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翻到刘玉璞的消息，才知道她早就不在了。2009年5月11号，她一个人躺在台北的出租屋床上，心脏病发，三天后才被朋友发现。46岁，比我妈还小一岁。她演的赵敏我看过重播，白衣翻飞，眼睛亮得像能扎人，说话带刺但不伤人，有点拽，又不讨厌。金庸都说她像他心里的赵敏。可镜头一关，那姑娘连浴室门都不敢锁。

她五岁被接回家里，父亲是退伍兵，脾气硬得像铁块。洗澡不许关门，她试过一次，十二岁那年关了，父亲踹门进来，揪着她头发往地上砸，打完还亲她脸上的血印子，说“以后门开着”。妈妈就在厨房煮面，没出来，也没说话。她中学就自己住校，家里不给钱，晚上在夜市发传单，白天上课。后来考上市新大学，学的是广电，拍了个口香糖广告，被邵氏看中，跑去香港拍戏。真打真摔，威亚勒进肉里，回来自己擦药。没人问疼不疼。

红了以后，父亲上门要钱，骂她“忘本”，她怕他去电视台闹，只好塞钱。她不是不想逃，是不知道往哪逃。她在教堂认识张建中，一个牧师，说话温和，会听她讲小时候的事。她22岁嫁给他，事业正旺，却突然宣布息影。别人以为她嫁得好，其实她只是想找个人说“你不用怕”。结婚第二天，他第一次掐她脖子，说她化妆太浓，“不像个好妻子”。后来他打她，骂她“教会的脸都被你丢尽了”，还拦着不让她见朋友。她生了两个女儿，一边带孩子一边布置教会场地，贴海报、煮咖啡、招呼人。没人看见她手腕上的淤青，也没人问她为什么总在凌晨三点发呆。

2006年她离婚，净身出户。房子、钱、孩子全留下，自己搬进更小的屋子，开始教庄敬高职的学生表演课，也画水彩，出过一本小书，讲怎么把噩梦画成线条。她还在学校讲抑郁症，说“痛不是软弱，是身体在喊救命”。可没人信她真的快撑不住。2009年母亲节前一晚，她打给妈妈，说“妈，节日快乐”。那是她最后一通电话。三天后，朋友去她家拿借的画笔，开门看见她平躺着，眼睛闭着，手搭在胸口，像睡着了。

她得过抑郁症，看过医生，但没长期吃药。她说药让她脑子像裹着棉絮。她也试过自杀，吞过200颗安眠药，被救回来后在病床上画了一整本黑鸟，每只翅膀都不一样。她的心脏不好，偏头痛常来，可没人陪她复诊，也没人提醒她吃药。她教的学生记得，她上课常扶着讲台喘气，脸色发白，笑着说“没事，刚演完一场打戏”。

台湾1998年就立了《家庭暴力防治法》，可她二十二年挨打，没报过一次警。没人教她怎么申请保护令，教会的人说“夫妻要忍”，邻居听见吵架只当是“声音大点”。她离婚后靠教课和画插画过活，一节课三百块，画一幅水彩卖五百。她存不下钱，也不敢租好点的房子，怕贵。她最后住的地方没电梯，六楼，她爬上去要停两次。法医说她走得很安静，没挣扎痕迹。

她不是没努力。她住校、打工、考大学、拍戏、写书、教课、画画、讲心理课。她把最丑的事说出来，不是为了博同情，是想告诉别人：你也敢关上门。可没人接住她。

她走的时候，手机还充着电，桌上摊着没画完的荷花，铅笔断在纸里。

刘玉璞死了。