际，界面文化采访了昝涛，围绕冲突升级的历史尺度、以伊关系从“影子战争”走向公开对抗的动因，以及中文语境里伊朗的常见误读等话题展开讨论。在中文世界，关于伊朗的想象往往和头巾、宗教警察等画面联系在一起，而中东的长期动乱则简单归结为伊斯兰教的本质问题。昝涛提醒我们，简单明晰的解释往往是可疑的，把中东的复杂政治缩减为宗教问题，既是一种智识上的惰性，也会遮蔽更复杂的成因。
当地时间2026年3月13日，伊朗德黑兰，空袭后现场升起浓烟。当日（星期五），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引发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的背景下，伊朗首都德黑兰多地传出连续爆炸声。（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美以伊军事冲突：从“影子战争”到公开对抗
界面文化：从历史上看，这一次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算是什么级别？
昝涛：从时间尺度看，如果只看不远的过去，比如从去年算起，2025年6月有过一场被称为“十二日战争”的冲突，与那一次相比，这次的烈度和级别显然更高。无论是行动规模、打击目标，还是目前透露出的行动性质，都可以说是空前的。
首先关键在于目标的升级，这次打击不只是针对伊朗的核能力与部分军事设施，而是显露出明确的指向政权更迭的意图。过去很多年，以伊对抗更多以“影子战争”或“代理人战争”的方式展开，因为伊朗在中东地区拥有多层代理网络，比如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还有此前叙利亚政权等，以色列主要也是围绕这些代理力量展开打击，也就是针对过去常说的“抵抗之弧”。去年以色列也曾对伊朗本土实施过轰炸，但总体仍属于有限打击。
但这一次的规模、影响与外溢效应，已经更像一场趋向全面的对抗，它不再停留在代理战争或有限军事行动的层级，已经把对抗推向了更直接、更全面的战争状态。
界面文化：过去几十年里一直都是影子战争，为什么现在走到了全面战争这一步？
昝涛：从攻击方角度看，以色列最常见的说法是：按他们的判断，伊朗在核能力上的推进已经到了可能威胁以色列生存的程度，所以需要先发制人，用更强烈、甚至带毁灭性的打击方式，把威胁在形成之前打掉。以色列一直强调自己面临生存威胁，这也和它追求所谓绝对安全有关。
但除了以方的这套安全叙事，还有一些迹象也值得关注。近些年，至少从2023年哈马斯与以色列的冲突升级以来，内塔尼亚胡在国内面临腐败等司法指控的压力，执政联盟里更强硬的右翼力量也在对其持续施压。从他个人政治命运的角度看，让以色列长期处在一种战争/动员状态、并让公众相信只有他能带来更多安全，这类因素也可能推动现在的冲突升级。
从美国角度，尤其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战略目标来看，比较直接的一种解释是：他需要在中东地区战略层面拿到一个“胜利”，为中期选举加分。此外，特朗普也需要这样的“胜利”安抚MAGA运动，以及转移国内众多问题的注意力；也有观点认为以色列、甚至内塔尼亚胡个人对美国起到了很强的影响：你可以说是游说，也可能是裹挟，但到底是哪一种，我们现在很难下定论。甚至很可能，美国也并不清楚自己的战略目标。
另外还有更直接的因素，比如情报层面：以色列长期经营渗透，可能掌握了更多伊朗高层的信息。从结果看，一开战就打死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这件事发生，那说明它的情报和精准打击能力非常强。这也可能促使以色列更有把握地去施压或劝说美国在这个时期动武，以为可以取得更大成果，甚至推翻伊朗现政权。当然，它们对伊朗的判断未必都是准确的，误判也可以是一个因素。
总体来说，可能就是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
界面文化：现在这一场战争你觉得会对未来产生什么影响吗？不管是对世界，还是对中东。
昝涛：从第一阶段的军事和政治目标来看，比如摧毁伊朗的重要军事设施，甚至“斩杀”最高领袖以及一批军政领导人，美国和以色列这次侵犯伊朗主权的“战绩”是可观的，尤其它们还较大程度掌握着舆论上的主动权，他们可以“宣布赢”。
接下来的影响，取决于伊朗还剩下多少反击能力，以及这种反击能力会推动它采取多大程度上的报复。但从伊朗政治角度看，网上有句玩笑：美国用10天时间把伊朗最高领袖从哈梅内伊换成了“哈梅内伊”。这其实说明伊朗的这个政治体制，尤其维持政治稳定的制度，仍然有较强韧性。
再从全球角度看，战争的外溢效应首先体现在能源方面。比如在我们国内，油价突然早上醒来就涨了五毛多。这种影响是全球性的，它会影响全球能源市场，也会影响重要生产大国的成本，工业生产成本、生活成本都会上升。美国主导的全球化长期受益于全球大量廉价工业产品，而长期推高油价也会反噬美国，也会让很多已经去工业化的西方国家生活成本大幅上升。
美国现在经济主要靠金融和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里最标杆的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背后靠算力，算力背后靠大量能源的投入。伊朗这次反击中也打击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算力中心（数据中心），这也是有标志性意义的。更不必说，能源价格上升，当然可能牵累美国经济：通胀、经济停滞的风险都会增加。
所以如果伊朗与美国、以色列的战争拖得很久、不断升级，这种情况对美国也不利。反过来，对一些产油国，尤其高度依赖石油出口的国家，油价上涨未必是坏事。比如已经陷入俄乌冲突危机的俄罗斯，油价上涨可能反而对它有利。从这个意义上，对美国及其盟友来说，这也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
所以总体来看，目前更像是美国和以色列赢得了一些表面上的胜利，比如摧毁军事设施、斩首最高领袖，对特朗普、内塔尼亚胡这样的政治领导人来说，这也是可以吹嘘的“政绩”。但对伊朗，从国家层面来说，要想摧毁它还远着呢，没有那么乐观。
昝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
把伊斯兰革命当作“逆流”解释，是简单粗暴的看法
界面文化：伊朗是我们经常听到但又不熟悉的国家，中文互联网对它的印象，比如保守化浪潮、全面伊斯兰化，伊朗女性限制上学等等，这是不是遮蔽了一些复杂性，另外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在中东的角色大概发生了什么变化？
昝涛：伊朗是一个长期被污名化、甚至被妖魔化的国家，刻板印象在全球都非常严重。比如你提到“伊朗女生不能上学”，这肯定是错误的。伊朗教育普及程度很高，女性受教育程度也很高。甚至这次（目前还没有完全定论，但基本可以确定），一开始就有一百多名学生在轰炸中遇难，那是一所学校，而且是女子学校。
很多人因为对伊斯兰的偏见，看见头巾就觉得伊朗社会一定非常压抑，但情况未必都像刻板印象里那样。我2012年第一次去伊朗就发现，在很多城市，特别是德黑兰这种大城市，女性戴头巾也并不像想象中那么严格，很多人戴得很松散，花色也很多，并不是裹得特别严实。
因此巴列维王朝时代的伊朗，长达半个世纪整体是亲西方、尤其亲美的。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后，人们常会拿很多照片来对比，说革命前的伊朗更开放、更西方化，看起来更繁荣，革命后似乎就被宗教化包裹起来。革命前，伊朗和以色列、土耳其都是美国的亲密盟友，整体上在冷战格局里，它们是美国在中东很重要的战略支柱：伊朗和土耳其那时都反苏、反共，同时也面临国内左翼激进思潮、库尔德问题等挑战，所以有不少共同点。
伊斯兰革命成功后，伊朗的政治性质和对外主张发生了很大的逆转。它的意识形态就是反美、反以色列，“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然而实际上，1979年这场打着伊斯兰旗号的革命，并不完全由宗教人士在其中扮演主导角色，伊朗很多自由派、左翼也参与了，共同参与了反对专制王权的斗争。它其实是一场很深刻、追求社会平等的政治革命，主要面对的是专制独裁的巴列维王朝。尽管当时巴列维王朝带来一些经济数据上的繁荣，以及更亲西方的外在形象，但那是一种畸形发展：社会不平等、两极分化，中下层民众、教士阶层等的利益广泛受损，这些都是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
伊斯兰革命胜利后，伊朗也开始向中东其他国家输出革命，比如支持真主党、哈马斯、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也门胡塞武装等。这也是1979年之后它在中东地缘政治格局里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开始在地区层面形成一种以伊朗支持的什叶派力量为核心的政治布局。从我研究的土耳其的角度来说，面对伊朗输出革命的威胁，它的官方意识形态发生了很大转变，出现了“土耳其-伊斯兰一体化”，特别重视利用本国版本的伊斯兰去对抗伊朗革命的影响。
当地时间1979年1月31日，法国巴黎附近的诺夫勒勒沙托，伊朗前总统哈桑·鲁哈尼（背景右二，戴头巾和眼镜）与流亡反对派领导人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中，白胡子）及其同伴一同走出别墅，准备登上飞往德黑兰的法航“珍宝客机”。尽管美国支持的伊朗国王当时已逃离该国，但霍梅尼从法国小镇诺夫勒勒沙托流亡归来时乘坐的波音747飞机降落被视为伊斯兰革命的真正开端。近五十年后，诺夫勒勒沙托仍记得阿亚图拉·霍梅尼在伊夫林省村庄的到访：他在那里居住了四个月，随后于1979年返回德黑兰推翻国王。（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界面文化：当时在巴以问题上，伊朗面对巴以的立场是什么样的？
昝涛：首先中东地区的政治格局大体可以分四块：土耳其、波斯/伊朗、以色列，以及多个阿拉伯国家。
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和以色列在当时应该说是战略盟友，都共同警惕阿拉伯民族主义。但伊朗并不是完全站在以色列一边，而是搞相对平衡的策略，那时伊朗承认巴勒斯坦人有合法权利，同时也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这一点很关键。伊朗的主张更倾向于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也就是当时不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武装斗争。
伊斯兰革命之后的伊朗就不一样了。此后，伊朗基本上是明确反对以色列（当然这不等于是反犹），否认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所以，它与以色列很快就断交了。这个立场变化也意味着：从承认生存权、主张和平解决问题，转向“支持抵抗、武装解放巴勒斯坦”。
伊朗也采取过很多象征性的行动来表达这种革命态度：比如关闭以色列驻德黑兰的大使馆，把使馆交给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霍梅尼还号召全球穆斯林支持巴勒斯坦事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革命前显然不是这种态度。某种意义上，伊朗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投入，也和它输出革命、争夺中东地区领导权结合在一起。
界面文化：你之前提到，中东国家政治动荡里有两条冲突主线：一条是民主和专制之间的冲突，一条是世俗主义和政治伊斯兰的冲突。在伊斯兰革命里，这两条线看起来很清楚。
昝涛：当然，我们用的这些概念，很多也是西方学术界研究伊朗革命时总结出来的。所谓“民主与专制”，用社会科学的语言说得很简单，但具体到伊朗，当时巴列维王权虽然有很好的经济数据，但它的发展并没有真正解决广大中下层的经济困境，而且还带来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不同的抵抗声音，王权用军队、秘密警察等高压手段去平息不满。所以从伊朗社会的角度看，具体上并不是民主与专制的问题，确切说是存在一种民众与独裁/专制王权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政权如何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问题。
再说“世俗主义与政治伊斯兰”。巴列维王权走的是世俗化、西方化路线；伊斯兰革命之后，原来世俗化、西方化的路线基本被逆转，至少在短期内出现了社会生活的全面宗教化。最重要的其实是政治体制的改变，但最常见的就是刻板印象里那些：强制戴头巾、宗教警察介入日常生活等。革命之后也有大量不满的人离开伊朗，据说有上百万。但留在伊朗的人里，特别是城市中产阶层、以及后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一方面保留着对过去世俗生活的记忆，另一方面在今天这个时代，社会不可能真正被封闭，他们了解外部世界，也渴望更宽松的西式世俗生活。围绕这种社会经济问题和对世俗生活方式的渴望，伊朗内部的社会动荡多次发生：既有内部中产与年轻人的真实诉求，也有外部力量试图利用这些东西的因素。比如之前2022年围绕一个女孩因头巾问题被警察逮捕后不久死亡引发的动荡，也可以看作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宗教化治理之间的一种对抗，但这种对抗往往是多因素存在于其中，一般不是单纯的宗教和世俗问题。更准确说，它像围绕两种价值观的撕裂，一直贯穿在伊朗历史当中。
1977年起，伊朗爆发大规模的反对国王的群众运动。1978年，各地游行示威不断升级，群众抬着霍梅尼的画像，高呼“打倒国王，建立伊斯兰教国家”的口号。1978年8月，国王巴列维更换内阁，宣布对首都德黑兰等12个大城市实行军事管制，并出动大批军警镇压反对者。在德黑兰，有数万示威者被打死，由白色革命累积的不满情绪至此达到了巅峰，最终引发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界面文化：你提到把这些概念拿出来总结中东政治，本身是一种比较西方的二元用法，在这个视角里，它会怎样忽略对具体问题的理解？
昝涛：因为这种视角里其实内设了一个“进步/落后”的二分法。比如好像“世俗化”就一定代表进步。所以前段时间有人说，“把伊朗推翻了，把巴列维王权再弄回来”。我觉得这种想法就是受到二分法影响，好像巴列维王朝就代表进步，代表伊朗年轻人向往的西方，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世俗主义王权有它非常不好的、专制的一面，但这一面往往在“世俗/伊斯兰”的两分光谱里被遮蔽了，好像只要是世俗主义就是进步的。
反过来，伊斯兰常被刻板印象视为落后，但也完全不是这样，像伊斯兰革命在伊朗的发生就有它进步的一面：它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平等、关注正义，它在当时是反专制、反独裁、追求平等的。这些其实是普遍性的人类共同价值与追求。而且它当时能动员那么大范围的底层民众和宗教阶层，是不可能只靠宗教口号的，而一定有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原因共同发挥作用。
当然，之后建立的“教法学家监国”这个体制也带来了它的问题，比如社会压抑，但未必都是宗教性的，而是有着复杂的伊朗国内外政治的因素掺杂其中。换个视角看，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所谓“世俗性”，也需要有所质疑，基督教和犹太教在他们那里影响也很大。所以我想说，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尤其“世俗/宗教”二分，不太容易让我们看到现实的复杂性。
当地时间2026年3月13日，伊朗德黑兰，空袭后现场升起浓烟。周五伊朗首都德黑兰多地传来连续爆炸声，此前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界面文化：你之前说过，分析当代伊朗最重要的切入点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而不是伊核问题。为什么会这么判断？
昝涛：因为伊核问题是在伊斯兰革命之后出现的，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带来的巨大压力，首先是全方位制裁。伊朗当然不会坐以待毙，而是要想办法突破，就至少出现了两个方面的情况：第一，就是我们刚提到的输出革命，也就是说把压力向外转移，在外部培植支持势力，来分散自己承受的压力，也就是打破孤立、对抗美国。这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考虑。
第二，核问题也是在类似处境下出现的，从现实政治角度，一个国家如果拥有核武器，会形成巨大的威慑。以色列未公开承认拥有核武器，但被广泛认为拥有约80-90枚核弹头，所以，以色列以不同形式保留着这种威慑。伊朗的核计划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得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但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美伊关系急剧恶化，美国中断了所有核合作，并将伊朗的核活动视为潜在威胁。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一度中断了核计划，但后来在两伊战争等巨大生存困境和美西方制裁带来的危机压力下，重启了核计划，这才有了后来的伊核问题。
所以倒过来看，伊核问题其实是伊斯兰革命及其后伊朗面临的地缘政治危机带来的结果之一，而不是理解伊朗问题的起点。
界面文化：很多人想象一个社会“全面伊斯兰化”之后，会觉得它跟现代性有很多冲突。
昝涛：伊斯兰教当然有它的特殊性，但在中文世界，人们对伊斯兰的印象，很大程度也受到西方传播的伊斯兰形象影响。实际上今天绝大部分穆斯林国家并不是全面实行伊斯兰教法的国家。比如土耳其，它原来是所谓世俗化的榜样，很多人说埃尔多安时代“开历史倒车”“逆流”，其实土耳其也没有出现把社会全面伊斯兰化、实行沙利亚（伊斯兰教法）统治的那种情况，那也不是他们的目标。
很多人对伊斯兰的恐惧，往往是被沙特、伊朗这种宗教化程度比较深的国家的负面形象所影响，然后就把伊朗简单归结成“政教合一的教权国家”。但伊朗其实很复杂。尤其这次伊朗高层受到打击之后，很多人才开始稍微关注伊朗复杂的政治体制。你会发现，它不是一个教士阶层掌控一切的社会，它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制衡体系：最高领袖在重大问题上有最终裁决权，但伊朗仍然是共和国，它保留了一套比较接近现代国家的政治制度，包括选举制度；与此同时，它又有宗教阶层这条线，比如“法基赫监国”。这和霍梅尼革命之后什叶派宗教在政治上的追求有关。
另外，即便抛开伊朗这个案例，人们对伊斯兰的误解也很多。很多人把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宗教本身完全等同起来，这显然是一种刻板印象，也是一种以偏概全。
历史地看，伊斯兰代表了一个源远流长的文明传统。如果你稍微了解伊斯兰文本和历史，会知道它的根本精神也包含追求和平与敬畏。今天大部分穆斯林国家也没有把严格实行伊斯兰教法作为国家目标。即便是在实行伊斯兰教法的国家，我们也要看到伊斯兰法体系内部的实用性与灵活性——当然这又是另一个话题。
对伊斯兰的误解和刻板印象，不只是中国人，几乎是全球性的普遍现象。这让我想到一百年前的汤因比。汤因比作为重要的文明史家、专业知识分子，在英国曾经批评过一些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和文化名人。他大意是说：即便你不专门研究伊斯兰历史，只要稍微有点知识、读点书，就会发现伊斯兰文明与我们（西方文明）一样，我们和伊斯兰共享两条重要传承：希腊精神的传统、以及犹太一神教的传统。怎么可以对伊斯兰社会、中东社会有那样的偏见？
汤因比一百年前对英国人说的，今天回头看可能并没有根本改变。他说的是一种常识：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共享同样的文明传统。在英国这样近代以来自认为对世界了解足够深的国家，出现了汤因比那样的批评；在今天，中国在全球利益和存在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当然也会提出一种智识方面的需求——真正了解、平和认识其他国家、其他地区与其他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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